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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4/29 05:10:13瀏覽316｜回應1｜推薦3 | |
| Excerpt：愷蒂的《書裡的風景》 本書與簡體中文版《釀一碗懷舊的酒：愷蒂書話》收錄的文章似乎有高度重疊，以下從本書挑選其中一篇文章〈藍色電影詩人〉摘要分享。 書名：書裡的風景 作者：愷蒂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03/4/1 愷蒂移居倫敦多年，在英國時時流連老屋深宅、戲院影樓、畫廊老書店，熟悉了倫敦人來去匆匆的冷淡與幽默，愷蒂品味英國人又濃又醇的懷舊的酒，因此談書的隨筆，有情有趣，文字或清越或沉潛，不管舊書或新著，總能勾勒出一個時代的精神氛圍，或是一位作家一生的情衷與心事，作者愷蒂彷彿坐在英國溫暖的壁爐旁，向你訴說不盡的英倫文事。 【Excerpt】 〈藍色電影詩人〉 今年二月二十九日，德里克．加曼（Derek Jarman）死了，死於愛滋病，死在英國眾議院投票決定同性戀合法年齡的前兩天，沒能再與朋友們共聚在泰晤士河畔的寒風中。那凜冽初春之夜的朵朵燭光，是同性戀者對平等的合法年齡的期待，是對投票結果的憤怒（在英國，異性戀合法年齡是十六歲，同性戀合法年齡原本是二十一歲，這次投票的結果是降低到十八歲，但許多人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年齡是多少，而在於平等不平等），也成了為加曼送葬的輓歌。 德里克．加曼，畫家，詩人，電影導演，獨力製片人，同性戀權利活動家，向來坦率、直言，極有藝術情趣和創造力，又獨立於世，桀驁不馴。特別是他發現自己攜帶愛滋病毒後，更以其眞誠、勇毅、智慧，爲同性戀者尋求正義和公理，成爲先鋒藝術家和年輕的同性戀者的偶像、精神支柱和行動楷模，卻也因此成爲這個傳統保守國家中許多人的眼中釘、肉中刺。他是主動要求醫生對他停止用藥的，他的雙目已完全失明，皮膚、肌肉都在脫落，然而他卻死得極有尊嚴，表現出超人的耐心、毅力和勇氣。雖有人說他死得活該，但更多的人，包括同性戀反對者，卻爲他一掬欽佩感動之淚。無論如何，他的死，無疑是英國電影界的極大損失。 加曼是英國人，加曼是同性戀者，這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兩個事實，也是始終糾纏在他的藝術中的兩個主題。他出生於一九四三年，父親是皇家空軍的官員，加曼從小在義大利和印度的空軍基地上長大。他與父親的關係並不甚好，而母親早染癌症，全靠加曼和妹妹照顧。加曼自幼鍾愛畫畫，但父親卻規定他去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學歷史和英文，加曼遵從父命一九六三年完成學業，旋即進入 Slade藝術學院中學習繪畫，加入六十年代自由放任的狂歡宴會。他的同學中有當代英國藝術家霍克尼（David Hockney）、普洛克特（Patrick Prodktor）和克拉克（Ossie Clarke），在波微廣場霍克尼的家中，在德瑞街的藝術實驗室中，在圓房子的生活劇場中，他們的衣服越來越鮮亮了，他們的音樂越來越狂野了。霍克尼的滿頭金髮在舞場中飛動，加曼彷彿第一次「從很高的跳台跳水下去」，驟然發現「頹廢是才智的第一表現」，「每個我認識的人都認識其他人，我們生活在一起，像是整整一代人生活在一起。」在此期間，加曼做為一個藝術家小有成功，他參加一九六七年泰德畫廊的青年藝術家畫展，一九六八年在利森畫廊舉行第一次個人畫展，同時，他也寫詩，從事舞台設計。到了七十年代，英國導羅素（Ken Russell）請他設計電影《野蠻的救世主》（The Sauage Messiah）和《魔鬼》（The Dewil），加曼才發現了最能表現他思想的藝術形式：攝影機能製造出聯繫過去和現在的意象，這種意象既表達現實，也能伸展到歷史和神話中去。對歷史的濃厚興趣，使加曼和其他的先鋒藝術家大有不同，由繪畫而進入電影，更使他有別於傳統的電影導演。電影的形式自二十年代後就沒有變過，加曼二十年來許多獨出心裁的實驗給電影界帶來一陣清風，讓不少人欣喜，卻也讓很多人心驚。 加曼拍片一直用最簡陋最原始的攝影機，背景常布置在畫室或倫敦一些廢棄的大倉庫中，一方面自然是因爲作爲獨立製片人，經費向來是問題；另一方面也因爲在加曼看來，電影最重要的不是情節、故事，不是場面是否大，而是電影所要表達的導演的思想。他的電影都很個性化，做爲一位抽象派畫家，他攝影機下那些如夢如幻的意境，也都很抽象。 一九七五年，加曼拍攝了第一部公開放映的電影《塞巴斯蒂安》（Sebustine），這部電影結構鬆散，敘述了基督教早期聖徒塞巴斯蒂安的一生，他所受的折磨和他的獻身精神。三年後，他又拍了《慶典》（Jubilee），把歷史引入現實，表現了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在她的魔術師的陪同下共遊七十年代龐克（Punk）的倫敦城，真實地紀錄了那個時代頹廢瘋狂的次文化（subculrure）。這兩部新奇的電影讓人耳目一新，然而毀譽並至，《塞巴斯蒂安》中，加曼讓他的人物都講拉丁語，配以英文字幕，而且還有許多男子的裸體以及男子同性戀的性愛場面；《慶典》中的倫敦是毀壞、衰敗的，女王也成了後現代主義的形象，這很讓一些自認「身心純潔」的人受不了，斥之爲「腐敗、惡劣、骯髒」。一九七九年，加曼拍攝了根據莎士比亞劇作改編的《暴風雨》，同樣是現實、神話與歷史的交融。同時，他也開始醞釀拍攝《卡拉瓦喬》（Caraooggio），然而經費和計劃落實，卻要在七年以後。 …… 《卡拉瓦喬》終於拍完了，在柏林電影節上獲得很大成功。這七年中所遇到的阻力，輿論界所施予的種種壓力，讓加曼對同性戀文化和同性戀權力有了深刻的認識。他成了頭腦最清醒的同性戀權利的支持者、爭取者。一九八六年聖誕節前夕，《卡拉瓦喬》公映之後，加曼去醫院做了愛滋病毒檢查，結果不出他所料，是陽性。一個月後，他公開宣布了他的病情。八年之前，很少有人有勇氣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者，更少有人有勇氣承認自己得了愛滋病，加曼似乎成了第一個公開站出來道出員相的人。以後，有人問他爲何當初要這樣做，他說：「我這樣做是爲我自己，爲我的自尊。我一生都在力爭活得坦白、明瞭、被人接受，有時，竟發現自己周圍的人都那麼恐懼、不幸福，他們害怕告訴別人他們生活的真相。所以，我這樣做是爲了我自己，並不是爲別人，如果我的做法無意中幫助了一些人，那我會很高興。」「我不是一個代言人，我只談我自己。」 於是，死亡每時每刻都會降臨，加曼的時間緊迫起來，病情在惡化，但他的創作卻進入了旺盛時期。一九八七年《最後的英格蘭》（The Last of England），一九八八年《戰地輓歌》（War Reguiem），一九九〇年《花園》（The Garden），一九九一年《愛德華二世》（Edvard II），一九九三年《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直到最後一部影片，他去世前不久拍攝的《藍色》（Blue）。在拍攝電影的同時，他也不斷地有書出版，自傳，日記，電影腳本兼拍攝札記，都是些流暢的散文，筆調很有詩意，也很乾淨。同時，他又提起畫筆作畫，在曼城，在倫敦，在日本都舉行過畫展。 不間斷地工作的同時，加曼的生活也有了變化，十幾年來，他一直住在倫敦西區（West End）的一間窄小的居室中，西區是多采多姿的世界，聚集了大大小小的影院劇院酒吧書店，也有蘇活（Soho）區形形色色的色情商店，各種各樣的人過往，加曼喜歡這大都市活潑多樣。八十年代末，他的父親去世了，他便用父親留下的錢在海邊買了一棟漁民的小屋，於是，做為英國人的愛田園、愛園藝的痴性迸發，小屋雖在核電站邊，然而它畢竟面臨大海，加曼命名之爲「希望之屋」，每日鋤地拔草，竟將荒土舊屋變成了最美麗的花園。他又去海邊採集了無數大大小小的石子、石塊，精心布置，加曼的花園便不僅有花草，而且也是獨具匠心的現代雕塑館了。如此的樂觀，如此的雅興，很難想像到他是位面對死亡的人，在這個花園中，他不僅製作了電影《花園》，而且出版了厚厚一本一九八九、一九九〇兩年間日記，題爲《現代自然》（Nodem Natre）。「園藝原本就該是我生活的中心，也許我根本不該闖入電影世界。」花園拂平了他心中的許多騷動，加曼以一種樂觀而博大的胸懷面對死亡，「坐在帆布椅上，看著太陽落下，又看著燈塔後晚霞中一輪滿月升起，花園中的石頭反射著月光，他們能聽到我在廚房中輕聲歌唱。」（1989,8,15）《現代自然》不僅是他這兩年生活的記錄，還有他對過去歲月的審視，自己的藝術、電影，自己的經歷、愛情，見過的人，做過的事，這些都不是過眼煙雲。自己曾活過，曾愛過，加曼無恨無悔，他曾說過，「性如海一般寬廣，異性戀並不是『正常』，而只是『普通』罷了。」他的心也如海一般寬廣。他晚期的電影已不像《塞巴斯蒂安》或《卡拉瓦喬》那樣暴躁，富有進攻性，而是多了一層哲理和柔情。 整個銀幕上是一片藍色，只有音樂和一群聲音：嘈雜的醫院聲，喧囂的海水聲，主人公的陳述聲。有時是荒誕感中的幽默，「我在一家鞋店前停下，但還是打消了買鞋的念頭，腳上這雙鞋已足夠讓我走進死亡了」；有時是對已因愛滋病去世的摯友的懷念，不斷重複著那些名字，「大衛，霍華德，格雷厄姆，特瑞，保爾……」「我已沒有朋友了，他們不是已經死去就是正在死去」；有時是對虛偽社會的憤怒，「雖然有『與愛滋病共存』的口號，但在與愛滋病的戰鬥中，我卻不會贏。健康人只是利用病毒，而病人必須生存在愛滋病中，人們對愛滋病的知覺提高了，但有些東西卻遺失了。現實感被戲劇化埋沒，思想失明，變成盲人。」 這是加曼的《藍色》，沒有畫面，只是藍色。《藍色》是加曼去醫院治病的經過，描述了他與愛滋病共存的最後的歲月，是不同尋常的對病情的藝術性解釋。拍攝這部電影時，加曼幾乎已完全失明，他自知，這將是他的最後一部電影，他要「給人們一種感覺，最起碼讓人們感覺到死亡是怎麼回事。」同時，這也是他在藝術上的最後一次創新，他拒絕表現物象、景致和人體，把電影的形式推到極致。藍色，是裏屍布的顏色，是沉默、受難的顏色，卻也是天空、大海和飛燕草的顏色。「愛琴海中的珍珠魚，深深的海水，沖洗著死亡之島……在輕柔的風中，丟失的男孩子，永遠睡熟了，深深的擁抱，鹹鹹的嘴唇相吻……我們的名字將被忘記，沒有人再會記住……在你的墓上，我放下一株飛藏草，一片藍色。」 《藍色》是對恐懼和絕望的拒絕，是在死亡的利齒之間那種公然不服從的自由之戀。「我獻給你們這宇宙的藍色，藍色，是通往靈魂的一扇門，無盡的可能將變為現寶。」 在最後一本書《自承風險》（At Your Oun Rik）中，加曼這樣為自己寫下了墓誌銘：「今晚，我累極了，我的目光無法集中，我的身體逐漸消沉。同性戀的朋友們，在我離你們而去的時候，我會唱著歌離開。作爲見證人，我必須寫這個時代的悲傷，但並不是要拂去你們的笑容。請讀一讀我在字裡行間所寫的這個世界的關懷愛心，然後，把書合上，去愛吧！希望你們有更好的未來，無憂無慮地去愛。也請記住我們也曾愛過。夜幕逐漸掩下，星光便會露出。」 「我活在愛中 ！」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四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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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