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4/09/14 05:49:23瀏覽150｜回應0｜推薦3 | |
| Excerpt：平路的《香港已成往事》 書名：香港已成往事 作者：平路 出版社：牛津大學 出版日期：2009/07/01 【Excerpt】 〈碎屑九〇〉 有一次，從一本英文書上看見，觸目驚心的一句話，all that was lost was found again，所有丢掉的都找到了，那會是什麼樣的光景？將來，在下個千禧年的某一天，如果有所謂「時空膠囊」，找到了關於九十年代，關於九十年代與台灣，在地震殘留物之間，會不會也有一塊飛機碎屑？ 其實，是我習慣把自己的人生碎片想成餅乾，都裝在一個餅乾筒裏：像是許多年前的「金雞餅乾」，鐵皮筒上畫着金亮的大公雞，我的人生是碎成一塊一塊的餅乾屑，有一塊碎屑當然跟飛機失事有關係。 我的九〇年代，那件空難是一處分水嶺。 俄羅斯航一架空中巴士，從莫斯科取道西伯利亞飛香港，在天空中碎裂，變成雪地上閃着光的金屬殘骸。那場空難之前我住在美國，既不是我的土地，也不是我的關懷，但對我，卻提供了一種家居的安逸，我總是不想分清楚現實與想像，是自閉？那是一種刻意的禁錮？或者是我替自己選擇過日子的方式：實現了小説世界的自給自足。 我尤其喜歡美東的冬天。十二月，從窗子裏望出去，窗外的積雪一寸寸堆高，隔着玻璃，我養的胖貓咪用前爪輕撓那棉花糖似的積雪。歲月這般靜好，回想起來，屋子裏飄着聖誕樹的松香，樹下有包得漂漂亮亮的禮物……我的美國歲月總帶着一種聖誕卡的光澤，或者是因為回憶，或者，因為是自己放棄了的生活，記憶中帶着讓人依戀的暖度。那之前，已經有幾年時光，縮居在自己的書房裏，一邊為美洲《中時週刊》寫社論，一邊正專注於自己的長篇：以孫中山與宋慶齡為主人翁的《行道天涯》 。 若不是突然接到報社的指令，説是余先生希望我盡快去到莫斯科；若不是戈巴喬夫應《聯合報》邀請來到台北，而《中國時報》也希望在版面上做出相等重量的俄羅斯專輯；若不是之前那一年我已經去到莫斯科，待了一個多月，一方面做當年革命金童布哈林遺孀的專訪，一方面補足我小説《行道天涯》的蛛絲馬跡；若不是我有過那樣的行腳，建立了一些新聞界的人脈，我不會突然被交付那樣的重任。 我從美國直飛，兩位台灣來的同事與我在莫斯科會合。那一次，手氣順極了，在我做專訪的經驗裏從沒有遇上的好運道，想要找的俄羅斯政要都手到擒來。新聞戰場上，應該是打了極漂亮一場仗。 我應該為戰績而頗感高興，但有什麼地方不對？只覺得莫斯科這個城市的基調與快慰的心情不相符合。對我而言，莫斯科總帶着悲涼的美感：宋慶齡的在雪地裏的踽踽身影，與上次訪問的安娜·布哈林的影像重合在一起，或者還有讓自己耽溺的文學想像；旅館窗戶見得到結冰的一條河，樹枝上結了冰花，寂靜的銀白裏，環繞我的應該是舊俄文學作品的沉哀。 從台北來的同事早一日離開，我打算第二天再訂機票，因為最後一篇稿子還沒有完成。同事在飛機場還跟我打電話，我們並肩作戰的三個夥伴要在台北為 自己慶功。 當天晚上，我跟當時《時代雜誌》駐莫斯科的bureau chief 吃晚飯。 睡夢之中被電話鈴吵醒。 「他們，有沒有可能沒上飛機？」採訪主任胡鴻仁，在電話那一端。 我含糊着語音，回答不可能，十幾小時之前，他們還在機場給我打電話。 鴻仁在電話裏略顯遲疑：「他們，出事了。」我頓時睡意全無。出事？莫斯科不是平靜的地方，機場也不安全。他們在機場跟我通完電話，難道接着就遭 人打劫？ 「怎麼了？」我急着問。 鴻仁要我打開電視。 接下去幾日，螢光幕上都是空拍鏡頭。後來，救難人員也趕到了現場。積雪刺目的白，一塊一塊的飛機殘骸，還有散落的衣物。記得我閉鎖在旅館裏，剛有睡意又立即驚醒，再用顫抖的手打開電視：西伯利亞的雪原，點綴着機翼的幾點橘紅。移開目光，觸目就是旅館房間粉白的牆壁。貼着牆壁，我記得他們站在那裏，還像幾天以前一樣站在那裏，商量今晚三個人要去哪裏逛一逛。 溫熱的身軀裂成肉塊？碎成在稀薄空氣裏的粉屑？張旭昇與李黎顏，他們都有清晨曙光一般的名字。難道，名字中相似的寓意註定了相伴的最後一程？ 或者，它們都有相關，只是我們不曾有機會理解。這件事與那件事，之間都有神秘的連線，甚至我人生直到如今的周折。他們走後數日，我從莫斯科回到台北，直奔《中國時報》編輯部。甬道上已經佈置了他們的靈堂，我只知道自己很恍惚，我腦袋需要重新組裝，像電腦需要re-format！醉，大概是讓腦袋更新軟體的唯一方法。總之我亟需爛醉一場，至少讓酒精拭去一些感覺也好。在和平東路的小酒館，朋友們為我斟酒，包括現在已經離開這個世界的叔明。我朦朦朧朧地伏案、朦朦朧朧地望着，沒有見過更加善體人意的朋友。在前世，眼前的朋友是我的手足？還是比家人更親的知己？ 那之前，我沒有真正見識過死亡。 跟死神打了一個照面，原來可以是某種催逼。讓人覺得時日無多。1994年夏天，我搬回台灣，多年來難做的決定竟是如此容易。 那時候的台灣，充滿了社會改革的期待，處在公民參與的衝撞期，而一連串社會運動要從八○年代末講起：1988年三月《中時晚報》創刊，五月發生大規模的農民運動；接着1989年，無殼蝸牛夜宿忠孝東路；1990年三月間，中正紀念堂前掀起了「野百合」學運……。幾年間，街頭戰士與鎮暴警察的衝突不斷，媒體朋友在街頭疾走，在青春激情之下，許多人誤以為世界就此改變，社會將變得正義而公平。等我回到台灣定居，或許是缺席多年的罪惡感，我更自覺已經遲了，會不會已經遲了？一時之間，恨不得目睹許多事在一夕間發生。 剛回到台灣，當時，我只有一張書桌，一個寫字間大小的斗室。幾件外出衣服用一根粗鐵條懸掛床頭。趴在桌前，我急着寫出對台灣社會的期待，也忙着參與所有正在發生的事。回頭去看，我其實在自我滿足作為知識份子的想像。對着桌前的大叠稿紙：一堆是未完的小説稿，一堆是起了頭的評論稿，多希望像葉慈的志業，知識分子終於能夠「讀書而涉世」；也多希望像葉慈的詩裏：「唱民謠、故事、韻文、歌曲/把愛爾蘭的冤錯化為甜美」。總憂慮着時間不夠，自以為全方位的關心，也誤以為就這樣站上了全方位的戰鬥位置：人權運動、和平運動，性別運動、同志運動……，除了在各種刊物發表自己的意見，還有數不清的講座、讀書會、寫作班、公聽會等等…… 1997年，發生了白曉燕撕票案。我在《時報》的「時論廣場」，寫了一篇「所謂壞人的人權」，大意是嘆惋幾位嫌疑犯周邊的人，包括陳進興的妻子，在未定罪之前已經被株連，只因為是惡人的親屬就被當作十惡不赦，而尊重所有人的人權，在某個意義上，才會讓台灣社會止於冤冤相報的循環。因為陳進興等人作案手法太過兇殘，我的文章逆反於當時台灣的社會氣氛，接着幾天，有人打電話編輯室叫罵，有人在寫給我的信裏封上大叠冥紙，還有人詛咒我與我的家人……。陳進興終於在97年底落網，不久之後，又是重新開庭的蘇建和案，既然這個案件讓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位年輕人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判了死刑，在土城看守所已耗掉漫長的八年，除了質疑判案過程的瑕疵，更希望因為一件可能的冤案，可以唤起眾人的覺知，終於開始進行廢除死刑的討論。我們幾個朋友在「人權促進會」的組織下，探監、寫文章、去法庭旁聽、在教堂外繞行，因為這件事符合我所相信的社會正義，而我們的熱情如此源源不絕。 那時候，誠品書店剛開始一期連續兩三個月的「誠品講堂」，我自定的講題是「虛構/解構/建構」，每一個子題講好幾堂課。從那三個子題，大致可以回想起那幾年之間自己思維的脈絡：面對台灣社會諸多僵化的既有架構，總希望先一樣一樣將之「虛構」，再試圖「解構」，一條一條析出其中的理路，然後再重新「建構」更理想的社會模型。 實際上，我們對於人性的認知何其膚淺，而我們的反省何其欠缺深度。那些年間，在某種童騃性的樂觀之下，忽略了任何變革，其實需要紮實的社會基礎。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許多事，而是實現了1999年冬季盛行的末世預言：這個世界的許多地方，包括我們台灣，將在除夕夜讀秒時毀滅，而電腦大當機之後，相關的記錄文獻與「千禧年病毒」也一起碎成灰燼。那麼許多年後，有人或將在一處廢墟中找到些證據，那十年間的台灣，人們相信處身的社會正趨美好，而我們台灣似乎也在一厢情願的念力下真的趨於美好。就像同樣在九〇年代，許多人從字面上誤讀那位福山（Dr. Francis Fukuyama）博士其實隱含深意的推論，歷史已經終結、剩下都是一些瑣碎的問題。 瑣碎的問題？問題不大，但問題真的很大。 九○年代後半，包括凱達格蘭大道的命名、市長官邸的公共化，台灣社會在趨向自由/開放/進步的氣氛之中，似乎所有的事都在愈趨理想。講到未來，這「未來」兩個字似乎也鑲着玫瑰色的動人光輝。我們 鼓吹、我們參與，時時處在一種童騃性的樂觀之中。 我甚至忘記了回頭去看。 1989年我寫「台灣奇蹟」，小説裏，我寫過：「如今，不論站在世界任何角落，我從未離開過那不斷生長與擴張的島嶼」，所有的事情，在台灣，失去了它的邊界，失去了它的分際…… 回頭看，我甚至忘了應該懔然於小説中的預言性。或者，小説作者也只有在無意識的迷濛中，才是道出準確預言的卡珊卓拉！ 再回看九○年代，許多事都失去了它的分際，直到我們心底的浪漫也失去了它的邊界。 檢討起來，最關鍵的是，錯估了政治人物、錯估了其中某些人大到吞噬一切的貪慾與私心。是的，重新回溯，就在那時候，無聲無息地，像葉慈在「1916復活節」裏説的：「一種恐怖之美已經誕生」。 回頭去看，更恐怖地是，那時候，我們也未曾驚覺於葉慈在同一首詩的另一句：什麼是“excess of love”，什麼是那個超過了分際的“excess”，什麼是“What if excess of love, Bewildered them till they died”…… 那一段時間，在一種童騃性地樂觀裏，人們被高張的熱情bewildered了嗎？竟以為更理想的台灣已經近在咫尺。那幾年，感覺上飛得很高，好像希臘神話裏的Daedalus，後來，一切嘎然而止。以為是那對翅膀的錯，不，是我們飛得太高，才會忘記了翅膀是蠟做的，將在高溫下解體。在我迴繞不去的夢魘裏，迎着陽光的翅膀，融成為飛機爆炸後的星點碎屑。 當年，乘着那對即將碎裂的翅膀，又好像踏風火輪乘虛御空。後來，必須開腸破肚，重新刮乾淨骨肉，才能夠償還因為輕忽種下的罪孽。 回溯起來，如果可以重新來過，社會運動的着力可以更加細膩。包括女性主義的討論應該更加深化、而實踐上要深入草根社區；人權運動的推行尤需要從學校教育着力，先讓人權價值在台灣社會生根（譬如説，廢除死刑的訴求通過各種公聽會，經由討論的過程，以消除群眾的疑慮），還要顧到司法機制與檢警系統等多方面的配套。最為重要的是，怎麼樣讓社會運動的理念變成台灣人民的普遍價值！而當時最讓人痛惜地，竟然沒有預作防範，以至於社會運動的某些辛苦耕耘，在根基穩固之前，就被政治激情輕易地席捲而去…… 到今天，後來發生的，回過頭來定義了之前所發生的意義。九〇年代，包括那份帶着真摯心願的樂觀，證明的 ……可能多是當年的輕忽。 是的，就在九○年代，我們未曾預見許多原該預見的事。 |
|
|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