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及《儒林外史》，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是以我們多半以諷刺小說看待此書。但今日下午至國家圖書館，聽胡衍南以研究《金瓶梅》的世情小說角度，「誤讀」《儒林外史》一書，煞是有趣。其實魯迅亦曾以「聲態並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來評論《儒林外史》，故此視角應頗有可觀之處。

　身為研究《金瓶梅》的專家該如何跨界談論《儒林外史》？胡衍南一開始便以周星馳在《喜劇之王》中的台詞自嘲﹕「我只是個送外賣的。」說明自己是順著《金瓶梅》的啟示，開發「誤讀」《儒林外史》的幾種方式，在此分享送外賣的心得。他希望讀者不要只從文意學的角度視其為諷刺小說，也不要只關注八股文取士的科舉批判，這樣可能縮限了此書格局，不妨將它視作從世情小說分出來的支流，穿透對科舉考試的諷刺，看到這個制度產出的各種扭曲人格，及其背後的文化反省。就像《金瓶梅》裡說的是﹕對於我們所不了解的世間男女，要有更多的尊重，誠如對李瓶兒之死耿耿傷痛的西門慶、給了武大郎自己最後積蓄的潘金蓮，他們揭露了人物臧否背後的複雜性，也提示了《儒林外史》中讀書人變呆變壞變勢利的有跡可循，不宜低估作者對他們的理解與同情。

　於是從全書〈楔子〉的王冕談起。胡衍南以宋濂〈王冕傳〉為對照，讓我們看到小說與正史不同之處，藉王冕對母親的言聽計從，以及與秦老的互動，凸顯出吳敬梓對儒家「孝」「仁」精神的重視；透過王冕和書之間的關係，表達讀書目的乃探究宇宙道理的純粹，彰顯讀書人的尊嚴；將正史中的畫梅改成小說中的畫荷，讓王冕能藉此謀生，說明讀書人有謀生之道才能對抗誘惑、面對挫折。相對於第二、三回周進與范進彷彿麻辣鍋式的刺激重口味，第一回的王冕書寫，有一種隱隱約約、恍恍惚惚如田園牧歌式的遙遠，像是難以召喚的過去與理想。顯示這樣的人物典型，在生活中並不易尋覓，展現了作者的現實感。正史中的王冕是狂人，並且屢試不中後才棄去，反倒像是小說中的杜少卿，也就是作者吳敬梓的自比，透過改寫後的對比，可以看到人物的立體脈絡與作者用心。

　胡衍南接著提問﹕為何在王冕之後，由周進和范進打頭陣？ 這樣的設計有何目的？ 之前教〈范進中舉〉課文時，我只知道讀書人被科舉功名迷亂心智的悲哀，卻未能從周進的遭遇分析起。考了幾十年依舊不中的周進被迫當老師謀生，被所有不堪的人踩在腳下不敢吭聲，卻還是被開除，從頭到尾不見「忍耐」二字，只因卑微的他覺得這是應該的。周進和范進都是科舉制度的受害者，因為不甘心，所以屢敗屢戰，直至戰不下去而崩潰。跨越時空來到今日，在現今考試制度下受傷的，不只是被淘汰者，還包括看似成功的人，像是一路過關斬將的明星學校學生，他們的身體與靈魂也在這過程中被傷害，或扭曲。想到我那些輸不起的孩子們，躲在人生勝利組的光環下，卻只能獨自在黑暗中迷惑無措，真的令人心疼。教育，應該要鍛鍊出更強健的身心，而不是短視近利的態度與患得患失的情緒。

　演講過程中，講者一直提醒聽眾﹕ 書中所關心的讀書人群相是很全面的，千萬不要以為只有周進、范進這一類的人。其實《儒林外史》最愛寫的是名士群，這些名士身處體制之外，對於體制有一定的疏離與抗拒。明代中期後的名士特別多，可分成三類﹕ 一是沒有分辨能力的公子，二是以杭州西湖為中心的詩人，三是裝模作樣的狂妄者。這些人都是規矩之外的非主流者，善於作假、造作，甚至成為詐騙集團，誆人取財。胡衍南以馬純上和匡超人兩位名士為例﹕ 先舉例說明前者到了西湖只關心飲食與美色的俗不可耐，並且引喻失當，以《中庸》盛讚土地之詞來讚美西湖，明顯失去感應外在世界的能力；再就匡超人由孝親之人淪為詐騙集團的過程，談人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轉彎處，對應第一回的王冕，可知人生不是只有參加考試一條路，從偽造文書到當槍手，何嘗不是世情百態的一種？

　若能跳脫諷刺小說的框架，留意《儒林外史》中的細節描寫與次要人物，亦可發現不少值得讚賞之處，如寫飲食的到位，寫胡屠戶的浮誇等。雖然主講者謙稱這只是一場分享送外賣的心得，但在場的聽眾顯然都品嘗到食物的美味，從情節的安排、人物的雕塑到小說家的企圖說明，外送的時間和食物的溫度都恰到好處，口感特別，真是一頓飽足的饗宴，融世情於故事之中，即便「誤讀」，也是場美麗的錯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