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624年荷蘭在安平建立基地以拓展跟中國的貿易，西班牙唯恐荷蘭獨霸台灣，於1626年派馬尼拉艦隊到基隆建立軍事基地，直接在軍事、貿易、和傳教上跟荷蘭爭奪台灣地盤。十七世紀西班牙據台是天主教首次進入台灣傳教，短短十六年間，先後有47位傳教士到過台灣，駐台超過五年的傳教士有十多位。西班牙傳教士在台灣的活動、生活、傳教經過、軍教關係、和傳教成績如何？再再讓人好奇。本文根據西班牙籍的台大教授飽曉鷗（Jose Eugenio Borao Mateo）在西班牙和菲律賓等地圖書館收集史料，編撰《Spaniards in Taiwan 1582-1641 西班牙人在台灣》兩冊中的資料，介紹這段時間西班牙傳教士在台灣的事蹟，給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1626年西班牙佔據基隆時四位傳教士隨行

1624年荷蘭人在台灣安平建立基地，西班牙人於1626年5月從馬尼拉派遣艦隊到基隆建立基地。當時西班牙王國在全球擴張，為的是3G，即Gold-經濟利益，God-傳播基督信仰，和Glory-國王和個人的榮耀。帝國擴張依靠的除了軍隊外，還有傳教士。1626年5月和赴台遠征軍同行的就有道明教會的馬地涅思神父（Bartolome Martinez）等四位傳教士。登陸後，西班牙人在和平島建造了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城堡，馬地涅思神父主持建造了一個小而簡陋的教堂，為西班牙人做彌撒和告解。1628年西班牙到淡水建立基地，馬地涅思神父隨軍前往，協助建立一間教堂，但馬地涅思神父卻於次年意外死亡。1629年8月，駐安平的荷蘭軍乘船到淡水偵查，和西班牙駐軍發生小規模衝突，事後馬地涅思神父從淡水到基隆報告，途中所乘船隻翻覆，神父溺水身亡。

西班牙據台期間先後有47位傳教士到台灣

西班牙佔據基隆後，除了最先赴台的道明教會（Dominican）之外，陸續有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奧古斯丁會（Augustinians）、和方濟各會（Franciscan）的傳教士赴台傳教。根據鮑曉鷗(Jose Barao Mateo)製作的列表，西班牙佔據基隆淡水（1626-1642）期間，先後有47位西班牙傳教士到台灣，每年駐台傳教士人數在4到20人之間（詳見備註二），高峰期1633-1636年間，有17-20位傳教士駐台。當時台灣是從馬尼拉到日本或中國的跳板，因此有些傳教士為了到日本或中國短暫停留基隆，也列入統計中。

葡萄牙和西班牙因為王室姻親關係，於1580到1640年間組成伊比利亞聯盟，因此來台的傳教士大部分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其他有一位Lorenzo Amedo出生於菲律賓，一位Amador Acuna出生於澳門，還有三位日本人，即Nishi de San Jacinto（出生於九州，俗名西六左衛門），Tomonaga de Santa Maria（出生於九州），和Felipe del Santo。1633年日本鎖國，禁止國內基督信仰傳播，因此有日本天主教神父轉赴馬尼拉或台灣傳教。當時已經有日本人升任神父，可見西班牙人在日本傳教已經獲得相當的成績。

5位傳教士駐台超過八年

47位傳教士中，駐台超過五年的有十多位，八年以上的有5位：西門涅思神父（Andres Jimenez，1629-1637駐台8年）；阿蘭達神父（Gaspar de Alenda，1633-1642駐台9年），在1642年荷蘭人進攻基隆時喪生；耶穌士神父（Onofre de Jesus，1633-1642駐台9年），1642年被荷蘭人俘虜。吉洛斯神父（Teodoro Quiros，1632-1642駐台10年），1627年到菲律賓，學會了流利的菲律賓Tagalo語，1632年抵台傳教，1642年投降荷蘭後被俘，起先囚禁在安平，後經巴達維亞（即今印尼雅加達）輾轉於1643年2月乘船返回馬尼拉。吉洛斯在台灣用原住民語編寫了傳教教材和字典，留下很多紀錄。另外一位駐台十年的法葉慈神父（Francisco Vaez，葡萄牙人，1626-1636駐台10年），於1626年隨第一批遠征軍抵台，1628-1629年間到淡水散拿（Senar）原住民村建教堂傳教。1636年初，法葉慈神父計劃到附近敵對散拿人的板桃（Pantao）村傳教，散拿人認為法葉慈背叛，將他殺害。法葉慈十年的辛勞不但沒有回報，還魂留異鄉，實在不幸。

編寫馬賽語詞彙字典及教材

向原住民傳教，必須先學會當地語言，編寫原住民語的天主教教理教材，才能開始。當時基隆、葛瑪蘭、和淡水原住民使用不同的語言，但多通曉馬賽語，西班牙傳教士學習的是馬賽語，也是用馬賽語編寫教材。1627年抵台的阿瑟維多（Francisco de Acevedo）可能是最早編寫當地語言教材的教士。1629年阿瑟維多離台後，接續這項工作的是1631年夏天抵台的艾斯基委神父，和1632年抵台的吉洛斯神父，他們完成了《淡水原住民語詞彙》及《淡水語言教理》，因為年代久遠，教材都已經遺失，非常可惜。

對原住民的傳教工作

西班牙人初佔據基隆時，就遇到一位可能躲避日本對天主教的迫害逃到台灣的天主教徒。這個日本人住在原住民村落中，娶原住民為妻，生了兩個女兒。當西班牙人剛抵達時，這個日本人和其他原住民逃到河岸對面。但他將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視為同志，說服原住民跟西班牙人合作。這個日本人請求西班牙人他的女兒施洗，並要求施洗儀式華麗莊重。西班牙人也樂於配合，施洗時以火繩槍放禮炮行軍禮，展示給原住民，讓他們看得目瞪口呆。

當傳教士比較能夠掌握原住民語言，並有簡單的傳教教材後，就進入原住民村落送小禮物，建立友情，開始傳教，並說服原住民讓西班牙人在村中建教堂，讓神父入住村中傳教。史料中記載在淡水的傳教過程最詳細，請參閱《十七世紀西班牙在淡水的殖民統治》一文，此地不再重複。一般來說，原住民孩童可塑性高，學習能力強，比較容易接受天主教，但成人就難以改變信仰。文獻中有一段傳教士如何使成人受洗的記載，很有意思。西門涅思神父去看望一個生病的老人，勸他信教，以得永生，老人埋頭遮耳不願意聽。兩天後神父再去，告訴老人如不信神死後會下地獄，老人有些軟化。西門涅思神父在老人身旁禱告半小時後，奇跡發生，老人點頭，神父當即為他施行洗禮，又多了一位原住民天主教徒。

傳教工作涵蓋的地區

西班牙人據台期間傳教工作主要在基隆、淡水、和三貂角地區進行。北投、汐止、和新莊地區只偶爾前去，沒有積極地展開傳教工作。被馬尼拉認可的五座教堂就在基隆、淡水、和三貂角：1627年認可在和平島服務西班牙人的諸聖堂（Todos Los Santos），1633年認可服務原住民的基隆大巴里（Taparri）聖約翰堂、基隆基毛里（Quimaurri）聖若瑟堂，和淡水散拿（Senar）玫瑰聖母堂，1635年認可的三貂角（Santiago）教堂。有一處在基隆漢人“生意人sangley，即漢人商販”聚居處建了教堂，為服務到台灣尋找商機的馬尼拉天主教華僑商人，但因貿易沒有進展，來訪的菲華人數不多，因此空有教堂，沒有傳教士服務，也沒有被馬尼拉認可。

慈善救濟會，醫院，和神學院

1632年艾斯基委神父回到基隆後，向基隆長官阿而卡拉索（Juan de Alcarazo，1629-1632任台灣長官）募集四千披索，和從馬尼拉募得兩千披索，成立慈善救濟會以建立服務原住民、漢人，和日本僑民的醫院。但工作沒有進展，慈善基金閒置，被軍政府借去週轉。1640年台灣最後一任長官波提洛（Gonzalo Portillo）就任後，道明教會神父就向他催討軍政府欠款，波提洛只好從國王送來的四千披索中，拿出兩千披索還債。醫院雖然沒有成立，但是基隆和淡水都有略通醫藥的軍人或教士，為原住民、漢人、菲律賓華僑，和日本人看診。艾斯基委神父還想設立神學校訓練漢人和日本傳教士，但沒有實現。有記載說，1633年6月左右聖方濟格教會在台灣設立神學院，但沒有留下資料，可能計畫沒有實現。

艾斯基委神父在台灣的貢獻很多，但為了對抗日本對天主教的迫害，冒著風險轉到日本傳教。1633年，艾斯基委和另外兩位神父從基隆搭船到日本途中，漢人船東起了貪念，將三位神父殺害，割下鼻子和耳朵，用鹽醃了送到日本長崎領取巨額獎金。

天主教士調解貿易糾紛

傳播天主教信仰是西班牙拓展殖民地的主要目的之一，如果宗教信仰推廣成功，就能夠凝聚異族，將他們納入西班牙社會。因此除了傳教，神父在殖民地還擔負政治任務，菲律賓的傳教士也兼管教區的政治、司法、文化、教育和經濟事物。在台灣的傳教士並沒有那樣明確的政治任務，但軍政府在司法、貿易、稅收等行政事物出現困難時，就要神父出面協調解決。例如有一艘華人海商船到基隆售貨，西班牙軍政府要抽關稅，但華商不願付，如果要付稅，華商連一匹布也不肯卸下船來，兩方堅持了15天，最後神父介入協調，說服軍政府不抽稅，華商才卸貨下船交易。當時軍政府長官意圖壟斷貿易，限制運貨到基隆的華商或日商只能跟軍政府交易，不准賣貨給其他商人，商人無利可圖，就失去到基隆交易的興趣，天主教士也會將看到的問題反映到馬尼拉。1639年10月，吉洛斯神父去信馬尼拉的道明教會，抱怨此事。

天主教士為原住民做調人

有些神父在原住民心中建立威望後，也為村民調解糾紛。例如一份1632年的報告中記載，有原住民寶貝的珍貴石頭被偷。苦主要每一個鄰居拿一隻箭，請神父決斷誰是小偷。神父雖然認為這是原住民的迷信，但也很高興自己在原住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樂於協助。甚至有些原住民夫妻吵架，也請神父出面化解。有些西班牙軍人跟原住民女人結婚，有些原住民婦女搬遷到城堡附近居住，兩方有摩擦，就要神父調解。有些神父抱怨這些俗務太多，影響了傳教和靈修，但為了穩固帝國的統治，神父免不了要介入俗務。

天主教士幫忙徵集糧食

在台的西班牙人糧食供應一直依賴馬尼拉船運補給。由於受到天候影響，補給船不能按時抵達的情形一再發生，西班牙人時不時三餐不繼，唯一的辦法就是向原住民購買。當時原住民社會還在自耕自食的階段，沒有大量生產，出售糧食的習慣。雙方爭奪稀有的米糧，西班牙人有火槍，武力上佔上風，但若跟原住民鬧翻，以後日子也不好過，於是經常請神父出面徵糧，跟原住民說好話，安撫情緒。但是，因為糧食被奪，威脅到生存，神父出面也無濟於事。1636年3月就因為強購淡水原住民的米糧，遭到反抗，十多個西班牙人，包括目若神父（Luis Muro，1634-1636駐台）被殺害。這次衝突使得原住民跟西班牙人決裂，一個多月後在夜間突襲淡水河口的城堡，將西班牙人逐出淡水。

天主教士匯報台灣現況和建議未來發展

由於軍政府和傳教士是兩個平行的組織，都受到國王倚重。傳教士對殖民地的觀察和建議，都會經過教會系統上報國王做參考。1632年間在台傳教的艾斯基委神父，和到台灣訪問的阿杜阿特神父（Diego Aduarte）先後上呈了關於台灣的環境、商貿、原住民、和未來發展的建議，給馬尼拉教會轉送西班牙國王。殖民地重大事物決策時軍政府往往邀請傳教士一起商議決定。例如，1642年荷蘭軍兵臨城下，荷蘭人將招降書送進西班牙城堡後，台灣長官波提洛召集軍政重要幹部，和吉洛斯等三位神父一起會商如何應對。由於招降書以拉丁文書寫，因此由一位神父翻譯後，大家一起討論，結論是無力抵抗，舉白旗投降，可見傳教士在軍政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天主教士跟軍政府的矛盾

殖民地中傳教士跟軍政府是國王的左右臂膀，需要合作治理。但因為兩者角色和任務不同，尤其在處理原住民問題上時常有矛盾，甚至導致衝突，吉洛斯神父留下不少相關紀錄。吉洛斯同情台灣原住民，認為他們生活窮困，軍政府不應該對他們徵稅。吉洛斯將原住民跟西班牙人的暴力衝突，歸咎於軍人虐待原住民。吉洛斯想蓋一間棚屋向原住民傳教，台灣司令不願支援勞工，吉洛斯很生氣，當面指責司令，說神和國王派他到台灣最主要目的是拯救土著，而不是貿易，雙方不歡而散。吉洛斯抱怨台灣長官拿了國王的錢，卻作威作福，貪圖享受，不符合神和國王的期待。事後有軍官私下勸告吉洛斯神父，最好維持跟長官的和諧關係，不然長官會以欺負土著來報復神父。

西班牙被荷蘭人逐出台灣後，在馬尼拉審判台灣失陷時菲律賓的總督 Corcuera。吉洛斯神父在法庭上告狀，說1642年荷軍進攻城堡前，波提洛司令有意讓友善的原住民及家眷住進城堡，一起抵抗荷蘭軍。但是當吉洛斯神父帶著一群原住民前來，波提洛長官改變主意，不准他們進入城堡。吉洛斯說，這些被拒絕的土著轉而支持荷蘭軍，是導致西班牙城堡失陷的原因之一。1638年駐台的羅德瑞格神父（Antonio de Ciudad Rodrigo）比吉洛斯神父更強硬，他和台灣總司令帕羅米諾（Pedro Palomino）意見不合，公開將帕羅米諾長官逐出教會，不准他參加彌撒、領聖餐等所有教堂儀式，也拒絕跟帕羅米諾講話。兩人的衝突不能調和，羅德瑞格神父當年就離台。所以軍政府和傳教士有合作，也有衝突，最後要上級出手，甚至要西班牙國王出面裁決。

天主教士的生活辛苦

傳教士生活辛苦，可以以1631-1633年駐台的艾斯基委神父為例。1631年艾斯基委（Jacinto Esquivel）神父剛抵達基隆時，不顧危險，獨自搬到原住民村子居住，建立關係，學習語言，是第一個居住到原住民村落的西班牙教士。他在大巴里（Taparri）原住民村子的屋子在兩座山間，以竹子和茅草搭成，冬天寒風刺骨，夏天不敵酷暑，但他卻認為是神給他修行的好禮物，因此被西班牙人推崇為聖人。艾斯基委有時應邀到對岸的城堡中為西班牙人講道，乘坐原住民駕駛的小船渡海，經常全身濕透，非常狼狽。1632年艾斯基委神父到淡水傳教，在天主教節日，不論晴雨，都要揹負聖像、蠟燭、酒和其他彌撒儀式需用的東西，走半個里格（league，相當800公尺）遠的泥巴路，來往散拿（Senar）原住民村子和西班牙城堡間。

神父不只物質生活條件差，而且待遇不好。1632年11月24日艾斯基委神父留下的紀錄說，淡水神父每個月只有兩卡凡（cavan）的米的收入（兩卡凡米合市價2.5比索Peso，或20里爾real），相當年薪30比索，還要支付教堂所有費用。但根據1636年馬尼拉政府抽稅報告和1637菲律賓檢察官轉呈給國王的信函，1634到1636年間，西班牙駐台人員年薪為：駐台司令1200比索，皇家會計500比索，資深外科醫生300比索，基隆軍中神父300比索，即使步兵也有88比索年薪，道明教會神父年薪應該不會低到只有30比索，還需進一步查證。

神父工作繁多，但有助手，如聖安東尼歐神父（Angelo Cocchi di San Antonio，1627-1632駐台）的助手名西葉拉（Thomas de Sierra）。1642年基隆西班牙人投降荷蘭軍時，被俘的446人中，有兩位神父，吉洛斯（Teodoro Quiros）和洛杉磯（Juan de Los Angeles），一位助手Amanda Acuna，和高達29個傳教士的僕人，可見神父並不是孤軍奮鬥。

傳教的成績

受洗人數可以說是傳教的成績單。在西班牙人留下的紀錄中有不少相關受洗人數記載，但互相不一致，在此列出一些給大家參考。西班牙軍佔據基隆四年後的1630年8月，菲律賓總督報告西班牙國王，台灣原住民已經有三百多人受洗。歷來施洗人數最多的是吉洛斯神父（Teodoro Quiros，1632-1642駐台），1634年天花流行期間，吉洛斯神父在淡水河流域八天為320人施洗，在三貂角五天為141人施洗，在難纏的蛤仔難，八天幫186個六歲以下孩童施洗。當時的台灣司令是羅美洛（Alonso Garcia Romero，1634-1635年駐台）可能是最嚴厲，也最能壓制原住民，也是吉洛斯神父唯一推崇的台灣長官。吉洛斯說，羅美洛在任時，他只帶著兩個原住民少年助手到原住民村落傳教，即使到凶悍的葛瑪蘭地區，也沒有安全顧慮。吉洛斯神父1634年短短二十一天中為647人施洗，應該創下紀錄，但沒有其他西班牙人見証。1634年淡水河流域只有淡水散拿村一座教堂得到馬尼拉認可，受洗的600多原住民是否經過嚴格的考核，值得懷疑。

1636年羅美洛司令（Alonso Garcia Romero）返回馬尼拉後，上報台灣已經有超過1000原住民改信天主教，扣除1634年吉洛斯施洗的600多人，受洗的只有300多原住民，跟1630年8月報給國王的受洗人數一樣，難道1630-1636年間，除了吉洛斯於二十一天期間施洗的人之外，就沒有增加新的天主教徒嗎？可見受洗人數統計相互矛盾，並不可靠。

1636年西班牙在台灣遇到重大挫折，首先淡水原住民突襲城堡，逐出西班牙軍，其次馬尼拉傳出考慮撤出台灣的消息，吉洛斯得知後意志消沉，不再為原住民施洗。史料中還有一段記載說，由於土著將大巴里等五座木造教堂燒毀了，吉洛斯只好在他石頭造的住所的地下室傳教。當時被馬尼拉認可的原住民村教堂一共只有四座，也就是說，所有原住民村的教堂都被燒毀了，可見傳教工作遇到很大的挫折。1636年後馬尼拉駐台的決心動搖，原住民的敵意難以消除，傳教工作挫折多，應該沒有多少收穫。

1637年1月菲律賓總督（Hurtado de Corcuera），在檢討是否維持在台灣的基地的會議中，表示不滿意在台傳教成績。他認為原住民是為了賣魚給西班牙人等經濟利益才表面信教，神父不認真考核，輕易為原住民施洗，總督估計真正信教的不到100人。以吉洛斯二十一天為600多人施洗，在蛤仔難施洗的都是六歲以下的原住民孩童的事實研判，菲律賓總督的質疑的確有道理，十七世紀西班牙在台傳教的效果有限。

傳教遇到的挑戰

西班牙在台只有短短16年，傳教效果有限並不意外，因為到異國傳教必須克服重重障礙，包括語言、風俗習慣、文化隔閡、角色矛盾等，需要多年才能克服障礙，創造有利傳教的環境，至少要一兩代的時間才能看到成績。以台灣經驗來說，由於種族、衣著、風俗習慣的差異，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贏得原住民信任。1632年艾斯基委（Jacinto Esquivel）神父說，原住民十分懼怕和懷疑西班牙人，謠傳神父袋子裡有手銬，要將原住民捕捉送去馬尼拉。原住民問神父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哪裡？神父告訴原住民傳教士既不結婚也沒有財產，原住民不相信，不止一次說艾斯基委是是大騙子。後來神父跟原住民建立關係後，原住民要送神父一個新娘，神父拒絕，甚至不讓婦女進入他的屋子，讓原住民相當不解。文化差異也使得溝通困難。例如，艾斯基委神父告訴原住民天主教復活昇天的觀念，原住民認為神父瘋了。他們說有些受洗了的原住民死了埋在屋子底下，沒有看到那一個去逝的人復活昇天。

由於成人的想法根深蒂固，很難改變，只有在病危時意志比較容易動搖。季門涅思神父（Andres Jimenez，1629年抵台）曾經向一位原住民長老傳教，長老病危時說他熱切希望受洗，但後來病好了，又不願信教了，說要等到快死時才受洗。所以季門涅思神父的結論是，成人比較難以接受基督信仰，重要的是向病危的成人傳教，因為“那時候他們已經不再抗拒”。

受洗原住民的大多是青年和孩童。有記載說，基隆大巴里（Tappari）和基毛里（Quimaurri）的原住民青年和孩童非常熟悉基督福音，每晚在村落教堂十字架前禱告，有些受洗的青年幫忙神父傳教。神父說，孩子們資質很好，自小接受天主教，成長後會成為虔誠的教徒。

西班牙傳教士遇到的另外一個障礙就是角色矛盾。傳播宗教首要條件就是跟原住民建立並維持和諧，甚至融洽的關係。但是傳教士另外一個角色是協助軍政府治理殖民地，時常因此得罪原住民。例如1635年，淡水散拿村（Senar）長老Pila冒犯了西班牙軍人，被逮捕監禁。法葉慈（Francisco Vaez，1626年抵台）神父出面求情，雖然Pila長老被釋放，重獲自由，但散拿人並不領情，不久法葉慈神父就被散拿人殺害。西班牙駐台缺糧也是一個大問題，已如前述，神父協助徵糧，引起原住民不滿，甚至被害，也是傳教工作的一大障礙。

結語

十七世紀時西班牙傳教士對拓展“新世界”疆土的熱情很高，在他們對台傳教的過程中清楚地展現。當時西班牙人已經統治菲律賓五十多年，馬尼拉都市建設已經初具規模，台灣卻是尚待開發，生活條件艱難的異地。但天主教士不畏艱苦，馬尼拉遠征軍登陸台灣時就有教士隨軍前去，短短十六年統治期間有40多位傳教士先後到台灣，居留超過五年的有十多位，甚至有多位神父在台灣殉教。這些教士獻身天主教的熱情和精神可佩。但由於統治時間太短，且天主教士兼負拓展帝國的任務，角色矛盾影響了人們對教士的信任，因此對原住民傳教沒有太傲人的成績。但終究這是天主教首次進入台灣，是台灣開發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值得在史書上記上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