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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9/28 06:14:17瀏覽3｜回應0｜推薦0 | |
| Excerpt：張系國的《橡皮靈魂》 閱讀及分享張系國的作品《橡皮靈魂》。 以下挑選個人較有興趣的兩篇文章摘要分享，其中張系國提到新竹中學的辛校長，頗有感觸，或許是自己不受教，既不知道求學過程中經歷了幾位校長，更不記得他們尊姓大名啊！ 書名：橡皮靈魂 作者：張系國 出版社：洪範 出版日期：1987/02 【Excerpt】 〈愛島的人〉 ——兼談海外華人作家為何寫作 勞倫斯有篇小說「愛島的人 （The Man Who Loved Islands） ，我極喜歡。今天討論「海外作家的本土性」，意思應該指「海外華人作家的本土性」，因此海外波蘭作家、俄國作家、猶太作家……的本土性問題，就不在討論之列。其實上述國家作家的本土性，多半不成問題，因為他們祇有一塊「本土」。即使猶太作家，不管他們喜歡不喜歡以色列，也祇有那塊「本土」。海外華人作家的本土性，所以成為問題，恐怕因爲「本土」的定義不夠明確：有愛島的人，也有愛山的人；有愛島及山的人，也有愛山及島的人；可能還有概不愛島也不愛山的人。 我是愛島的人。這樣說仍舊含混，因為除了英倫三島之外，華人地區也至少有三島：香港、臺灣、新加坡。究竟愛那個島？勞倫斯的小說「愛島的人」那個島用的是多數，我看我也得加個多數。中文的好處就在這裏，能含混處且含混。否則如果說「愛三島的人」，人家說不定以爲我愛三島由紀夫。說「愛羣島的人」也不通——我既不愛古拉格羣島，也不愛馬紹爾羣島。不如說：「愛島的人」。好在這三島都有可愛之處，共通的地方也不少。 作家所面臨的問題有三：為什麼寫？為誰寫？寫什麼？今天談海外華人作家的本土性，不能不談這三個問題。即使不談本土性，作家也逃不開這三個問題。最近在臺灣出版的「聯合文學」第十三期裏，恰巧有篇譯文：「你爲什麼要寫作」，介紹世界各國作家寫作的動機與藝術觀，十分有趣。最直截了當的是莎岡的答覆：「只因為我喜歡」。桃麗絲．萊辛的答覆也類似莎岡：「我寫作因為我是個寫作的動物」。米謝・杜尼椰說：「爲了作品被傳開」。安部公房說：「創作是一個生活的形式……寫作唤醒了一部分的鄉愁。」村上龍說：「爲了不死，爲了生活。」陳映眞說：「爲了人類的自由，爲了反對不平等、不正義以及貧窮和無知。」白先勇說：「我寫作是因為我想把人類心靈中的無言痛楚變成文字。」巴金說：「為了使生活帶來希望、勇氣和力量。」劉賓雁說：「一種揭開生命的需要……使人們知道原本的真實可能是虚假的，而看起來像虚假的卻可能喚醒眞實。」 「你為什麼要寫作」這個問題，當然沒有標準答案，每位作家的答覆都透露出他的人生觀和藝術觀。海外的華人作家，面對自己的書桌，提起筆寫下一個個的方塊字時，這個問題無疑更形迫切吧。我為什麼寫作？小女兒走進書房，看我又在抽煙爬格子，丢下一句話就跑出去：「又在寫？爹地眞怪喲！」在她看來，我的工作全然不可思議，跟她的世界毫不相于。又一天，我和她到公園散步，面對遍地金黄的落葉，小女兒突然問我：「爹地，這裏多好，你為什麼要回臺灣？」 我為什麼要寫作？我的答覆，是我想活在另一個已不屬於我的世界裏。雖然不屬於我，那個世界卻和我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往往比眼前的世界還要眞實。我想起馮內格的科幻小說「達坦星之女妖」。主角的老教授，因爲某種原因變成宇宙間的電磁波，大部分的時間他都活在達坦星上面，但電磁波的另一端仍然觸及到地球，隔了一段時候他就會在地球上面現形。這老教授無所不在，卻又無處存身。他是披頭四歌手所歌咏的「無處人」（Nowhere man），永遠住在「無處之鄉」（Nowhere land） 。 海外華人作家要繼續用中文寫作，便必須面對這種無形的焦慮和緊張心態。理論上他擁有十億人的讀者，實際上他的讀者和他自己一樣，是一種抽象的存在，他爲這抽象的存在而寫作。儘管他貪婪用心閱讀中文報章雜誌，他永遠慢了半拍。他弄不清楚，那一個世界對他而言更眞實。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卻有幸同時活在兩個世界裏，儘管兩個世界都不屬於他。不能擁有任何一個世界，是他可詛咒的命運，也是他的幸福。他儘管離開故鄉已有十年、廿年、卅年……卻又從未離開故鄉一步。我才收到一本臺灣出版的新雜誌「文學家」，裏面列了讀者選出的十大作家（這是臺灣近年流行的新生事物，每本刊物都要選十大」建十大作家、十大雅皮、十大校園美女、十大赢家……），鄭愁予名列前茅。更有趣的是一本女權刊物，猛烈攻擊鄭愁子的「窗外的女奴」，認爲男性沙文主義莫過於此。最後作者忍不住承認，她仍喜歡鄭愁矛的詩。這麼說來，鄭愁予身在何處，又有什麼關係呢？ 但這並不足以辯明什麼。鄭愁予仍然要吃飯睡覺，仍然要寫詩。祇要他繼續寫詩，他就必須面對這無形的焦慮。人都怕死，作家更怕死，我尤其怕死。我的大女兒想當醫生，我說很好。醫生和作家都很相像，都想掌握生命。但醫生的報酬在今生今世，作家卻妄想自己的報酬是不朽。 海外華人作家該寫些什麼？有什麼責任？責任和自由是相對的字眼。自由越少，責任越重。陳映真可以說他爲了人類的自由而寫作，劉賓雁可以說他為了揭開生命而寫作，因為他們自覺責任艱鉅。海外華人作家有極大的創作自由，似乎什麼都可以寫，最後往往一個字也寫不出來。這又是個弔詭。保釣時期及釣運以後的四人幫時期，海外華人作家感受到某些壓力，創作自由似乎受到約束，反而能奮筆直書。一九七六年以後，壓力一旦解除，海外華人作家還該寫些什麼？當然可以假定自己是生活在另一個空間裏，以那裏的不自由來激發自己的責任感。可惜這畢竟比較困難，也難免有自欺之嫌。 最後的辦法，是以鄉愁和上述的焦慮感爲創作靈感的泉源。那種對遙遠、可望不可即的故鄉之愛，畢竟是刺激海外華人作家繼續寫下去的原動力。正如劉紹銘所說：「海枯石爛，此情不渝」。海外華人作家的本土性，應是指這種根深柢固的對故鄉之愛。這和民族主義不完全一樣，雖然有時也以愛國的慷慨激昂方式表現出來。有愛才有恨，才寫得出文章來。過了四十歲的作家，或許不復有男女之愛的激情，但對故鄉之愛仍然刻骨銘心，一發而無法自拔。面對小我的死亡陰影，卻依然愛另一個已不屬於自己的世界，這是海外華人作家的基本矛盾。做爲一個寫作的動物，又已是過海卒子，也祇有勇往直前，繼續寫下去了。 （一九八六·二·聯合文學） 〈老校長〉 老校長家客廳的牆壁上，掛著幾幀泛黃的舊照片。我最喜歡的一張，是他打了赤膊，雙手交叉胸前的半身藝術照。照片裏的辛校長，還是廿來歲的青年，肌肉堅實，像個電影明星。我從未問辛校長，怎麼會照這樣英俊瀟灑的相片。有一次辛師母注意到我在端詳那張照片，逕自笑起來：「你看，校長從前身體比你們還棒呢。張系國，你要少喫多運動，你實在太胖了！」我慚愧得無地自容。幸好過一陣辛師母就忘了，在廚房裏嚷：「來喫粥，呂新智、張系國，你們這些胖子先來喫！」 呂新智比我還胖。他是菲律賓僑生，黑矮如半截呂宋雪茄，性情和善，永遠笑嘻嘻的。辛師母一召喚，我們就趕進廚房？一人盛了一大碗粥。辛師母熬的廣東粥實在好喫，我走遍世界，還沒有喫過更好的粥。後來到柏克萊唸書，呂新智遠從菲律賓來看我，兩人提到師母的粥，仍然懷念不已。新智和我一樣，不懂好喫，而且什麼都愛喫，這是胖子的共同特徵。回到菲律賓，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人也越來越 圓滾，終於心臓病發作。同窗好友，從此又少一人。 也許因爲辛校長當年是運動健將，才會嚴格要求學生游泳，跑越野賽跑。游泳我不怕，至少浮起來不成問題。越野賽跑卻是我的大敵，每年都千方百計想辦法逃避，總是不成功。有一年最慘，堂堂跑最後一名，而且跟前一名足足差了半小時。兩位敎官騎腳踏車護送我，給我打氣。遠遠就看見辛校長雙手叉腰，站在校門口等待。我氣喘如牛半走半跑回到學校，快到校長身旁時，便加足馬力，以百公尺衝刺姿態進入校門。校長原本嚴肅的面容，也給我逗笑了。很多年後，他提起來就說：「張系國跑越野賽跑啊，我們都替他擔心！」假如校長知道現在我已「退化」到每天早晨在地下室裏面繞圈子慢跑，不知道會作何感想，說不定會罵一句：「簡直莫名其妙。」 「簡直莫名其妙」是校長的口頭禪，應用範圍極其廣泛。學生不用功，簡直莫名其妙。清潔生忘了擦黑板，也簡直莫名其妙。我們都學會了，這大約是新竹中學最流行的一句口頭禪吧。辛校長愛訓話，喜歡罵人莫名其妙，學生依然愛他敬他。 我那特並不明白什麼道理，現在自己當了十幾年教授，慢慢體會出來，學生不怕你，對他兇，祇要公平合理，逼他越緊，將來他越會記得你。最怕你視學生如路人，將。來學生也會視你如路人。現在如果我還能聽得到校長罵我一句「簡直莫名其妙」，那真是舒服極了，受用極了。 畢業後，常回去看老校長，也常嚐到師母的好手藝。師母去後，校長不免孤獨。有次去看校長，他請我到新陶芳喫飯，然後從東門走回家。那天校長特別沉默，一向健談的他，眉宇間流露出寂寞的神情。我不禁懷念起辛師母來，她爽朗的笑聲和親切的招呼，對一個家是多麼重要啊！ 最後一次見到老校長，他已住進臺大醫院，在紐約中風後，校長的記憶力受損，但他仍然記得我是誰，並且跟我親切談起我母親的病情。我母親和辛師母一樣，都是肝病不治。那天校長握著我的手講話的神精，彷彿就在眼前。我清楚記得他的手很溫暖，那時我想，有這樣溫暖的手的人，而定健康長壽，就心安不少，誰知校長不久就走了。雖然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路徑刘 想來仍難免哀痛。老杜詩「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的滋味，今日方才明白。但我放下筆，閉上眼，便又回到老校長家的客廳，校長和三立坐在籐椅上玩牌。廚房裏傳來師母和女兒竹青、竹英的笑語聲，日光從窗外透過毛玻璃斜照進來，屋內溫暖而明亮。於是我知道，這就是永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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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