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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5/26 05:11:21瀏覽76｜回應0｜推薦2 | |
| Excerpt：王家新的《詩人與他的時代》-1 書名：詩人與他的時代 作者：王家新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2023/02/01 《詩人與他的時代》收錄王家新自2003至2014年間創作的的32篇詩歌評論及隨筆，包括《是什麼在我們身上痛苦》《我的80年代》《“喉頭爆破音”——英美詩人對策蘭的翻譯》等。本書對葉芝、奧登、茨維塔耶娃、策蘭、海子等數位曾對作者發生過深刻影響的中外詩人，進行了整體性評述和回望，內容全面，論述客觀。既有對於詩歌語言、詩歌翻譯、詩歌意象的學術探討，也有著作者對詩歌及時代的感性表達。在這些文字裡，詩人的見識、學養、情感、對世界的認知方式自然流淌，讓讀者窺探到詩人精神世界的內核，也讓讀者抵達詩人的詩學本質。 【Excerpt】 〈我的80年代〉 布羅茨基的回憶是從他和他父母在列寧格勒分享的那一間半屋子開始的：父母一間，他自己半間，一道書架為他擋住了一切。而這個“小於一”（“less than one”）的所在，正是他作為一個詩人成長的世界，甚至書架上擺放的威尼斯小船和奧登的肖像，都奇跡般地預示了他的未來。 而我們“這一代人”或我自己呢？命運卻沒有給予這樣一個位置。我們沒有那樣的幸運，當然，我們或許也不具備那種驚人的才賦。我自己在成為一個詩人的路上付出了太多的代價。現在，當我回顧過去，也不得不付出更艱難的努力，以從事一種自我辨認。 在收到一個雜誌的約稿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這些。現在，既然約稿的主題是20世紀80年代“北京的詩歌地理”，那我就從我來到北京談起。1985年5月，我從湖北一個山區師專借調到北京詩刊社工作（我是1982年大學畢業那年被分配到那裡的）。其實，在這之前我和我的大學女友已在北京成了家並有了孩子。在武漢上學期間，我也來過北京兩次，我至今還留有那時在長城和圓明園廢墟間的留影。對於我們這些經歷過“文革”的人來說，來北京必上長城（我記得我和我的一些同學在那時都會背誦江河這樣的詩： “我把長城放在北方的山巒／像晃動著幾千年沈重的鎖鏈……”），也必到圓明園的殘牆斷柱間去憑吊一番。這在今天看來也許有點過於悲壯，但我們這一代人在那時的精神狀況就是這樣。 具體到在北京的生活，那時我每天從新街口馬相胡同的家中騎車到虎坊橋詩刊社上班，雖然我對官方詩刊的那一套並不怎麼認同，但這份工作可以解決我的“兩地分居”問題，也使我有機會為詩歌做一些事情，這就行了。對於北京的市民文化尤其是那種拿腔拿調的“皇民文化”，我這個外地人也很難適應，常常有一種“被改造”之感，但北方在地理和氣候上的廣闊、貧瘠、寒冷、蒼茫，卻和我生命更深處的東西產生了呼應，也和我身體中的南方構成了一種張力。北方乾燥，多風沙，而一旦下雨，胡同裡那些老槐樹煥發的清香，便成了我記憶中最美麗、動情的時刻。 更重要的是，在北京這個政治文化中心，在這個“文革”後期地下詩歌和今天派詩歌的發源地，我能“呼吸”到我渴望的東西。1979年早春，當我還是大二學生，從北京回來的同學帶回了北島、芒克他們剛創辦的藍色封面的《今天》，且不說它發出的人性的吶喊是怎樣震動人心，它在詩藝探索上的異端姿態和挑戰性，也深深地攪動了我的血液。在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氛圍下，我們武漢大學和全國十多家高校的文學社團也創辦了一份刊物《這一代》，我是它的詩歌編輯和文學評論編輯，也是它的最激進的一員。我們在辦刊過程中和《今天》有了更多的聯繫，也準備在第二期上轉載《今天》的詩歌。我們有幾位來自北京的同學，如張樺、張安東等，也在《今天》與《這一代》之間來回穿梭，一時間頗有一種“南北呼應”之勢。 …… 到北京後，這一切慢慢沈澱下來，我和今天派詩人們也有了更多的實際上的接觸。在大學時代，我和北島、舒婷、顧城、楊煉等就有聯繫，記得有一次在顧城情緒低落期間我給他回了一封十多頁的長信，極力肯定他和其他今天派詩人對中國詩歌的意義，他在回信中這樣說：“你知道我爸是怎麼評價你的嗎？他說你是中國的別林斯基！”顧城他爸即是老詩人顧工。不過當時我對此並不怎麼在意，因為我那時的興趣已轉向了現代主義，一冊新出版的袁可嘉主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尤其是那上面艾略特、葉芝、里爾克的詩，不知被我讀了多少遍！ 因此初到北京後的那些日子，我主要是和江河、顧城、楊煉、林莽、田曉青、雪迪、一平以及北大五四文學社的老木等人交往。楊煉住在中央黨校，我那時很喜歡他的詩，也和他一樣相信“太陽每天都是新的”。那時我們幾乎每周都要見面，在他家裡，他愛給我們展示他當年一次次穿著長風衣從黨校圖書館裡“順”來的“戰利品”（書），還慷慨地借給了我他珍藏的台灣出版的葉維廉的譯詩集《眾樹歌唱：歐洲、拉丁美洲現代詩選》的復印本，並囑我幾天後一定要還。顧城則愛給我們講他童年的故事，有一次還詭秘地告訴我他的名詩《一代人》乃夢中所得（這句話剛出口，他又讓我不要告訴任何人），說那兩句詩本來放在一首長詩中，後來他單挑出來，並加上了“一代人”這個題目。江河則住在西四白塔寺的一個胡同裡，離我們家較近，我和沈睿每次去都要帶上兩個大蘋果，有一點朝拜大師的感覺。在江河那裡我的確學到了不少，不僅瞭解了他們那一撥人的經歷，他對藝術的見解也使我頗受益。只不過江河人很精明，談事論人也比較刻薄，這和他的詩風有很大反差。不過對此他也無所謂，那時他最愛對我們談的就是艾略特的“非個人化詩學原則”！ …… 這就是那個召喚我們、讓我們為之獻身的詩歌年代。難忘的是1987年夏在山海關舉辦的青春詩會。這不僅是歷屆青春詩會中比較有影響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我在那裡切身感受到一種能夠提升我們、激發我們的精神事物的存在。與會的詩人有西川、歐陽江河、陳東東、簡寧、楊克、程寶林、張子選等。不過，會前也有一段小插曲，我們的邀請剛發出去幾天，有關部門就找到詩刊社，說“不止一位不適合參加這樣的活動”。劉湛秋急得從詩刊社的四樓上咚咚地跑下三樓來找我，要我馬上提供一份與會者名單，並介紹每位的情況，我一邊列名單，一邊說：“我保證他們會沒事！”但他哪裡在用心聽，還有人在等著他呢。 …… 現在看來，山海關的相遇和相聚，的確預示了詩歌後來在20世紀90年代的某種發展。我想正是因為在那裡的交流，陳東東後來有了創辦《傾向》的想法。而“知識分子寫作”或“知識分子精神”這種與“第三代詩歌”有所區別的說法，在這之後也在西川等人的文章中出現了。 也正是在山海關期間，我抽空去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取回了剛出版的《中國當代實驗詩選》樣書，記得歐陽江河拿到這本書後就讀裡面張棗的詩，邊談邊讚嘆：“天才！天才”在這本詩選中我們選了張棗的《何人斯》《鏡中》《十月之水》等四首詩，在編選過程中我還寫了篇讀張棗詩的隨感《朝向詩的純粹》（後來收入我的第一本詩歌隨筆集《人與世界的相遇》，1989），很可能，這是關於張棗詩的第一篇評論。張棗很高興，到處給人看，包括給北島看（這是北島後來告訴我的）。那時張棗已出國，我時常收到他那有著一手娟秀字體的信，落款是“你的棗”。有一次他回國（應該是1987年冬），來到前門西河沿街二樓上我家昏暗的屋裡，一進門，我放上了音樂磁帶，他一聽：“啊，柴可夫斯基！”然後就坐在那裡久久不說話了。我可以體會到他內心裡的那種感情。說實話，我也真喜歡那時的面目清秀、裹著一條長圍巾的張棗。但後來因為我回絕了在一件在我看來很嚴肅的、我的道德準則不允許我去做的事情上給他幫忙，我們的關係從此疏遠了。 …… 誰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可以“總結我們”的詩人？是時間，是那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把我們每個人都捲入其中的歷史，是驟然“闖入”我們生活中的命運。“闖入”，這正是西川90年代後用過的一個詞。西川在80年代也曾寫下《遠游》那樣的長詩，但我記得在1990年秋的一天，在時隔數月不見之後，在那依然荒涼的時代氛圍中，他來到西單白廟胡同我的家，並帶來一首他新寫的《夕光中的蝙蝠》。我一讀，便深感喜悅。那時我還讀到開愚、孫文波、孟浪、王寅、莫非、張曙光以及在北大上作家班的非默的一批作品。我不僅從中感到了歷史的重創所留下的壓力和裂痕，我想中國的詩人可以重新發出他們的聲音了！ 而這就是命運對一代人的造就。葉芝在他的後期詩中曾這樣寫道：“既然我的梯子移開了／我必須躺在所有梯子開始的地方，／在內心那破爛的雜貨店裡”。我想，這也正是90年代以後發生在許多中國詩人那裡的“故事”。歷史之手移開了他們在早年所借助的梯子，使他們不得不以自身的慘痛中重新開始，雖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高度”的放棄。 …… 接著不久，就是海子在山海關臥軌自殺的消息！對此，我那時一點也不相信，甚至拒絕相信。那一年3月初，也就是在他自殺前的大半個月，他在安慶老家過完春節回來上班後還來過文聯大樓找過老木和我，他一如既往地和我一起在辦公室裡談詩，我們甚至還一起上樓去文聯出版公司買書（因為是中午，那裡沒人上班，他順手從過道的書櫃裡抽出兩本書，其中一本塞林格的《九故事》，他給了我）。沒有任何徵兆！也許，唯一的跡象是他那篇詩學絕筆《我熱愛的詩人——荷爾德林》。頭年10月底，應《世界文學》編輯劉長纓之邀，我他們的《中國詩人與外國詩》欄目組稿，我首先約了西川和海子，西川寄來了《龐德點滴》，海子也很快從昌平給我寄來了他這篇文章（寫作時間是1988年11月16日），我一看，文中充滿了語言破裂的跡象，如“這個活著的，抖動的，心臟的，人形的，流血的，琴”，如“詩，和，開花，風吹過來，火向上升起，一樣”，等等。我當時就有些詫異，但我特意告訴劉長纓這不是語法錯誤，這是詩人有意這樣寫的，請一定照原文發。劉長纓聽了我的話，該文後來一字不動發表於《世界文學》（雙月刊）1989年第2期。在這之前，我也告訴了海子這個消息。但他沒有再回信，很可能，那時他已將一切置之度外了。他在他精神的黑夜裡“流著淚迎接朝霞”，他要做的，是以他的身體本身來對他心目中的“偉大詩歌”進行最後一次衝刺！ …… 而接下來的一切，都在一禾整理海子遺稿期間忍痛寫下的這句詩裡了：“今年的雷霆不會把我們放過”。寫下這話的詩人果然沒有被放過：他死於腦出血。他定格於永遠的28歲（“韻律護住了他們的軀體”）。而那雷火仍在高空駛過，仍在無情地、更無情地尋找著我們…… 難忘的，還有那一年那些荒涼的冬日夜晚。朋友們都四散了。曾經磨得滾燙的鋼軌已漸漸生鏽。我也沒有了工作。但還有“一張松木桌子”，桌子上還有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安全通行證》、米沃什的詩及詩歌自傳《詩的見證》，等等。在西單白廟胡同那座有著低矮屋頂的老房子裡，一夜夜，妻子和6歲多的兒子已在裡屋入睡，而我徹夜讀著這些書。有時我不得不停頓下來，聽著屋外那棵大棗樹在寒風中呼嘯的聲音，有時讀著讀著又無言淚湧。我感到了那些不滅的詩魂在黑暗中對我的“目睹”了。我在深深的愧疚中意識到了我們那被賦予的生命。我寫下了我那首《瓦雷金諾敘事曲——給帕斯捷爾納克》： 閃閃運轉的星空， 一個相信藝術高於一切的詩人， 請讓他抹去悲劇的樂音！ 當他睡去的時候， 松木桌子上，應有一首詩落成， 精美如一件素潔繡品…… 但問題是，我們的那些蒼白文字能否抹去這悲劇的樂音？我們能否繞過這其實永遠也無法繞過去的一切？我們又能否忍受住我們那內在的絞疼而在中國繼續去做一個所謂的詩人？ 1992年元月初的一天，家人借來一輛車送我去首都國際機場。在幾乎無望地折騰了一年半之久後，我終於拿到了護照和去英國的簽證。車從西單白廟胡同（它現在已永遠從北京市區地圖上消失了）裡出來，沿著冬日的長安街越過西單路口，越過高高的電報大樓，越過故宮的紅牆……而我在心裡和它們一一道別時也知道了，正如我在去倫敦後所寫下的，無論我去了哪裡，“靜默下來，中國北方的那些樹，高出於宮牆，仍在刻畫著我們的命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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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