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最大的敵人是無知；一個社會最大的敵人是集體無知。」

每個問題都有一個背景

我讀教育博士之前，從來沒有認真研究教育。走進教育場域，同學幾乎都是教育工作者，於是我終於能通過研究，以及身邊的同學，還有那些教出一批又一批教師的教育學者們的角度，了解教育是什麼。至少，相對過去，我更了解我愛的這塊土地，在教育方面是否面臨了什麼問題。對一些社會現象，多了從教育切入的視角。

然後我終於知道：現在流浪教師的問題根本是一群人裝瞎子造成的爛賬，每一年台灣的出生人口數擺在那裡，完全可以預測未來國小、國中、高中，乃至大學的就學學生數，但我們看到非但沒有對教師儲備進行減招，在一般大學廣設教育學程中心，結果是造成擁有教師證的年輕人大量增加，但各級學校卻同時在現實環境中縮減教師需求，結果自然就是供過於求。

當然我們可以說競爭規則擺在那裡，每年去考正式教師的考生增加，但考不上都是不夠努力、實力不足造成，那是這些人自己的問題。但整個體制的問題，並不會因為我們把情況歸咎給個人而消失。相反地，這幾年相關人等的不作為，他們都得負起責任。

我不只一次在文章中談到美國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有學者結論，「對教育影響最大的是學生的家庭社經背景」。前兩年聽許添財教授等教育財政，和教育社會學者做出的研究結論如出一轍。教育需要資源投入，資源最基本的除了錢，還有就是家庭成員提供的教育環境。

公民權益、公民責任

今天「美河市」居民對國民住宅和未來鄰居條件引發的種種爭議，或者台大學生的家庭社經背景大多屬於上層階級、高階白領或公務員等，這都是實際發生的情況。

台灣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競爭有輸贏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從國家的高度，建構一個更完善的體制，對貧富差距、老齡化社會等等社會問題在趨勢越演越烈之間，提出力挽狂瀾的政策和實際做法，這是政府的責任。簡言之，就是提供一個更趨近於公平正義的環境，讓人們能夠在努力求生的競爭環境中，盡可能因為正正當當的努力，而非特權等投機行為獲得成功。

如果這種嘗試被視為共產主義，那我建議會這麼想的人好好去讀讀馬克思、阿多諾、哈伯馬斯等真正有理想的後繼者們，他們談的共產主義到底是什麼。大陸那個不叫共產主義，他們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裡頭有他們自己獨創的遊戲規則。但有多少人真正搞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歷鄧小平到現在習近平，當中經過多少的修正與訂定，在大陸族群和文化複雜，加上一二三線城市等等因素交錯下。香港、深圳、上海、廣州……你會看到不同的理解和呈現方式。別說我們搞不懂，大陸不同地區的人民自己也不見得搞懂。

回到這篇的主旨，這兩年隨著選情變化，社會呈現一種氣氛，當某部份的人積極投入社會運動，爭取權益，往往同時帶來的就是處於相對位置的社群更多的拿出防衛機制。這一陣子我們看到不同時代之間的互相責難（或通過自責的假象，實際上還是在彼此攻擊跟抱怨），再加上貧富之間、當權者跟民眾之間、大城市與鄉鎮、台灣南北等等不和諧的情況越發走上檯面。

公民權益與分配正義

我們還是要回歸問題的核心，也就是政府存在的意義應當是在一個保證自由民主的精神下，建構一套最符合公平正義的競爭環境。沒有人要搶奪人民辛苦奮鬥買來的豪宅、名車和工作。但當我們發現國立大學低廉的學費，享受它們的人卻不是真正那些經濟上需要低廉學費支持的學生和他們的家庭。我們應該要做出因應的措施，好比提高國立大學的學費，但給予來自經濟弱勢家庭的學生更多在學習方面的補貼。

另外，有一種很奇怪的觀念根深蒂固的捆綁著台灣社會。首先，一種民眾都認同的邏輯是「學生努力讀書，然後考上好大學，好大學有好師資、好設備，經由好師資和設備的好教育環境，使得該學生擁有更好的社會競爭力。」

這個邏輯本身沒有錯，憑藉自己努力所得的成果，自然應該受到國家的保障。然而，當國立大學要調漲學費，卻遭受實際上有充分能力負擔學費調漲的民眾反對時，我發現他們著重的不是社會公平正義，而是將「考上好大學」和「享受低廉學費」掛勾在一起，視為必然的獎賞。但實際上從教育的精神來看，考上好大學的獎賞是「擁有一個更符合理想的環境，為未來投入社會，實踐理想做準備」。

實際上，低廉的學費和不成比例的資源竟被視為一種獎賞；追求公平正義的政策被視為權利的被剝奪，在在呈顯我國公民教育的欠缺。尤其當獎賞罔顧社會失衡的貧富差距等更重大的公平正義問題，如此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只見上層階級在面對下層階級的進逼時，用更強大的防衛機制來鞏固已有的權利。

另一方面，提昇目前相對弱勢者的生存條件：好比通過兒童至青少年時期的教育補助、青年的居住補貼和就業輔導等，卻同時被部份人詮釋為對「努力者」利益的剝奪。但我們仔細想一想，我們幫助弱勢，增進的是整體社會環境。一個和諧社會所提供的保障與未來資源，並不真的剝奪了當前佔優勢者的絕對優勢。舉例來說，賺得多，稅也繳得多，但政府仍有措施給予富者避稅的法規。

當我們在教育環境中補充大量注重公平、正義等道德感的公民，這是我們社會上的每個人都能處於一個更安全、互助，講求禮法的生活環境。當企業家們喊著，「台灣缺乏年輕人才！」，想要增加國家的競爭力，又想繼續通過國家的資源來培育人才，那麼通過一連串措施，使得在生活條件方面的弱勢者有更好的機會提昇自己的能力，這也是在為社會和企業養成、提供更多優質的人才。

所以當我們談到「公平」，公平簡單說就是「分配正義」，我們是在一個民主自由的情況下，在符合正義的前提下進行資源的整合。這裡談的資源，除了看得見的有形資本（錢），還有更重要的無形資本：「機會」。

但有些人直接聯想到極端的人民公社，吃大鍋飯，這非但造成無謂的恐慌與社會對立，無疑的突顯了自己的無知。還有一種，也是這幾年經常出現的無知觀念，就是某些人因為自己稅繳得多，就自認擁有比一般人更應當被聆聽的「發言權」。每一位公民都有發言權，都應該讓自己的訴求被聽見。很遺憾地，他們並沒有被聽見，因為他們一方面被漠視（那我們要問為什麼少數人得到重視），故理當我們要給予那些被漠視的人們，他們的聲音能被當權者和其他公民聽見的機會；讓他們有更大的機會表達與伸張處境的不公。

另一方面，我們的公民教育形式上的鼓勵公民爭取自我權益，實際上卻是希望公民少參與社會活動，把訴求交給少數政治家和社會精英的思想。這幾年，這個現象有在改變，更多的公民了解且願意通過自身團結的實踐，而非委託給那些「自認為是人民主人的偽公僕」來的有用。現實情況是，當處於社會中堅以上的人們形成一種主流的聲音，國家給予機會讓中堅以下的人們有機會發聲，爭取對話，這也是對公民社會的維繫方式。

故更大的核心問題在於，經歷這麼多年的教育改革，我們根本沒有真正通過教育讓足夠多的家長和孩子了解學習的意義，了解身為公民的責任。學習更多的是為獲得外在獎賞，滿足外在動機，而不是出於自主學習的內在動機。當家長若激化了孩子更多的追求外在獎賞，「努力」這件事的方向便傾向於為了獲得獎賞，紓解壓力，而非真正充實自我精神滿足的手段，更不可能為了他人，為了社群，為了社會和諧共同努力。因為一般的努力都是為了追求外在動機，外在的獎賞永遠是有限的，故唯一獲得的方式唯有競爭，而非合作。

實踐分配正義

總而言之，當前的問題毋寧說是我們的教育在公民教育方面做得不夠，以至於缺乏公民意識，造成：

1. 忽略合作的精神和習慣養成，看重競爭。過多的強調個人成就，而非與他人整體合作帶來的整體效益。

2. 忽略資源除了競爭，還能通過分配獲得；分配不是剝削少數人，分配要在符合正義的原則下進行。

3. 分配不僅限於有形的金錢，還包括公民參與的機會。

4. 將本來針對弱勢，維護公平正義的教育補貼，從「社會福利」視角，異化為「市場競爭的獎賞」的視角。

5. 變相的造成某些人帶有歧視的批判社會問題（將需要幫助的人視為失敗者），而不是從尋找方法的角度思考問題（不甘我的事，我很努力云云，沒有互助合作的公民責任感）。

6. 理論上，公民無論貧富、種族、性別、年齡，應當一同監督政府，促使他們拿出更多方法和具體措施捍衛公民應當享有的權益，而不是自己先進行分化，彼此攻訐，反倒讓應當有所做為的政府在一旁晾著，繼續浪費寶貴的時間與金錢。

沒有公民合作的意識，將「努力」只放在「競爭」的思維體系下談，哪來和諧社會？當台灣人口口聲聲對大陸等地高唱「我們是自由民主的國家」，缺乏「公平正義」的自由民主，只會是既不自由，也不民主，而這是否正是台灣當前的困境？

公民們，搞懂你們的敵人，同時認清你們的朋友。否則當我們互相指責與攻擊，消耗的卻是整體社會的資源與和諧。最後，就像那句相聲台詞：「戰爭裡頭沒有誰贏了，只有戰爭贏了。」不合作，我們最後都將淪為輸家。

※ 本文乃是閱讀下列文章有感，望真正想積極了解的朋友做為延伸閱讀：

A. 「美河市」的潛臺詞，你我都很熟悉

B. 誰是臺大學生？

C. 台大清大 窮學生比率少

D. 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