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偉忠版的「光陰的故事」，似乎掀起了一陣懷舊熱。其實，在台灣的各個角落，都不斷上演著不同版本的「光陰的故事」。其中，政治受難者的下一代，有著和一般人相當不同的際遇，見證著時代的錯誤與苦難。當多數家庭在半夜收看威廉波特少棒賽轉播時，這群孩子們沒辦法跟父親（或母親）一起分享球賽的緊張與喜悅。當其他孩子們在放學後打彈珠、跳繩或是捉泥鰍時，這群孩子未必能如此自在地玩耍，因為在生活中充滿著有形無形的政治壓力。

或許由於歷史的遺忘，或許因為藍綠政治的扭曲，很多人未必理解與重視他們的生命經驗。無論如何，出於對歷史和人性的尊重，我們還是該仔細聆聽這另一種的「光陰的故事」。

曾是民進黨最年輕中常委，被稱為漂亮寶貝的立委邱議瑩，便因為父親在美麗島事件後被捕入獄，以「暴行脅迫」判刑六年，因而有著完全不同的童年時光。

「阿公在爸爸入獄後，就不開口說話了。爸爸出獄時，阿公當然滿心歡喜，但是幾年沒說話的他，現在也沒辦法言語了」邱議瑩這樣敘述著。

一九七一年，邱議瑩出生在屏東地方政治世家，祖父邱慶德曾任三屆屏東市民代表會主席，一九六O年起更當選第四、五兩屆屏東市長，被認為是屏東林派開創者前縣長林石城的重要幹部。父親邱茂男，廿五歲就開始從政，以國民黨籍身分連任兩屆屏東縣議員。一九七七年，邱茂男爭取國民黨提名參選屏東市長，根據邱茂男的說法，當時國民黨有意提名他，但主其事者要求「提錢來見」，邱茂男買了一間厝奉送，還是被嫌不夠，邱茂男就此離開國民黨，違紀參選，在眷村和作票等因素下最後落敗。

在濃厚政治氛圍中成長的邱議瑩，早在六、七歲時，父親就跟她提到「你將來要從政，要選舉」。事實上，邱茂男替長女取「議瑩」這個名字，就意味深長。「議」所指的是議會、議員，「瑩」則往往用來形容玉的光潔明亮，原來邱茂男早就希望女兒能成為「議會中的一塊白玉」。

邱議瑩說，很少人在幼兒時就被訓練即席演講，但是她還在念幼稚園時，每當有客人在家，就常被父親叫出來演講，平時也要背演講稿。邱茂男參選屏東市長時，邱議瑩就偷偷拿著競選傳單到學校發給同學，也曾被父親拉上宣傳車，站在宣傳車上微笑揮手，這時的邱議瑩才小學一年級。說來也有趣，一開始邱茂男似乎並無意培養邱議瑩的兩個弟弟走上政治這條路。邱議瑩笑說，曾有算命的跟邱茂男講「你會有三個兒子」，可能父親就把長女當長子來栽培了吧！？

直到此時，邱議瑩一直是家族裡的「小公主」，備受呵護。然而，一九七九年底發生的美麗島事件，不但是台灣政治發展的分水嶺，也大大影響了邱議瑩的人生路。

該年八月十六日，由黃信介擔任發行人，許信良任社長，張俊宏任總編輯，施明德為總經理的「美麗島雜誌社」創立，結納各地黨外人士，更在各縣市成立服務處，一時之間「美麗島政團」儼然成形，「一個沒有黨名的黨」出現了。美麗島雜誌社的屏東服務處就設在邱茂男的家中，由他本人擔任主任，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黨外黨」的縣市黨部主委。

其實，在十二月十日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國內政治氣氛已經高度緊繃。九月八日，美麗島雜誌在中泰賓館舉行創刊酒會，右翼的「疾風雜誌」率眾抗議砸場。十一月底，黃信介家中和高雄服務處又同天被砸。一個多禮拜後，十二月七日，美麗島雜誌屏東服務處，也就是邱議瑩的家，被手持利斧的一群人闖入，一陣亂砍亂砸，甚至砍傷了他的伯父。當時邱茂男在二樓，年僅六歲的幼弟邱名璋則在一樓樓梯口，趁歹徒不備，奔上二樓，逃過一劫。邱議瑩回憶說，事後母親非常難過，因為幾乎只差一秒鐘，弟弟就可能遭到砍殺，而邱名璋當時雖然十分年幼，但至今那個駭人的場景仍歷歷在目。

美麗島事件後五天，邱茂男在家中被逮捕。邱議瑩祇記得父親跟她說要離開家裡一陣子，要她乖乖做功課、要聽媽媽的話。由於父親不常在家，當時邱議瑩也不以為意，直到第二天早上，看到報紙上登著父親的照片……

邱茂男被捕後，有好一陣子家中無法得知他的狀況，更不知道被關在何處，祇從報上得知「涉嫌叛亂」，「嫌犯」後來們又分別受到軍法和司法審判。邱茂男的案子從被捕到三審定讞，總共歷經了十個月，邱議瑩對這過程已經沒有太多印象。邱茂男和王拓、周平德等皆被判六年，在司法審判部分是最重的刑期。

父親入獄後，原本是地方政壇要角的爺爺，從此竟絕不開口說話，母親則一肩扛起了原本米店的生意。情治單位似乎未對米店的經營有太多干擾，但是，在當年敢和「政治犯」家屬有生意往來的人畢竟不多，米店的生意自然受到影響。母親後來祇得把前店出租，僅留下後面的倉庫來維持米店的營運。

除了家庭和生計上的變化外，邱議瑩的學校生活也出現微妙的轉變。學校老師自然都知道她的「特殊背景」，師長們雖然不會當面說什麼，不過原本一直擔任班長的她，有天就被告知「你當班長太久了」，而先前她常代表班級參加各種比賽，現在也必須「把機會讓給別的同學」。

在節奏樂團的遭遇，對邱議瑩來說是更大的羞辱。原本擔任鋼琴伴奏的她，同樣被告知要讓出機會，老師為了顧及她的尊嚴，安排邱議瑩改彈風琴。然而這架風琴老舊毀壞，不但上面佈滿蛛網、蟲屎，更根本無法彈奏出樂聲。每當樂團演奏時，邱議瑩就只能「彈奏」著無法流出音樂的風琴，老師「用意良善」的安排，反倒成了另一種羞辱。最後，還因彈奏不出音樂而被老師斥罵，從小就相當強悍的邱議瑩，回了一句：「你自己來彈看看……」。

除了師長的「特殊安排」之外，也難免有「天真無知」的同學會譏嘲「你爸爸是壞人」，這已是多數政治犯兒女的共同遭遇。而美麗島事件隔年所發生震驚全國的林宅血案，更讓邱議瑩的校園生活從此幾乎與同學完全孤絕。

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歲月裡，為了安全起見，每天早上邱議瑩都由米店的長工陪同上學，不到上課鐘響的前一分鐘，絕不進校園。中午十二點下課鐘響，再由長工接回家用餐午休，下午上課鐘響時再回學校。更引人側目的是，有兩三年的時間，邱議瑩出入還有警察「隨扈」。從此，幼小的邱家姊弟就不再有放學後和同學一起出去玩的機會。每到周末例假，姊弟們都會陪拒絕說話的爺爺去看電影，出入有警察「隨扈」的唯一「好處」是，當時地方上警察權力頗大，警察的證件就是門票，祖孫們竟因此可以「享受」免費的電影。

在校的生活已是如此令人窒息，回到家中，高壓與緊張也未必能紓解多少。每天晚上九點以後，邱家絕不接聽電話，因為電話那端可能靜默無聲，可能傳來孩童的哭聲，也可能爆出粗暴的騷擾言語。

探監與收信，是政治犯家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節目」。邱茂男先後關押在土城與龜山監獄，遠在屏東的妻子兒女自然無法經常北上探監，但住在台北的姑姑卻是每天轉好幾趟車去監獄探望，送飯送菜。邱議瑩則在寒暑假時和母親弟弟一起北上，借住姑姑家，同樣是每天探望父親。

邱茂男寄往家中的書信也是一日一封，這位樂觀的「美麗島男子漢」在信中所提都是生活方面的事情，像是今天演布袋戲給憂鬱的邱垂貞看，或是昨天幫張富忠介紹女友。家書一開始的收信人都是母親，後來也漸漸有寄給邱議瑩姊弟的信。於是，姊弟間偶爾就會比一下爸爸寫給誰的信比較多。

在大逮捕後僅存的黨外同志們，展開了一系列的救援工作，包括辯護、探監、募款等等，還有就是展開對家屬、尤其是兒童的聯繫與關懷。邱議瑩回憶，她當時就參加了由林正杰、蘇慶黎、袁嬿嬿等人辦的兒童夏令營。第一次的夏令營在新店的花園新城舉辦，之後還在石門水庫、墾丁等地舉行。

現已過世的蘇慶黎，在美麗島事件後也被捕偵訊兩個月，釋放就積極投入救援工作，根據她的回憶，當時她看到美麗島政治犯的家屬與小孩「陷入危機與困境」，開始思考「黨外如何重建」的問題，而重建就一定要從家屬聯繫開始，於是就開始和同志們籌辦「受難家屬兒童夏令營」。

營隊中沒有政治議題，都是玩遊戲、游泳、郊遊等這些活動，楊祖珺也來教大家唱歌。邱議瑩說，她們姐弟三人當時參加夏令營，多半是和王拓的兒女王醒之、王怡之五人住同一間房。而另一位美麗島政治犯周平德的女兒周玲妏（現為高雄市議員），比邱議瑩大四歲，也都是高雄道明中學的校友，邱議瑩笑稱兩人是穿同一件制服長大的。

一九八四年六月廿六日，邱議瑩還在期末考，母親跟她說「爸爸今天晚上會回家」，果然，姑姑從龜山監獄接回了坐牢四年六個月又十一天的邱茂男，同時假釋出獄的還有周平德。邱茂男的老班底都集合在邱家，總共聚集了上千人前往火車站迎接出獄的志士，群眾隊伍還在市區繞行了一下。當時的媒體報導：邱茂男「廿六日回家後，直到廿七日凌晨二時往訪的親友才散去，可是到清晨五時屏東市早覺會的朋友又湧至，弄得無法入睡，而且他也是高興得睡不著；白天更是訪客盈門，各地打來的電話不停」。

邱茂男出獄後，邱慶德老市長自然欣喜萬分，然而，四年多未開口的他，卻已經無法說話。邱茂男因為遭褫奪公權，所以無法參選，當然幫黨外候選人助選是必然的。為了改善家庭生活，還從日本引進小鋼珠店，祇不過邱茂男不知道應該請人輪班顧店，一個人從早上忙到深夜，沒賺錢不說，還累壞了身體，後來便一度改當六合彩組頭，據說因為被中了特獎，所以也賺的不多。

在這樣的氛圍中成長，邱議瑩面對政治沒有選擇逃避、膽怯，而是自然而然的走上父親期望的政治之路。自小喜愛閱讀的邱議瑩說，她從八歲以後就沒再看故事書，她的故事書是《美麗島》、《深耕》等黨外雜誌、書籍。曾經，邱議瑩還想成為律師，「幫跟父親一樣的人辯護」。

而在如此環境中結成的父女（及母女）關係紐帶，大概也比平常人多一份患難與共，多一層志同道合。邱議瑩便說，「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絕對無法容忍別人冒犯我的父母」，「如果是針對我，我可以忍受，也會虛心受教，但不能傷害我父母」，不管是之前的呂秀蓮，或是最近的李慶華。

看到螢光幕上的陳幸妤，邱議瑩也有幾分感同身受。她說，陳幸妤同樣曾是政治犯的子女，一定有類似的經驗，她會想把小孩送出國也是非常正常的反應。邱茂男在邱議瑩中學一畢業時，就把她送去澳洲唸大學。邱議瑩提出的質問是：三十年過去了，台灣社會在對人權與人格的尊重與保障上，到底進步了多少？

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陳水扁，認不認同邱議瑩，她提出的質問，的確值得整個社會反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