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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5/04 05:25:41瀏覽143｜回應0｜推薦3 | |
| Excerpt：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的《最接近生活的事物》 藝術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它是一種放大生命體驗、讓我們超越個人際遇與他人建立起聯繫的方式。 Art is the nearest thing to life; it is a mode of amplifying experience and extending our contact with our fellow-men beyond the bounds of our personal lot. ——喬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 書名：最接近生活的事物 作者：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 譯者：蔣怡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4/9 《最接近生活的事物》是詹姆斯·伍德最新出版的一部文學隨筆集與人生回憶錄，短短四個章節圍繞著現實生活與虛構小說之間的關係，串聯起這位文學批評家在人生中追求閱讀審美、在閱讀中反觀人生形態時的各種細碎思考。 【Excerpt】 〈為什麼？〉 I …… 能夠縱覽某個人從出生到去世的整個人生，這種好機會不可多得，但在某些方面也讓人感到彆扭，因這樣的檢視顯得專橫霸道，過於冒失。悲傷並不能使我們有足夠的權利篡取即臨開端和結局的神力。這樣的全能全知讓我們不自在。對於自己的一生，我們沒有這種能力；對於別人的一生，我們通常也不去妄求這種能力。 但是，如果這種縱觀生命整個過程的能力如上帝一般，那麼它同樣包含著反抗上帝的苗頭在內：一個人的人生一旦走完，走到了終點，彷彿壓扁在日記本的一頁頁裡，它就開始變小，開始收縮。它只是一個個體的人生而已，芸芸眾生中的一員，跟其他人的人生一樣任意，他們不過是暫時的租客，很快就將籍籍無名；我們驚恐地明白，這樣的人生過不了幾代就會被徹底遺忘，一如我們自己的人生。我們在假扮上帝的同時，也跟上帝作對，重重地扔下命運的腳本，拒絕戲劇演出的台詞，存在的無意義和轉瞬即逝而震驚。死亡孕育了第一個問題——為什麼？——然後又吞噬了所有的答案。並且奇妙的是，這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我們在小時候意識到生命會被奪走後說的那個詞，它在我們整個人生中出現時，其深奧程度、語氣和模式其實並沒有改變。它是我們問的第一個問題，也是最後一個問題，不管是六十歲，還是六歲，我們都帶著同樣的茫然、悲傷、憤怒和恐懼在問——人為什麼會死？既然會死，那什麼要活？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布朗肖在他的一篇文章裡說得很好，他用誇張的筆調傳達出領悟生死後的驚退：“每個人都會死，但每個人又都活著，這同時也就意味著每個人都是死者。”(“Each person dies, but everyone is alive, and that really also means everyone is dead.”) …… 文學尤其是小說，允許我從慣於隱瞞的積習中逃離出來——部分原因在於，它提供了一個與我的習慣相仿的對稱版本，在書本的世界裡，謊話（或是小說）被用來保護有意義的真相。我仍記得青少年時的震驚，那是當我鄭重地發現小說和短篇故事是一個完全自由的空間的時候，在那裡你可以有任何想法，表達任何觀點。在小說裡，你可能遇見無神論者、吝嗇鬼、酒徒浪子、通姦者、殺人犯、小偷、穿越卡斯蒂利亞平原或在奧斯陸或聖彼得堡閒逛的瘋子、在巴黎一心想往上爬的年輕男子、在倫敦追名逐利的年輕女子、不知名的城市、不存在於任何地方的國家、寓言和超現實主義的領地、變成甲殼蟲的人、由一隻貓來敘述的某部日本小說、許多國家的公民、同性戀、神秘主義者、地主與管家、保守派與激進人士、同時是保守派的激進人士、知識分子和傻子、同時是傻子的知識分子、酒鬼和神父、同時是酒鬼的神父、活人和死人。在文學正典的精妙把戲裡，那些被後人認可，或是在大學教育裡被奉為神聖，或是僅因“企鵝現代經典叢書”（那些淺灰色封皮的樸素魅力——我記得我和弟弟在書架邊閒蕩時，他一本正經地對我說：“如果我要出書，我希望由企鵝來出。”）就獲得權威地位的作家們，原來一點兒也不值得尊重——原來他們會褻瀆神明，為人偏激粗鄙，還是好色之徒。 …… 在小說裡可以有任何想法，表達任何內容一小說是一座花園，大大的“什麼？”掛在那裡等待採摘，在自由的空氣裡揚揚自得——對我來說，這一想法與小說以外的正統基督教裡的現實恐懼有著極諷刺的對稱關係：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假如沒有上帝，那麼“任何事情都允許做”。拋開上帝，那麼混亂與困惑盛行；人們犯下種種罪行，產生各種想法。你需要上帝來控制局面，這是我們常聽到的基督教保守派的說辭。相比之下，小說的說法更合乎情理：“任何事一直都是允許做的，即便上帝在場。上帝與這一切本無關聯。” 當然，小說比起現實來，它的自由空間更為宜居，因為小說是虛構的世界。虛構作品就是用無法收集的數據進行著的永無止境的試驗。我過去與現在喜歡小說的理由，都在於它與宗教文本很接近，卻又有根本的不同。小說中的真實總是跟信仰與否有關係——這由身為讀者的我們來確認與肯定。我們需要這種信仰，但也隨時可以拒絕信仰。 小說在疑慮的陰影下移動，知道自己是個真實的謊言，知道自己隨時可能不奏效。對小說的信仰，總是一種“近似”的信仰。我們的信仰是隱喻層面的，只是形似真實的信仰。托馬斯．曼在他的文章《理查德．瓦格納的磨難與偉大》（“Sufferings and Greatness of Richard Wagner”）中寫道，小說總是一樁“不完全”的事。“對藝術家而言，對‘真相”的全新體驗就是對參與藝術遊戲的新的激勵，是表達方式的新的可能性，僅此而已。他相信這種全新體驗，並嚴肅對待它們，只要有需要，就給予它們最豐富最深刻的表述。在所有事上，他都非常嚴肅，嚴肅得令人落淚——但又不完全是——結果就是，根本就不是。”既然小說是不完全的遊戲，它就是不完全信仰的場域。宗教裡的危險之物，恰恰是小說的構造肌理。 II …… 在某種顯然很重要的程度上，閱讀小說就是擁有無法付諸行動的思想；我們主張用人道的、非宗教的權利把思想與行為分離開來。自由地思考就是對此種分離的堅持，就是對世俗思想的界定。(In one obviously important way, to read fiction is to have nonactionable thoughts; we assert the humane, nonreligious right to separate thinking from doing. To think freely is to insist on this separation, is a definition of secular thought.) 但是，當我們窺視某個名叫伊莎貝爾．阿切爾或是湯米．威爾赫姆的人，或是普寧或布羅迪小姐，畢巧林或里卡爾多．雷耶斯”的內心思想時，有時會產生擁有耶穌力量時的令人眩暈的感覺，那是宗教審查的力量——把其他人裝納私密想法的口袋翻個底朝天的力量，然後看著過失的細碎零錢如俯首認罪般散落到地上。［伊薩克．巴別爾（Isaac Babel）說，如果給他看一個女子的手提包裡裝的東西，他便可以此女子為主題寫個故事。］但是，因為我們俯視與窺探的這些人物都是虛構的，並非真實的，他們生活在小說裡，而不是現實生活中，所以我們的觀察總是會慢慢遠離（道德類的）評判，走向親近、同感、憐憫與共通。我們既擁有耶穌監察的神奇力量，也擁有耶穌會寬容的人道洞察力，這位仁慈的主曾經暗示過，我們所有人都跟那位犯了通姦罪的女子一樣有罪。 閱讀小說，就是不停地在世俗模式與宗教模式之間變換，在所謂的事例與形式之間移動。小說的世俗衝動是朝向擴展和延伸生活；小說是日常生活之股份的大交易家。它把我們生活中的事例擴展成一幕幕的細節，努力把這些事例按照接近於真實時間的節奏放映。(To read the novel is to be constantly moving between secular and religious modes, between what could be called instance and form. The novel’s secular impulse is toward expanding and extending life; the novel is the great trader in the shares of the ordinary. It expands the instances of our lives into scenes and details; it strives to run these instances at a rhythm close to real time.) 想一想亨利．詹姆斯在他的偉大小說《一位女士的畫像》中如何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描繪伊莎貝爾．阿切爾坐在椅子裡用五六個小時思考她婚姻生活的失敗。四十五年後，《到燈塔去》裡的拉姆齊太太也會坐在窗邊，想著她的孩子們和丈夫，還有各種不同的事情，她會忘記自己應該一動不動，因為莉麗．布里斯庫正在幫她畫肖像。實際上，拉姆齊太太忘記了她是肖像的中心，忘記了她是小說的中心，也忘記了她是女主人公。這是一種世俗性的遺忘：小說充溢著它自己的生命力，以至於從永恆的視角下觀望的人類生活——也就是說，朝向死亡的生活——已經被草草地趕走了。死亡會叫囂著回來，只是還沒有到時間，不是現在。 …… 然而，小說依然是不完全的遊戲。人物不完全地死去，他們會再回來——我們第二遍或第三遍再讀時，他們又出現在小說裡。虛構人物的笑聲比死亡前的咳血延續的時間更長。“歷史的缺陷”之一是真實人物會死去，但是小說讓我們看到在准許範圍內的死而復生，反復的現世回歸。伊塔洛．卡爾維諾在小說《帕洛馬爾》的最後，玩味著這種虛構的死亡宣判和死而復生，他以諷刺的口吻思考同名主人公的去世： 一個人的一生是各種事件的集合，其中的最後一件事可能改變整個集合的意義。這倒不是因為它比以前的事件更重要，而是因為各種事件組合成一個人的人生時，需要遵循一定的內部結構，並非按時間順序排列。 帕洛馬爾先生想要學習如何做個死者，卡爾維諾提醒我們，他會發現要做到這點很難，因為有關死亡的最困難的事，莫過於意識到人的一生是“一個封閉的集合，它完全屬於過去，不能再給它添補什麼”。卡爾維諾繼續寫道，帕洛馬爾先生開始想象所有人類存在的終結，想象時間自身的終結。 “如果時間也有盡頭，那麼時間也可以一個瞬間一個瞬間地加以描述，”帕洛馬爾先生心想，“而每一瞬間被描述時都會無限膨脹，變得漫無邊際。”“他決定開始描述自己一生中的每個時刻，只要不描述完這些時刻，他便不再去想死亡。恰恰在那個時刻，他死了。”卡爾維諾寫道。 (“If time has to end, it can be described, instant by instant,” Mr. Palomar thinks, “and each instant expands so that its end can no longer be seen. He decides that he will set himself to describing every instant of his life, and until he has described them all he will no longer think about being dead. At that moment he dies,” writes Calvino.) 這是小說的最後一句話。 (It is the last sentence of the bo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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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