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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2/08 05:15:55瀏覽150｜回應0｜推薦4 | |
| Excerpt：《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 關於馬華文學，有一定程度的閱讀經驗，但總是感到不足。 繼續找出這本《離散與家國想像》，摘要分享其中一篇張錦忠的論文，就讓我們以學者作家林幸謙為研究案例吧。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73809 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 作者：李有成、張錦忠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10/06/01 【Excerpt】 〈文化回歸、離散臺灣與旅行跨國性：「在臺馬華文學」的案例〉/ 張錦忠 一九八九年，馬華文藝青年林幸謙飛越南中國海，從馬來西亞來到臺北，展開他在臺四年的「木柵歲月」。在此之前，如同不少離散華裔馬來西亞人，他在馬來半島已經頻頻變易居所，從芙蓉、關丹遷移到吉隆玻，往返於馬來半島東西海岸之間。在吉隆玻，林幸謙是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學生，畢業後赴臺修讀碩士學位。表面上看起來，他跟許許多多的馬來西亞留臺僑生一樣，到臺灣純粹是為了深造。不過，從他自己的敘述話語看來，説他的臺灣行是「文化回歸」可能更為貼切。林幸謙來臺之際，適逢該年度時報文學獎揭曉，他獲得散文奬，取得（主流華文文學複系統認可的）散文作者身分，也成為在臺馬華文學作者群的一員。換句話説，林幸謙離開台灣：在馬華文壇之外的域外文學系統冒現，並非個別案例，早在六〇年代以前已有馬華作者旅居臺灣。 …… 將這批跨越馬來西亞與臺灣文壇的華文作家「出走」其公民身分隸屬國，而選擇到臺灣留學的行動視為「文化回歸」並非新的課題。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初，賴瑞和、劉紹銘、林綠、張錯（那時他的筆名是「翱翱」）等人已在臺灣《中國時報》的「海外專欄」撰文討論旅臺馬華／港華作者的文化回歸與自我放逐。同樣的議題也在當年的《蕉風月刊》引起爭論。早期留臺生如劉國堅（白垚）、黃懷雲、張子深（張寒）等人在臺活動的例子，尚需更多資料來驗證，這裏無法述及。馬華僑生林綠、王潤華與香港僑生張錯等人在一九六三年於臺北成立星座詩社，翌年出版《星座詩刊》，加入六〇年代的臺灣現代詩運動行列，則是我們比較熟悉的案例。王潤華、淡瑩畢業後離臺赴美，後來轉到新加坡發展，近年王潤華又「歸返」臺灣。張錯離臺後赴美，後來在美國教書，但是在臺灣發表出版不輟，人也經常在美臺（或港）之間往返。陳慧樺（陳鵬翔）與林綠則多年來一直以馬來西亞公民身分在臺旅居，陳慧樺近年也經常臺灣新加坡兩地來回。可見連已成為歷史名詞的星座詩社，其離散臺灣的成員仍然在跨國流動，彷彿離散（華人）果真有其宿命性。 本文涉及「離散」、「文化回歸」與「自我放逐」等詞語與概念。這裏無意混淆這幾個詞語。事實上，以「離散」一詞描述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自中國移居南洋及其他地區，華人在中國境外花果飄零與落地生根的現象，稱這些移居他鄉的中國人及其後裔為「離散華人」已行之有年。以離散華人指稱這些「海外華人」或「華僑」，自有其歷史變遷因素。就南洋華人而言，東南亞國家脱殖獨立之後，居留這些國家的中國移民及其後裔，入籍而成為公民者多，有的由於各種因素而成為長期居民，少數則為無國籍者，早已不適合用「海外華人」或「華僑」來統稱。華人祖先或自己離散南洋，在這些國家獨立之後成為當地公民，但終究不是「土著」或「原住民」。「離散華人」一詞難免銘刻華人的歷史烙印，但基本上並未表示認同屬性，因為公民或長期居民的身分不同，即時同為華裔公民，政治認同也不一樣，文化屬性更複雜，自毋需以單一詞語一統之。過去的論述並未視這些離散華人為流動現象，似乎他們移居南洋或美加之後便落地生根，不再變易居所。但一九七〇年代以來，東南亞國家社會政治變動，乃至香港在九七年之前的不定性，使得再移民成為部分離散華人的另一種流動模式。 …… 一九七四年，馬來西亞霹靂州美羅鎮天狼星詩社成員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等人赴臺念書，在臺北出版《天狼星詩刊》；那時臺灣現代詩風已因唐文標、關傑明與顏元叔的批判而趨向明朗與寫實。天狼星大概是第一個跨越大馬與臺灣兩地的文藝團體。在天狼星諸人之前，以東南亞僑生為主力的星座詩社並未走出臺灣，跨越臺馬兩地文壇。七〇年代初若干留臺作者籌辦跨國文學刊物《詩與詩論》也沒有成事。天狼星諸人將在馬來西亞的書寫場域搬移到臺北，讓兩地文學活動接軌，同時將天狼星版的中華屬性帶到臺灣，提供兩個華人社會的中華屬性碰撞的空間。不過，對他們而言，赴臺無疑即文化回歸，落實中華文化認同。既然回歸到文化故鄉，「為中國做點事」，自然不遺餘力介入臺灣文學場域活動，以創作出版等活動來自我實現。到了一九七六年，在臺北的温瑞安與在大馬的温任平兄弟因故分道揚鑣，温瑞安在臺另組神州詩社，創辦《神州詩刊》，後來成立神州分身青年中國社，出版《青年中國雜誌》，鼓吹「文化中國」理念，幾乎可視為一場神州版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神州詩社曾經百人結社，浩浩蕩蕩，可謂盛極一時。温瑞安鼓吹練武，寫武俠詩與武俠小説，在家國之外書寫與經營文化故鄉，以擬武俠與類古典彰顯其文化中國意識，影響不可謂不大。但是到了一九八一年初，温方二人竟遭臺灣警備總部以「為匪宣傳」罪名逮捕後遣送出境。樹倒猢猻散，天狼星與神州頓時成為文壇禁忌，他們在臺灣的軌跡被拭擦塗沒一空，當代臺灣文學史書寫者刻意不提他們，八○年代以後出版的諸家臺灣詩選也多半沒有收入温方二人詩作。甚至到了九○年代末，大環境早已改變，可是瘂弦在為他主編的詩選撰寫《新詩這座殿堂是怎樣建造起來的〉，述及臺灣光復後至九○年代的各家詩刊時，《天狼星詩刊》或《神州詩刊》依然榜上無名，彷彿詩社與詩刊並不曾存在。值得深思的是，倘若這段歷史不存在，晚温瑞安與方娥真十年左右來臺的同鄉黃錦樹與鍾怡雯的神州論述豈非天方夜譚？ …… 相對於李永平（婆羅洲一馬來西亞一臺灣一美國一臺灣〔臺北一高雄一臺北一花蓮一淡水））、張貴興（婆羅洲一馬來西亞一臺灣〔臺北一宜蘭一臺北〕）或黃錦樹（馬來西亞一臺灣〔臺北一埔里〕 ），温瑞安、方娥真與林幸謙其實是「在臺」又「不在臺」的跨國在臺馬華文學案例。温瑞安與方娥真從臺灣出境後，據説返馬時被堅守反共國策的大馬政府拒絶入境，後來獲得金庸擔保，二人遂在香港居留發展。林幸謙畢業後離開臺灣，也是到香港去，並在那兒居留至今。他們的行旅軌跡相仿（馬來西亞一臺灣一香港） ，同樣基於對「中華屬性」的堅持與追尋而以臺灣為文化回歸的家園，結果也都對臺灣的現實文化環境與中華屬性的命運感到某種程度的失望。不同的是，温瑞安以烏托邦式（或唐吉訶德式）的武俠神州理想試圖再中華化自己及社員，以天下為己任，在臺期間積極創作發表，出書頻頻，作品入選多種選集，而林幸謙則選擇再度離散，詩文集在臺灣出版時他已移居香港。他在一九九三年離開臺灣時書寫短詩〈離開民國〉言志： 離開一座孤島 被我偽裝成，故鄉的異國 離我遠去 美麗的歷史已經顛覆 消失的他者 也是一種鄉愁 一種偽裝的回歸（1999：36） 因文化回歸或文化鄉愁而對臺灣産生認同感情，遂將異鄉當故鄉。等到想像中的美麗歷史無法在現實中尋獲，方才領悟那種鄉愁其實只是「一種偽裝的回歸」。兩年後，林幸謙在另一首題做〈破碎的鄉愁〉的詩中再度懷想離鄉遠行的希望與幻滅： 秋天我隻身離開半島 意圖解構鄉愁的密碼 卻發現破碎不堪 夢的碎片 滑過銀河的中心 劃破中年（1999：160） …… 因此，「文化回歸」和「自我放逐」的模式，已不足以詮釋八○年代末或九○年代以後馬華作家陸陸續續來臺離臺或來臺以後在這裏成為馬華作家的流動與游離現象，除了林幸謙的例子。這些臺馬漂泊流動的馬華跨國作者包括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辛金順、木焱、歐陽林、廖宏强、黃暐勝、胡金倫、張草等。他們畢業後因教書或其他工作居留臺灣，但是經常往返馬來西亞與臺灣，成為旅行跨國性的踐行者。「旅行跨國性」一詞，原是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用來詮釋若干香港英語詩人跨國旅居香港及澳洲或加拿大這現象的説法。香港人從一九七〇、八〇年代開始即設法出走他鄉（多半為其他英聯邦國家），可是在九○年代或香港回歸／大限前後卻紛紛回流，成為「太空人」，往返奔波於香港與移居地之間。 文化理論家如柯恆（Robin Cohen）亦嘗聲稱離散「涉及身體居住在某一國家，但靈魂或在精神上旅行於該國家的時間／空間界域之外」（1997：135-36）。九〇年代以降的在臺馬華跨國作家即可作如是觀，因此不能以文化回歸視之。這也可以簡單的用來解釋何以黃錦樹一再書寫暗夜膠林舊家燈火、陳大為詩中的南洋圖像格外突顯、鍾怡雯的故居人事成為她的記憶戀物，甚至張貴興何以在多年以後回頭正視熱帶雨林邊緣的遠處欲望場景，因為那正是他們雖然身處臺灣，其靈魂或精神卻旅行於臺灣的時間／空間界域之外，神游原鄉，「和自身存在的歷史對話」（黃錦樹2001：363）的方式。 如果不是文化回歸，這批「海外人」或「異鄉客」或（亞洲／非歐美白人）外籍人士何以要在臺灣長期居留，在他鄉書寫熱帶雨林或膠園小鎮？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臺灣，尤其是臺北，作為華文文化都會空間的資源、氛圍與魅力。黃錦樹曾指出，「臺北作為一個發達資本主義下的都市及文化空間，猶如三、四十年代的東京之於日據下受日本教育長大的臺灣青年——以日語寫作的那些人作品亟求在日本文壇獲得認可，以期魚躍龍門，榮歸故里」（黃錦樹1998b：28）。在臺馬華作家參加臺灣文學獎，主要也是尋求臺灣文壇的認可，考驗自己領取華文文學國度身分證的能耐。而在馬來西亞的官方文化論述裏，華文文學作者並不具「國家文學」作者身分，因為他們並非以馬來文書寫。只好自外於國家主流言談與公共空間。事實上，華文作者也只能靠民間文化建制（如花蹤文學獎）的肯定建構自己的文學身分。 其次是部分馬來西亞華裔的後認同傾向（post-identity）。黃錦樹在近作〈出走，還是回歸？——關於國家文學問題的一個駁論〉中的結論：「所以今年我提倡非國家文學——否定國家文學」 （2004a）頗可作為後認同傾向的陳述。林幸謙在一九九五年有詩日〈海外人〉，描述這種認同的失落感： 儀式開始的那年 欲望早就落在邊陲 …… 故鄉以外，他們告別 用異族的文化 記述祖先的故鄉，逃離自己 …… 故鄉的海水把故土埋葬 紛亂埋葬的憧憬 化為海外的中國 前世他們離開 今生的根 喪失在汪洋的海上(1999 : 162-65) …… 在臺馬華作家不認同馬來西亞的種族政治與單一文化政策，在族群同文同種的臺灣居留，卻不表示他們認同九○年代臺灣的臺獨 意識形態或大中國情結。在臺馬華作家這種「兩者皆非」（neither-nor）或「非此非彼」（neither here nor there）的後認同意涵，還可以黃錦樹的「沒有家園論」來表述。黃錦樹將李永平的歸返詮釋為 「原來不過是流亡……錯位的歸返」（2004b：159）。而像李永平或黃錦樹自己這樣的居留者，「無形中墨守著房客的倫理，意識到居住在借來的地方，甚至時間也是借來的——移動的中途站」（黃錦樹2004b：161） 。這也解釋了何以黃錦樹近來的小説（例如〈另一個〉）充滿了錯位、錯別、錯體、錯失這些模題（motif） 。 從六、七○年代的文化回歸與／或自我放逐到八、九○年代的旅行跨國，馬華作家離散臺灣，歷經各種認同變異與身分流動。就文學（史）跨國性而言，在臺馬華作家雖在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複系統中位處邊陲，卻有「兩者皆是」的優勢屬性即可寫入馬華文學史，也宜寫入臺灣文學史；然而從臺灣與馬來西亞政治認同角度而言，在臺馬華作家很可能處於「兩者皆非」的屬性歸零狀態（還是兩邊皆「政治不正確」？——君不見在臺馬華作者既在臺灣回憶與書寫熱帶雨林與膠林暗夜而不寫鹿港小鎮或臺北，又沒有熱情投入建設以馬來文書寫的國家文學），雖跨國而實際邊陲。或許這才是在臺馬華作家的後認同特質或處境，也是林幸謙詩文中一再出現的「漂泊」與「邊陲」模題以及黃錦樹最近的論述文章所導向的反思命題——終究還是不在家國，沒有家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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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