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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25 12:40:31瀏覽279|回應1|推薦17 | |
如何擺脫文學史的論述,來理解現代華語文學譜系?今天下午帶四名學生去聽王德威老師演講,講題是「華語語系的異托邦﹕ 駱以軍,黃錦樹,董啟章」。整場演講一氣呵成,從理論的闡述到作家作品的介紹,發人深省,觀點獨特,不僅讓學生見識大師的風範,我自己亦收穫匪淺。王德威老師以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異托邦觀點,說明生存環境中無所不在的文學可能。在理想的烏托邦與異化的惡托邦之外,老師認為文學的功能是以最精緻的語言化簡為繁,不受政治化的影響,去理解文本眾聲喧「華」的立場。社會乃是由許多異托邦組成的大集合,文學以複雜的思考,發揮想像力,遊走於一處處經過製作與發明、連綴各種時空的異托邦。這樣的立論挑動文化定位的可能性,也使文學充滿可辯性。 相對於「排除在外」的二元思考,老師提出最早由張愛玲所表述的「包括在外」,既相容又殊異,在內與外之間於是有了游離的縫隙,不排斥的距離。一種異托邦的存在。在進入華語語系文學脈絡之前,老師言及「勢的詩學」,迥然於溯源回首的「根的政治」,「勢的詩學」涵蓋對局勢、姿勢與氣勢等種種思考,非常耐人尋味,然後,再由語言流變的聲音問題延伸到審美姿態的書寫問題。老師以既不是裡面也不是外面的異托邦立場,分別將幾位不同的文學創作者並列介紹,完全不似過往文學史的歸類﹕ 如失蹤才子郁達夫與呂赫若、同屬左翼的楊沫(中國)與楊逵、曾任中共文化部部長的王蒙與作品被列為不健康反共小說的姜貴,以及巴金的《家》和產生裂縫的王文興《家變》。讓我感到有趣的,是老師戲說率領台灣反攻大陸的三大作家﹕ 張愛玲、瓊瑤與三毛,其作品在對岸受歡迎的程度令人訝異,是以《皇冠》創刊引領小資情趣的女性品味閱讀,其影響力實不亞於時報或聯經出版大陸流亡作家的作品。 演講脈絡進入當代的眾聲喧嘩後,老師強調台灣作為文化生產基地的重要性,如董啟章的著作便是由台灣率先出版的。接著,從李昂、黃碧雲、黎紫書等不同地域的女性文學,到舞鶴的漢人原民文學與瓦歷斯•諾幹的原民自我書寫,以及白先勇、邱妙津的同志(酷兒)文學。老師特別介紹從馬來西亞移民到台灣的留學生作家,如李永平、張貴興和黃錦樹,以異托邦觀點看待這些新住民,何嘗不是第一代的外省人呢?還有從台灣走出去的海外創作者,尤其是歷經保釣運動的左翼理想主義者,在目睹文革的破壞後,以文學救贖其幻滅與傷痛,如李渝及郭松棻夫婦。然後是莫言與駱以軍的相提並論,老師以為後者的作品絲毫不遜於前者,雖然有不少人以為台灣作家說故事的能力不及大陸作家,但關於敘事性的挑戰,老師提出的質疑是﹕「什麼是故事?」大陸固然有眾多苦難的故事可說,但是駱以軍《西夏旅館》以不同的方式講述苦難,亦有其不可替代性,那是現今大陸作家所難以想像的。我沒看過《西夏旅館》,但聽過駱以軍的演講「發光的房間」,他真的很會說故事,而且那味道與路徑就是和別人迥然不同,難以抄襲或拷貝。王德威老師顯然非常欣賞此部作品,一直叮嚀在場的學生要買來看,並認為外省父親與台灣母親的組合,構成此書身分界定的異托邦,同時盛讚作者以詩的意象與筆觸經營全書,面對文明存亡的問題,能以百轉千迴、充滿想像的語言加以書寫,非常動人。 在駱以軍之後,另一位被推薦的作家是來自馬來西亞的黃錦樹。「歷史是債務,對我而言是條破船,而形式是修補術」,文學可不可能成為修補歷史的方式?當然也可能成為摧毀或錯過的方式。老師認為文學就是政治,華語作為一種不被政府承認的語言,馬華作家於艱難政治情境下持續寫作,卻能在被壓抑中創造出超越香港的文學成就。如黃錦樹的《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以嘲弄方式寫海外華人建立人民共和國,明顯和大陸的政治體制形成對比,頗堪玩味。適巧最近我剛看完黃錦樹編選的《散文類﹕新時代「力與美」最佳散文課讀本》,裡面收入王安憶〈漂泊的語言〉,文中便比較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對待華語的態度﹕「(新加坡)人們說什麼樣的語言於他們的生存位置都沒有影響,這大約便是我們所見的,這個華人國家裡,華人安之若素地說著別民族的語言情景的原委,這與後來我們在馬來西亞見到的景象成為鮮明的對照。馬來西亞的華語,用女作家朵拉的話來說,就是,『那是我們的命!』」所以即使是在必須學習馬來語,又必須學習英語這樣繁重的語言負擔底下,他們仍都會說流利標準的華語,雖然受到政治、經濟的排擠與文化的歧視,然而語言是他們的命根子,無論如何也不能放棄,這是馬華作家的困境,也是動力。老師最後介紹董啟章的《V城系列》,這一套書我買了也看了,但不是很能進入作者用後現代文字寫前現代的未來考古學,那是沉重的歷史視野,想像一個城市的興亡,以遺民觀點去回想香港被滅後的城市記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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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