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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9/28 06:29:12瀏覽3｜回應0｜推薦0 | |
| Excerpt：張系國的《讓未來等一等吧》 書名：讓未來等一等吧 作者：張系國 出版社：洪範 出版日期：1984/01 【Excerpt】 〈最後的獨角獸〉 ——喬治歐威爾簡論 「他極其瘦削，因此顯得特別高。他的形容枯瘠，目光並不很明亮，有著悲哀的眼神，上唇和短髭之間剃得很乾淨。從他的作品及小說裏對他的化身人物的描述，可明顯看出他對自己的容貌極端自卑。他穿著舊夾克和薄棉布袴，著意把自己打扮成普羅階級的模樣。他在女性面前顯得侷促不安，但其實對同性或異性他都有特殊的吸引力。他的談吐雖非特別風趣，有時極爲幽默。例如他有許多稀奇古怪的偏見。他會無緣無故突然迸出來一句：『煙草店的老闆全都是法西斯！』講得十分理直氣壯，似乎絕不容人置疑。的確，仔細想一想，那些終日在店裏販賣煙葉的小人物，如果遇到個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是否全會跟著跑呢？再想想，就忍不住爲這荒誕古怪的念頭逗笑了。和農夫聊天，他會無意間溜出來一句：從前種田的莊稼漢全都是一個肩膀高一個肩膀低，所以衣服都得特製。農夫從未聽過這種奇聞，但又似乎不能不信，事後調查，這都是喬治歐威爾自己編造出來的故事。但直到如今，每次我經過陳列農人衣物的服裝店，總忍不住進去看看，是否眞有這種一肩高一肩低的衣服。」 這是喬治歐威爾的朋友對他作的素描。高瘦、舉止笨拙、自卑、敏感、典型的英國式幽默、典型的文人。我們還知道喬治歐威爾些什麼？我們知道他的眞名是艾立克·貝萊爾（Eric Blair），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是他的筆名，生於一九〇三年，歿於一九五〇年，死時年僅四十七歲，卻是二次大戰後冷戰時期最出名的作家。他所以得享盛名，主要由於他寫過兩本膾炙人口的小說：「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年」。 廿世紀的文學作品裏，有一類很特別的作品，也許可以稱爲政治懺悔文學。政治懺悔文學的作者，年輕時多半醉心共產主義，或者加入共產黨，或者成為同路人；後來因著個人的經歷或時代的影響，對共產主義感到幻滅，灰心失望之餘，就發憤創作，寫下個人的心路歷程及懺悔錄。左翼文學理論一貫主張，文學應該爲政治服務。政治懺悔文學的作者，雖然對共產主義感到幻滅，卻往往——自覺或不自覺的——繼續貫徹文學爲政治服務的理想，盡全力暴露共產主義的陰暗面。這些文學作品，在現實政治上有它的作用，但就文學而論，往往事過境遷後，就再得不到很高的評價。從三〇年代到六○年代，有多少西方作家寫出多少政治懺悔文學作品，今天我們記得的又有幾個呢？除了喬治歐威爾，好像祇有寫「正午的黑暗」 （Darkness at Noon） 的克斯勒「Arthur Koestler」了。 喬治歐威爾，因此似乎是這些作家裏面，最爲幸運的一位。（當然，這裏所說的幸運，指的是他至今仍盛名不衰。他一生坎坷，又死於肺病，英年早逝，人生際遇可說極其不幸。）爲什麼別人的作品早就變成史料，喬治歐威爾的作品仍有人讀？除了政治因素外，總該有些別的什麼吧？ 一個原因，該是體裁的特殊。「動物農場」以童話故事的方式寫政治寓言小說，這是喬治歐威爾獨創之處。喬治歐威爾繼承了美國文學裏政治寓言小說（斯威夫特的「小人國遊記」及「大人國遊記」）及成人童話故事（加路爾的「愛麗絲奇遇記」）的傳統，別出心裁，創造了「動物農場」，大人讀來是政治諷刺小說，兒童讀來是絕佳的童話故事。「一九八四年」是政治科幻小說，在這方面喬治歐威爾的創意反而較少。事實上，喬治歐威爾寫成「一九八四年」的廿五年前，俄國作家會亞亭（Yevgeny Zamyatin）已經寫出了不朽名作「我們」。「我們」也是政治科幻小說，主人翁「D五〇三」是數學家，連做夢也會夢到數目字，但終於背叛了「玻璃世界」和全知的「救世主」。從故事情節和寫作技巧看，「一九八四年」深受「我們」的影響，文學的成就卻不及「我們」。但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年」卻遠比會亞亭的「我們」暢銷，影響力也更大。當然，喬治歐威爾是英國人，作品恰好出現在二次大戰後的冷戰歲月，會亞亭則是流亡俄國作家，作品出現得太早，先知先覺者因此反而喫了虧。 喬治歐威爾的作品受人喜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記者出身的喬治歐威爾，寫小說的技巧並不特別出色，但創造新鮮辭語的本領，確實凌駕一般小說家——尤其是一般政治懺悔小說家——之上。在「動物農場」裏，他創造了如此的偉大格言： 「所有的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別的動物更加平等。」 這兩句格言，不知被多少政治宣傳家、諷刺作家、文學家所引用。平等，平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一九八四年」就小說而論，不算頂成功：人物扁平，性格無發展，情節也並不出奇。但喬治歐威爾在「一九八四年」裏創造的新辭卻極爲有趣。「老大哥」（Big Brother），「雙面思考」（Double Think），「仇恨兩分鐘」（Two minutes Hate）等辭，都已融入英語辭彙。英國作家多稀奇古怪的念頭，喬治歐威爾也不例外。二次大戰時，他在英國廣播公司 （BBC） 工作過，因此深切瞭解大眾傳播工具的宣傳技巧。「一九八四年」裏許多絕佳諷刺，不僅適用於蘇聯等極權社會，也同樣適用於電視普及的資本主義社會呢。 喬治歐威爾能享譽不衰，最後一個（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強烈的正義感。喬治歐威爾出身世家，生在孟加拉，小時候回到英國接受教育，進入著名的伊頓公學（Eton Public School）就讀。伊頓公學是英國統治階級的人材訓練所，但喬治歐威爾因家道中落，不得不放棄進牛津或劍橋的機會，遠成遠東，加入大英帝國的印度皇家警察，被派往緬甸服役，成了帝國主義軍事機器裏的小角色，富有正義感的青年喬治歐威爾（那時還是艾立克．貝萊爾），目睹英國帝國主義如何鎭壓緬甸民族主義者，不能無感，最後下決心辭去警界職務，回到英國，他所以會傾向社會主義，和他在緬甸時期的經歷不無關係。終其一生，喬治歐威爾都在爲青年時代的「罪惡」贖罪。他雖然不信教，這種強烈的宗教感，卻使他畢生嫉惡如仇。 回到英國後的喬治歐威爾，在倫敦和巴黎貧民區流浪過一個時期，也會到英國的煤礦區實地調査。根據這些經歷，他寫了小說「巴黎倫敦落拓記」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933） ，報導文學「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1937） 。他早先在緬甸時的經歷，也成了小說「緬甸紀行」（Burmese Days, 1934）的背景。這些作品都不算成功。到貧民區流浪，去礦區調査，都是喬治歐威爾贖罪的心路歷程的具體表現。這種贖罪心理，最後促使他去了西班牙，參加西班牙内戰。在西班牙他幾乎送了命，也終於根據參與西班牙内戰的經歷，寫成另一部成功的報導文學作品，「向卡特龍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 1938）。 即使從今天的角度看，「向卡特龍尼亞致敬」仍是部震撼人心的作品。我個人認爲，「向卡特龍尼亞致敬」可能是喬治歐威爾最好的作品，比其他的小說都好，也樹立了報導文學的典範。多少作家去了西班牙，有的抱著冒險家的浪漫態度（如海明威。我們讀海明威的「戰地鐘聲」，並不能了解西班牙內戰的眞正意義），有的戰死在馬德里，也有的因此對蘇聯——當時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感到幻滅。希治歐威爾就是感到幻滅的一個。隨即發生的史達林清算異己的莫斯科大審，更使西歐的知識分子看清楚蘇聯的眞面目，這時就出現了許多政治懺悔文學作品，喬治歐威爾的「向卡特龍尼亞致敬」雖是政治懺悔文學，卻不落入窠臼，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道德勇氣和正義感。他的道德勇氣，使他能毅然反對當時所謂進步知識分子流行爲蘇聯辯護的邏輯，揭發蘇聯如何用種種手段無情打擊非共產黨的西班牙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他的正義感，卻使他始終不同意英國帝國主義者及所謂自由主義者的論調，變相向法西斯主義低頭。這些論爭，我們在今天看來，猶如霧裏看花，但在當時卻是西歐知識分子面臨的重大思想考驗，喬治歐威爾的作品所以可貴，就是因為他的作品，無論小說也好，報導文學也好，雜文也好，都是他眞誠人格所寄託。他的作品歷久的吸引力，也許就在這裏。 誠如史丹達爾所說，在文學作品裏談政治，有如音樂演奏會裏的槍聲，雖然其聲刺耳，卻使人不能不注意。政治懺悔文學，往往在當時造成轟動，時間過去就喪失了它的吸引力。但政治懺悔文學完全沒有價值嗎？也不盡然。文學不能避開政治，正如文學不能避開人生其他的問題。對於政治懺悔文學，我們不能只衡量作者的文學技巧，也不能只考慮作者政治立場的「對」「錯」。最後的標準，還是它是否眞實的呈現了人間的條件，詮釋人如何面對道德上的抉擇問題，如何抗拒政治上邪惡的力量。 喬治歐威爾寫過一本雜文集，「獅子與獨角獸」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1941）。獨角獸是神話裏的動物，不存在於現實世界，甚至動物農場裏也沒有。社會主義的理想世界，也不存在於現實世界。但人不能沒有理想。即使一九八四年郎將到來，人也不能不繼續妄想美麗的新世界，和那最後的獨角獸吧。 （註）本文第一段所引喬治默威爾的素描，見The World of George Orwell （Miriam Gross. Ed.） Simon＆Schuster, New York, 1971, pp. 168-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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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