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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9/30 05:38:58瀏覽24｜回應0｜推薦3 | |
| Excerpt：波茲曼的《娛樂至死》 近日讀完康文炳的《修辭的政治》，才發現自己居然錯過了波茲曼的這一本好書《娛樂至死》。 而更讓自己感到意外且尷尬的是自己在學生時代曾經喜歡Roger Waters（前Pink Floyd貝斯手，因近年有一些爭議言論，恕不多談）的一張音樂專輯Amused to Death，現在才恍然大悟：原來他的創作靈感也是來自於這一本書。 Neil Postman的論述極具歷史及文化意涵，整本書值得摘要分享的部分也讓人難以取捨，最終整理出書摘如下（文長慎入），希望有興趣的讀友再自行閱讀這一本書吧。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7522 娛樂至死：追求表象、歡笑和激情的媒體時代（2016增修版）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20th Anniversary Edition 作者：波茲曼 原文作者：Neil Postman 譯者：蔡承志 出版社：貓頭鷹 出版日期：2016/06/09 在《一九八四》中歐威爾害怕禁書，害怕我們受到文化箝制，但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則害怕沒有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想讀書了。今日看來，歐威爾的預言錯了，赫胥黎的預言卻正在發生…… 資訊發達的今日，政治人物訴求的不是富有邏輯的政見，而是個人魅力；新聞訴求的不是專業與真相，而是悲情與娛樂。自從電報、新聞、電視、網路等傳播媒介出現，數千年習以為常的知識承載方式在百年間被打破。 改變的不僅是獲取訊息的媒介，也改變了知識結構，使得人類思考方法與行為舉止產生變化。長篇大論變得沒人想看，標語式的短句或誇張的警句才能勾動人心，這並非因為網路和臉書的誕生而來的後果，而是百年來新聞標題、電視節目教會我們的。 拋棄過去書寫文字所呈現的邏輯思辨，我們變得更容易決定，但也更為輕率。我們接觸的資訊更多，但資訊無用的比重卻是更高。那是一種沒有質疑，照單全收的求知方式且無人倖免。然後，電腦與網路社群在二十一世紀更沒日沒夜地吸引我們的目光，從思考方式到生活習慣。當無處不媒體、也無處不娛樂，於是，我們或將毀於自身所愛。 【Excerpt】 〈前言：我們會毀於自身所愛〉 我們翹首凝望一九八四年逼近。那年來了，預言並沒有成真，心懷憂思的美國人輕聲歌詠讚美自己；自由民主的根基屹立不搖。不論歐威爾《一九八四》的恐怖夢魘是否在別處成真，起碼美國這裡倖免於難。 然而我們忘了，除了歐威爾的陰鬱想像，還有一種年代稍早，略少人知，卻同樣令人膽寒的預言：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就連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也誤以為赫胥黎和歐威爾的預言是同樣一回事。事實不然！歐威爾擔心我們屈從於外力才提出警告；而赫胥黎的觀點則是，不必有老大哥監看，民眾也會失去自主、成熟，歷史也要淪喪。就他所見，民眾會愛上壓迫力量，崇拜剝奪他們思考能力的科技。 歐威爾害怕禁書，赫胥黎害怕沒有理由可禁書，因為再沒有人想讀書。歐威爾擔心會有人奪走我們知的權利；赫胥黎害怕有人給得太多，讓我們變得消極、自大。歐威爾擔心真理被隱瞞；赫胥黎害怕真理被繁瑣小事淹沒。歐威爾擔心我們受於文化箝制；赫胥黎害怕我們會造就膚淺文化，滿腦子遲滯、糜爛和愚癡的念頭。猶如赫胥黎在《再訪美麗新世界》書中所述，隨時戒慎反抗暴政的公民自由論和理性論人士「忽視人類對消遣的無止境欲望。」赫胥黎又說，在《一九八四》一書中，民眾遭受痛苦茶毒的控制；在《美麗新世界》中，他們則因耽溺享樂而為人掌控。總之，歐威爾擔心我們會毀於自身所惡，赫胥黎害怕我們會毀於自身所愛。 本書的觀點是，歐威爾的預言成空，赫胥黎所言有可能成真。 〈第一章 媒體即隱喻〉 在美國歷史上，不同城市分別在不同時代成為美國精神的核心。舉例來說，十八世紀末，震驚世界的第一槍——只可能在波士頓郊區而非其他地方擊發的一槍，在政治激進主義的中心波士頓響起。但消息傳出之後，包括最早要求獨立的維吉尼亞州人在内的全美國人，都打從心底自視為波士頓人。到了十九世紀中期，紐約象徵了美國（至少有別於英國的）國家大熔爐概念，來自世界各地的悲慘移民在艾利斯島上岸，他們使用的陌生語言以及怪異的生活方式，亦隨之遍及這片土地。二十世紀初期，芝加哥這處巨肩之城、大風之都成為美國工業能量和活力的象徵，那麼也應該（譯註：參照 Karl Sandburg的Chicago一詩）在某處矗立一尊「屠豬戶」雕像，提醒大家別忘了美國的鐵路、牛群、煉鋼廠和創業冒險時代。就像義勇兵雕像可供人懷想波士頓的革命歲月，自由女神像能讓人追憶紐約移民時代，欠缺象徵的芝加哥時代似乎也該在芝加哥立一尊雕塑。 如今我們則應該著眼於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市，將它當成美國國家性格和抱負的隱喻。拉斯維加斯的標誌是一幅近十公尺高的圖像，繪有一台吃角子老虎機和一名歌舞女郎。拉斯維加斯是座純娛樂城，宣揚著一種文化精神：所有公共論述都逐漸以娛樂形式來傳達。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全都成為娛樂業的附庸，對此民眾多半毫無怨言，甚至漠不關心。於是，我們成為瀕臨娛樂至死的一群。 …… 最平易的說法就是，這本書是在探究、哀悼美國在二十世紀後半期最重大的文化真相——印刷術時代式微和電視時代興起。由於這兩種媒體形式有著天壤之別，不可能傳達相同的概念，於是這種轉換便從根本徹底改變了公共論述的內容和意義。隨著印刷術影響消退，政治、宗教、教育，還有構成公共事務的一切內容都必須改變，並以最適合電視的表達方式重行塑造。 …… 芒福德在他的《技術與文明》巨著中指出，從十四世紀開始，時鐘是怎樣讓我們投入計時、節約時間，如今則讓我們受時間驅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逐漸漠視太陽、忽略季節變化，因為在分秒構成的世界中，大自然的威望已經被取代。沒錯，芒福德便曾指出，隨著時鐘的發明，永恆不再是人類事件的測定量尺和焦點核心。也因此，儘管罕有人能夠洞悉這其中關係，不過時鐘滴答運轉不懈，大幅削弱了上帝的至高地位，其影響或許已經超過啟蒙運動時期哲學家所撰寫的一切專論；也就是說，時鐘引進了人類和上帝的對話新形式，就此而言，上帝似乎已經落敗。或許摩西應該再納入另一誠：「不可造機械來代表時間。」 …… 這些柏拉圖全都了解，表示他明白書寫會掀起一場知覺革命——眼睛代替耳朵成為處理語言的器官。果然，據說柏拉圖為了推動這種轉換，要求學生進入他的學園之前必須先研讀幾何學。倘若確有其事，那麼這就是智者所見，因為正如偉大文學評論家弗賴所述：「書寫文字的威力極大，絕對不只是種備忘註記：它讓過去在現今重現，為我們喚起光輝燦爛的強烈幻想，而不是給我們尋常記憶。」 …… 我之所以提出這些問題，原因是這本書的討論內容，正是著眼於我們這個種族的改變，探討人類社會從文字魔法轉換至電子魔法的劇烈變革。這裡我想指出一點，把文字或時鐘一類的技術引進文化，不只擴大了人類約束時間的能力，還轉化了人類的思考方式——當然也改變了人類的文化內涵。我稱媒體為隱喻就是要說明這點。我們在學校裡曾學到，隱喻是拿一件事物來和其他東西相比較，從而暗示該事物像什麼；這點完全正確。而藉由暗示力量，隱喻便把一個概念深植在我們心中，也就是當我們想像某一事物，另一個事物便不可或缺。光是一種波、語言是一棵樹、上帝是尊貴智者、心靈是知識燭照的黑暗洞穴。倘若這類隱喻不再合宜，那麼我們自然要找出其他適用的隱喻。光是一種粒子、語言是一條河、上帝（就如羅素所稱）是一種微分方程式、心靈是一片企盼耕耘的園地。 不過，我們的媒體隱喻關係並不是這般黑白分明、生動清晰，而是更為複雜。要了解媒體的隱喻功能，我們必須考量媒體資訊的符號形式、資訊的出處、數量和傳播速率，還有體驗資訊的背景脈絡。因此，這些都必須經過一番波折才能理解、領悟。舉例來說，時鐘使時間以獨立、精準的順序重現；文字使心智以書寫經驗的刻字板形式重現；電報使新聞以商品形式重現。 …… 伽利略說大自然的語言是數學，當時他只是借喻說明。大自然本身並不說話；我們的身體和心智也不說話，而且就本書著眼而論，我們的「政治身體」也不說話。有關大自然和自我的對話，都是採用我們覺得可行、便利的任意「語言」為之；我們所見的大自然、智力、人類動機或意識型態，都不是「它」的真面目，那只是我們用語言表現出來的形式。我們的語言是媒體，媒體是我們的隱喻。我們的隱喻創造我們文化的內涵。 〈第四章 印刷式思想〉 回顧十八和十九世紀，無論在哪裡都能察覺書面文字的共鳴，特別是它和所有公眾表達形式的糾結關係。正如比爾德所述，美國制憲人士的主要動機是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或許是這樣沒錯。不過另一種講法也對，那就是他們設想要參與公眾生活必須有本事駕馭書面文字。在他們心目中，不具備高度讀寫能力，根本不可能成為成熟的公民，因此美國各州多半都以二十一歲為最低選舉年齡，也因此在傑佛遜眼中，全民教育是美國的最高指望。這也是為什麼內文斯和康馬傑會指出，對身無財產者的選舉條件設限經常為人輕忽，然而對不能閱讀的人就不能通融。 猶如透納所述，激發美國人心的精神是永恆擴展的邊疆，這或許是事實。不過另一種說法也沒錯，如同安德森所述：「不論是莎士比亞、愛默生或梭羅，農家男孩邊犁田邊閱讀的措詞都不只是種比喻。」因為只靠墾荒精神並不能讓堪薩斯州率先准許婦女在學校選舉中投票，也不能讓懷俄明州首先落實完全平等選舉權。婦女大概比男子更擅長閱讀，而就連在邊疆各州，公共論述的主要途徑也是源自書面文字。能閱讀的人，免不了都成為對話的一部分。 正如米樂所述，美國人的活力大半來自他們的宗教狂熱；或者如早期史學家所說，美國是由一種當紅理念因利乘便締造而成，這些或許都是事實。就這些解釋我並沒有異議。這裡我只提出一點，他們筆下闡述的美國獨尊由印刷品塑造而成的公共論述形式。兩個世紀以來，美國以白紙黑字來傳達意向、表現意識型態、制定法規、銷售產品、創造文學並頌揚神祇。美國以印刷術發言，還帶著這項符號特徵，在世界文明當中建立顯赫的地位。 我為印刷機統治美國人思想的時期發明了一個名字，稱為「闡釋時代」。闡釋是種思想模式，一種學習方法，也是種表達途徑。我們心目中成熟論述的相關特色，幾乎全都藉由印刷術來發揚光大。而印刷術最側重闡釋：優異的概念、推理和條理思考能力，崇尚理性和秩序，憎惡自相矛盾，高明的冷靜、客觀思維能力，以及靜候反應的耐心。進入十九世紀末期，闡釋時代開始消逝，我迫切希望解釋箇中原因，而後續時代的早期跡象也清楚可見。這個後續時代就是演藝業時代。 〈第五章 近在眼前卻又遠在天邊的世界〉 ……當摩斯預言電報會讓「全國若比鄰」之際，卻沒料到電報會帶來其他影響。電報摧毀了資訊的主流定義，隨之還賦予公共論述新的意義。很少人能真正理解這種後果，其中一位是梭羅，他在《湖濱散記》中寫道：「我們匆促建設一條從緬因州到德州的電報線路；但是這兩州之間恐怕沒有重大消息需要交流……我們迫切想在太平洋底挖通隧道，將舊世界與新世界的距離縮短幾個星期；但是美國人豎耳傾聽的第一則新聞，或許只是阿德雷德公主染上百日咳。 …… 不久之後，報紙的價值已經不再取決於所提供的新聞品質或用途，而是取決於新聞數量、事發地點的距離和傳遞速度。「紐約先驅報」的班內特誇稱，在一八四八年第一周，他的報紙包含了七萬九千個電報字數。不過，他並沒有說明這對讀者有什麼意義。自從摩斯在一八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開放美國第一條電報線路之後，短短四年後美聯社便成立了，於是來路不明又沒有特定讀者的新聞，開始在國內四處流傳。戰爭、犯罪、衝突、火警、水災，其中大半是阿德雷德公主染上百日咳之流的社會、政治新聞，變成民眾口中所謂「今日新聞」內容。 …… 電報引進了一種引人詫異的公共對話形式：它的語言是頭條新聞用語——聳動、零碎、不講人情。新聞採用口號形式，煽惑引人矚目，但轉眼倏忽即忘。新聞的語言也完全不連貫。一則消息和前、後則的消息並沒有關連，每則「頭條新聞」都分別獨立並自有一套語境，發布新聞的人沒有義務提供意義，接收新聞的人必須設法自行賦予。處於這種處境，電報所描述的世界於是變得無法控制，甚至無從解讀。印刷文稿逐行鋪陳連貫有序的形式漸漸失去隱喻共鳴，再也無法反映出我們是如何獲得知識、認識世界。「知道」事實有了新的意涵，因為知道並不意味認識真相內涵、背景或牽連。電報論述不容我們做歷史回顧，也毫不重視品質。就電報來講，智慧是指知道許多事件，不是指通曉事理。 於是，就摩斯在電訊中提出的莊重問題：上帝所造何物?我們得到一個令人不安的答案：一個擠滿陌生人，龐雜無度的鄰里；一個零碎散亂的世界。當然，上帝和這個毫無關係。然而，儘管電報有這般的威力，倘若它只是作為論述的一種新隱喻，那麼印刷文化八成還禁得起它的衝擊；起碼還守得住陣腳。結果正當摩斯重新還構思資訊的意義之時，達蓋爾恰巧也重新構思出自然的意義；甚至我們也可以說是重新構思了現實的意義。就如達蓋爾在一八三八年一則招募資金的公告中所述：「達蓋爾銀版照相不只是用來描繪大自然的工具……（它）還賦予大自然自行再現的力量。」 …… 照片以獨特方式成為電報新聞的理想補充材料，這種憑空湧現的新聞，挾帶著不知出自何方，事關陌生人士的大批事實把讀者淹沒。照片為新聞上的陌生時地帶來具體實性，還為不知名人士掛上臉孔。因此，照片為我們帶來錯覺，以為「新聞」和我們的感官經驗起碼有某種關連。照片為「今日新聞」創造了一種表觀語境，「今日新聞」同時也為照片造就了一種語境。 …… 〈第六章 給我娛樂，其餘免談〉 我認識一位力求上進的研究生，在一次大考前夕他回到狹小公寓，卻發現僅有的檯燈壞了，修不好了。他一陣驚恐之後恢復冷靜，開始設想該如何爭取好成績。他打開電視，關掉聲音，背對電視機借光研讀考試章節。這是電視機的一種用途——作為閱讀印刷品的光源。 不過電視螢光幕不只是種光源，還是幾近平坦的光滑表面，可以在上面映現書面文字。我們都住過旅館，房間裡面的電視機有一個特殊頻道，不斷播映跑馬燈文字，告訴你當天有哪些活動要項。這是電視的另一種用途——當成電子布告板。 許多電視機又大又結實，撐得住一小堆圖書的重量，美國無線電公司生產的傳統落地式電視機上甚至可以擺放多達三十本書。我還知道一位女士把她的狄更斯、福樓拜和屠格涅夫全套藏書，統統安穩地擺在一部西屋牌二十一吋電視機上。這是電視的又一種用途——當作書架。 我舉電視的這類怪誕用途，只想嘲笑某些人心中的妄想，竟然以為電視可以用來扶持文化傳統。這種期望完全是麥克魯漢從前所說的「照後鏡」思維：認為一種種新媒體只是舊媒體的延伸或擴大成果；好比汽車只是跑得比較快的馬，或者電燈只是比較亮的蠟燭。就我們眼前的課題而言，犯這種錯誤的人，完全誤解電視是如何重新界定公共論述的意義。電視並沒有延伸或擴大文字文化，電視攻擊文字文化。若說電視是延續自某種東西，那麼它的源頭就是電報和攝影在十九世紀中期開創的傳統，而非延續印刷機在十五世紀開創的。 …… 當然，說電視是娛樂只是陳腔濫調。這件事情對文化沒有絲毫危害，根本不值得寫書討論，甚至還應該為此感到欣慰。我們常說，生命不是長滿鮮花的康莊大道。四處偶見些許花朵，我們的人生旅途會好走一些。拉普蘭人肯定是這樣想；我們猜測，每晚觀看電視的九千萬美國人或許也這樣想。不過，我在這裡並不想宣揚電視具有娛樂性，我想說的是，電視把娛樂本身變成一切經驗的自然表現形式。電視機讓我們隨時都和世界保持密切聯繫，然而在這個過程中，電視卻一成不變始終笑臉迎人。問題不在於電視為我們帶來娛樂「題材」，而是在於它把所有「題材」全都當成娛樂來表現，這就是全然不同的課題。 換種說法：娛樂是凌駕所有電視論述的超意識型態。不論內容為何或從哪個觀點來看，電視的最高宗旨都是提供娛樂，讓我們高興。因此就連每天為我們播出悲慘鏡頭和殘暴景象的新聞節目，主播都要在結束時對我們說「明天同一時間再見」。為什麼要再見？想想看，幾分鐘的謀殺和暴力惡行鏡頭，恐怕已經夠讓我們好幾個月都睡不安穩。我們之所以會回應主播的要求繼續收看，是由於我們知道對「新聞」不必認真看待，也可以說那完全是說著玩的。新聞節目的一切全都向我們表明這點——容貌俊美的主播態度和藹、他們的愉快笑談、節目開場和尾聲的激昂音樂、生動畫面，還有引人瞩目的廣告——這一切都暗示我們不必為剛才看到的悲慘場景落淚。坦白講，新聞節目就是種娛樂形式，它的目的不在教育、反省或淨化人心。至於把節目拍成這樣子的人，我們也不應該太過苛責，他們彙整新聞不是要表明這點讓人閱讀，也不是要播放給人聽，他們製作電視新聞是要給人看的；他們必須遵循媒體的導向。這種現象沒有陰謀論，沒有智能不足，有的只是坦然面對所謂的「好電視」，和語言闡釋以及其他口頭溝通形式中「好」的內涵沒什麼太大關係，最重要的考量是照片圖像好不好看。 …… 〈第七章 「好……現在我們來看……」〉 …… 這裡我還要指出，電視新聞節目的超現實架構裡暗藏了一種反交流理論。這種理論有個特色，亦即其論述拋棄了邏輯、理性、秩序和矛盾律。在美學領域，我想這種理論就稱為「達達主義」；在哲學界稱為「虛無主義」；在精神病學界則稱為「精神分裂症」。而以劇場術語來講，這就稱為歌舞雜耍。 若有人覺得我這樣講太過偏激，就請讀者參考麥克尼爾對電視新聞的描述。麥克尼爾是「麥克尼爾和雷爾新聞時間」的執行編輯和協同解說員。他寫道，重點「是一切都要簡短，不要讓任何人凝聚注意力，反而要求變、求新，並藉舉止、動作不斷提供刺激。你不必……注意任何概念、角色，而且你每次專注一個問題的時間都不要超過幾秒鐘。」他繼續說明，支配新聞節目的幾項假設是，「要做得一覽無遺才好，要避免複雜，不要精妙內容，詳盡闡述有害簡單信息，要以視覺刺激取代思維，還有精確的言辭已經落伍。」 …… 我想要強調的是，如今我們已經徹底適應新聞中「好……現在我們來看……」的世界，這是個零碎的世界，事件全都是獨立的，和過去、未來以及其他事件的關係都褪除盡淨，連貫假設也全都消失了。這樣一來，當然也見不到矛盾之處，在所謂的沒有語境的語境中絕跡。既然矛盾消失了，民眾哪有可能對總統在不同時候講過哪些話感興趣呢？那只不過是老調重彈，內容一點都不有趣，也毫無娛樂價值；唯一好笑的是記者對民眾的冷淡反應大惑不解。這倒有點諷刺意味，把世界拆解的那群人，竟然要設法把它重新拼在一起，接著才感到詫異，為什麼沒有人注意、關心他們的努力。 …… 〈第九章 塑造情感的想像世界〉 …… 一九八〇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洛茨在斯德哥爾摩的頒獎典禮上發表演說：我們這個時代的特色是「拒絕回憶」；他指出其中一個令人坐立難安的例子，那就是市面上已經有一百多本書否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曾經屠殺猶太人。在我看來，史學家修斯科所見更貼近事實，他指出現代人對歷史愈來愈不關心，因為歷史對他們已經沒有用處；換句話說，歷史是由於無關痛癢的態度才失色，而非肇因於執著或無知。電視界人士莫耶斯所述更切中要點，他說：「我擔心我這個行業……助長煩躁健忘病症，讓這個時代充斥焦慮……我們美國人對過去二十四小時的事似乎無所不知，但對過去六千年或過去六十年卻簡直是一無所知。」我認為莫蘭有一段話直指問題核心，他說：既然媒體結構偏好供應影像和零星信息，我們根本不可能接觸到歷史展望。他又說，沒有連貫性和語境，「零星資訊不可能整合構成理性、一致的整體。」，我們不是拒絕回憶，也不認為記憶完全無用。事實上，我們已經改頭換面變得不會回憶。因為，如果回憶不只是懷舊，那麼記憶就必須以語境為本，也就是一個理論、一種憧憬、一個隱喻，賴以組織事實、辨別模式的某種東西。形象政治和即時新聞不能提供這種語境，就算有意提供也是困難重重。鏡子只能照出你今天的衣著，照不出你昨天穿什麼。有了電視，我們便一頭栽進一種始終是現在的錯亂處境。亨利福特曾說：「歷史是空話。」福特對印刷術還算樂觀，因為從電力插頭傳來的答覆是：「歷史並不存在。」 ……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語〉 有兩種方式可以讓文化精神凋萎。第一種是歐威爾途徑，把文化變成監獄。第二種是赫胥黎途徑，把文化變成滑稽諷刺劇。 我們不必別人提醒就知道，我們的世界充斥監獄文化，歐威爾在他的寓言中已經對這類文化的結構做了精闢描述。若是你讀了《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接著又讀了凱斯勒的《正午的黑暗》，相信就能深刻了解，如今在幾十個國家殘害數百萬民眾的思想控制機器是如何發揮作用。當然，歐威爾並不是告訴我們專制荼毒人性的第一人。他的作品有個舉世無雙的特點，他堅稱，不論我們的典獄長採信的是左翼或右翼意識型態，結果並無二致。監獄大門同樣牢不可破，監視同樣滴水不漏，偶像崇拜同樣普及人心。 赫胥黎告訴我們的是，在先進科技時代，荼毒人性的敵人不再是滿臉可疑、可恨的神情，反而往往是面帶微笑。在赫胥黎的預言中，老大哥並沒有存心監看我們，是我們自己盯著他看。當民眾因瑣事分心，當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一波波無止境的娛樂，當嚴肅的公共對話成為牙牙兒語，這時也不必有典獄長、監獄大門或真理部了。總之，當整個民族變成一群觀眾，公共事務則成為雜耍表演，這個國家就要陷入危機；他們的文化也難逃死亡命運。 在美國，歐威爾的預言關係不大，赫胥黎的預言則已經逐步實現。因為美國正在進行世界上最壯闊的一項實驗，要把整個國家推上電力插頭造就的科技歧途，這項實驗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初期進行得很緩慢、審慎，如今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已經成熟，卻變得乖戾，還引燃美國人和電視的熾熱戀情。全世界沒有其他地方像美國這樣，這麼快又這麼徹底的扼殺了動作遲緩的書面文字時代，還讓電視宰制國內一切體制。美國人引進電視時代，讓全世界清楚瞥見赫胥黎預言的未來。 …… 不論如何，我想說明的重點是，只有當我們深入、正確體察資訊的結構和效應，只有當我們揭開媒體的神祕面紗，我們才有希望掌握某種手法來控制電視、電腦或其他任何媒體。我們要怎樣養成這種媒體意識？我只能想出兩個答案，其中一個是胡扯，根本不用考慮；另一個是孤注一擲，不過也沒有其他辦法了。 那個胡扯的答案是製作一種電視節目，宗旨不是要教人不再看電視，而是要示範正確看電視的方式，展現電視是如何改造、侵蝕我們對新聞、政治辯論、宗教思想等方面的概念。我猜想這種示範有必要採用模仿逗笑手法，並沿襲「周六夜現場」和「蒙提派森」的製作方針，用意在逗引全國同胞對電視控制公共論述的情形捧腹大笑。不過，笑到最後當然還是電視獲勝。為了爭取夠多的觀眾來發揮效果，我們必須把節目製作得娛樂性十足，還要因襲電視的風格。所以到頭來，這種批判作為卻成為電視的附庸，扮演逗笑角色的演員聲譽鵲起，變成電影明星，最後還開始拍電視廣告。 還有個孤注一擲的答案，這就要仰賴唯一（理論上）有辦法應付這項問題的大眾傳媒：我們的學校。這是美國人解決所有社會危機的傳統求助對象，當然了，這是根植於我們對教育的效能抱持天真又莫名其妙的高度信心。這種作法罕有成效。就以我們手中的問題來講，更沒有理由指望這能發生作用。我們的學校連書面文字在文化塑造過程扮演哪種角色都還沒有著手探討，你在一百個高三學生當中，肯定找不出兩個能夠告訴你字母是在什麼時候發明的，就算容許五百年誤差都辦不到。我猜想多數人根本連字母是發明出來的都不知道。我發現有些高中生聽到這個問題時滿臉疑惑，就好像他們聽到的問題是：樹（或雲）是什麼時候發明的？巴特曾指出：這正是神話的原則，它把歷史轉變為自然，因此，要我們的學校致力破除媒體神話根本是強人所難。 不過，我們有理由相信局勢並非毫無指望。教育家並不是沒有注意到電視對學生的影響，電腦問世促使他們深入探究這個問題，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孕育出某種「媒體意識」。沒錯，他們的媒體意識主要著眼於「我們該怎樣運用電視（或電腦，或文字處理機）來控制教育？」這樣的問題。他們還沒有考慮到「我們該怎樣運用教育來控制電視（或電腦，或文字處理機）？」的問題。不過，我們尋求的解決之道必須具備前瞻視野，否則夢想還有什麼用處呢？此外，幫助年輕人學會詮釋自己文化的象徵意義，正是學校責無旁貸的使命。就目前而言，這項使命便是要讓學生懂得和某些資訊形式保持距離，這樣做並不算違理冒進，我們大可以要求把它納入課程；甚至期望這會成為教育的核心要務。 我這裡提出的建議，也正是赫胥黎提出的解決之道；我的見解不可能比他高明。他和威爾斯都認為，我們正身處一場競賽，倘若教育輸了，後果就是一場災難。他也不斷為文倡言我們有必要理解媒體政治和媒體知識論，理由就寫在《美麗新世界》的最後篇章，他在那裡試圖告訴我們，讓書中人物感到痛苦的，並不是他們用發笑來取代思考，而是他們不明白自己為什麼發笑，還有為什麼自己不再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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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