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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2/08 05:32:01瀏覽109｜回應0｜推薦2 | |
| Excerpt：《離散、本土與馬華文學論述》 多麼美麗的一株陽光啊 滿樹歡愉的淚 滿樹燦爛的光輝 我們已經坐在樹下 看樹下的幾隻小鳥 穿上陽光的碎蔭 繞著我們跳著輕盈的舞 我們帶著一株陽光 走，牽著孩子 招呼著時間的家族 一家過了又一家 讓孩子和他們賽割風箏 讓孩子學著小鳥飛翔 或者爬上樹去 摘採一粒又一粒的陽光果 所有明天都在樹上結果 結成圓圓甜甜的 然後是一株陽光又一株陽光 我們的花園，不來帶毒的 蛇，不長吃人的草 我們的花園，只來 戀愛的蝶，釀蜜的蜂 以及愛舞蹈的小鳥 我們已坐在樹下 我們抱著一株陽光 ——李有成，〈一株陽光〉 續讀馬華文學相關的論文。 在這本張錦忠編選的讀本《離散、本土與馬華文學論述》，最後收錄了一篇張錦忠和李有成越洋訪談的對話錄，從李有成個人離鄉在學術界工作以及相關創作的狀況，頗有馬華作家現身說法的參考價值。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23943 離散、本土與馬華文學論述 編者：張錦忠 出版社：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6/01 內容簡介 書從籌編到問世，歷經何止十年，絕對是「時延的產物」。因此馬華文學研究到了二OO八年，應該要有「新論述」出現，才能在既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往前探索，也應該要有新的範事，故有必要彙編以二OO八年為分水嶺的馬華文學論述成果，看看那些年，本書論文作者怎麼論述馬華，如何脈絡化文學。 【Excerpt】 〈過去的時間，不同的空間〉 李有成答張錦忠越洋電郵訪談 張錦忠問／李有成答 [前言] 二〇〇六年秋，我離開高雄到加拿大西岸溫哥華島的維多利亞大學研究半年，當地華人稱維城為「域多利」。秋天的維城秋高氣爽，橡樹開始落葉，白晝漸漸縮短，飄雨的日子漸增。在這北方的國度讀書之餘，也給在赤道邊緣編文藝副刊的《星洲日報》編者黃俊麟寫點隨筆表達所見所思。一日，編者來電郵提及將在副刊推出李有成專輯，刊登其文其詩，以饗讀者。李有成於一九六。年代在馬來西亞北方的檳城讀書寫作，為馬華重要現代詩人，詩集《鳥及其他》（二○○六年增訂版改題為《時間》），已是馬華文學經典，後來在八打靈再也（Petaling Jaya）編《學生周報》與《蕉風》，發揚文藝創作自由與創新精神不遺餘力。我在一九七○年代中葉步李有成後塵編這兩份刊物時，他已赴臺深造，不過經常寄稿件返馬支援，故和他時有聯繫。若干年後，我自己也離馬赴臺了。副刊編者以李有成離馬多年，如果作品之外能附上訪問，當有助於年輕讀者了解前輩作家離散、創作與研究的心路歷程，故囑我進行訪談。這篇訪談透過多番電郵往返，後來刊在《星洲日報·文藝春秋》（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與二十九日）。目前的版本經李有成略加修訂。（張錦忠） 張錦忠： 我抵達加拿大兩三周以來，最興奮的事是得悉加拿大詩人歌者李安納柯翰（Leonard Cohen）年中出版了新詩集，於是馬上到維多利亞大學附近一家小書店買了一本。詩集精裝，封面是柯翰自己的畫。柯翰是我讀《學報》編《學報》（原為《學生周報》，後來改成《學報月刊》）時代最喜歡的的詩人歌者，今年已七十一歲了，上一本詩集出版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而我在出國前兩天收到你的詩集《時間》，也是驚喜，雖然之前已看過樣稿。那幾天張羅出國諸事，十分煩躁，但是讀你的詩使人精神為之一爽，從你的詩中看到很多故鄉情事，而我卻就要暫時離開一個住了十多年的地方，到一個氣候族群都不同的地方去寄寓一些時日，心頭別有一番滋味。你三十年未寫詩，今年卻整理舊作在臺北出版，不知道背後的動力是甚麼？ 李有成： 二○○五年我的文集《文學的多元文化軌跡》出版之後，書林書店的朋友知道我過去寫過一些詩，也出版過詩集，就問我願不願意整理舊作出版。書林的詩集系列已經出了三十幾本，水準很高。我開始是有些猶豫，後來想想覺得也無妨，說不定還會刺激我再提筆寫詩。其實三十年來我對詩始終沒有忘情，很希望有朝一日還能像年輕時那樣寫詩。對我而言，寫詩曾經是很重要的事。在那個對未來茫茫然一無所知的年代，至少還有詩。 張錦忠； 你在臺定居多年（比在馬的時間還長），是否可以談談「離散雙鄉」（我近年常用的概念，指離散族裔多半往返於原鄉與新鄉之間的後殖民認同現象）對你的意義？ 李有成： 對我來說，「離散雙鄉」的概念可能學術的意義大於日常生活的意義。我一向隨遇而安，不會讓認同的問題困擾自己，也從來不會把自己陷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困境中跟自己過不去，這樣看問題反而比較平和，比較開放。也許我成長在一個甚麼都多元的社會，也許我長期研究的是相當多元的文學事實，也許我這些年與國際學術界時相往來，我的視角比較cosmopolitan。不過在學術上，我一直維持自己的離散與後殖民的批判立場，同時也努力保持這個立場的多元面向，我了解每個人的離散經驗或後殖民情境都可能不一樣。 張錦忠： 身為馬來西亞華裔出身而選擇在臺定居，你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認同？這樣的（分裂）身份認同，跟你後來不寫詩有沒有關係？ 李有成： 說實話，我從來沒有很認真地就自己的狀況思考過這一類的問題。剛才我說過，我一向隨遇而安。生命本來就充滿了太多的偶然，包括身份，不必強求，也不一定事事可以預先安排。你出生時怎能選擇你的種族？你的性別？你的階級？你甚至不能選擇你的出生地。因此以自己身份——不論是種族、族群、性別或階級——上的優勢來歧視或壓迫別人是毫無道理的，也是有違公義和民主平等的。你沒有必要接受這樣的「自然」安排，否則非裔美國人到現在恐怕還是棉花田裏的奴隸，許多國家的婦女恐怕還沒有投票權，世界上許多地方恐怕還要受白人的殖民統治。我很幸運，三、四十年來，我周圍的人，包括師長、同事、朋友學生等，沒有甚麼人把我當外人，減緩了我在認同上的困擾。如果有甚麼認同的問題，那是別人的問題。 …… 我後來停止寫詩，跟身份認同沒有甚麼關係。我那時覺得應該全力放在學術上，因為有太多的東西要讀，而且要有系統地讀。後來當然停筆不再寫詩了，但我轉向文學評論，始終沒有停止寫作，我一直在學術界工作，學術界比較單純，而且有一定的章法，我們只問你的學術表現，沒有人會問你從那裏來。學術社群不允許你用非學術的因素來處理學術問題。 張錦忠： 一九六九年時你在吉隆坡還是檳城？對五一三事件的記憶是甚麼？ 李有成： 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發生時我還在八打靈再也，還在《學生周報》和《蕉風》工作。我記得很清楚，五月十三日那天傍晚，我和友人飯後在住處附近散步，忽然間有一位警察騎著摩托車，趕我們回去。我們回到住處，大概是從收音機或電視新聞中才知道發生暴動，開始戒嚴了。不過詳情並不清楚，當時的媒體並不是那麼開放，反而各種謠言四起。越是掩飾，謠言就越多。後來宵禁稍微放寬，我到社區附近的商店一看，很多東西都被搶購一空。我住的是個新的社區，種族關係單純，因此沒聽說有任何不幸發生。 張錦忠： 你覺得五一三事件對馬華文學有沒有影響？之所以這麼問，是我記得你積極參與周報學友會的活動，五一三事件之後學友會停止活動，也影響了《學生周報》與《蕉風》的發展，後來《學生周報》就改成《學報月刊》了（多年後才改成半月刊）。 李有成： 當然有影響。告訴你一件事。五一三發生之前，語文出版局轄下的文學刊物已經準備刊出新馬華文現代詩的專輯，我有一或兩首詩被譯成馬來文；剛好發生五一三事件，在那個敏感的時刻，整個計畫不幸胎死腹中，非常可惜。我童年的漁村有很多馬來人，小時候我能講相當達意的馬來話，日常生活溝通不成問題。稍大之後，很喜歡馬來文的音調與節奏，到現在還能背誦幾首班頓（pantun）。我其實很想看看自己的詩譯成馬來文之後是甚麼樣子。 我們那個年代，大概不少人都有自己的五一三。五一三之後，有一段時間政治氣氛肅殺，報章雜誌都會很識趣地自我檢查，對整個文化發展是相當不利的。 張錦忠： 我記得你提過讀了陳瑞獻的詩後，衝動得想要寫詩。從你的詩裏也看得出余光中、瘂弦的影子。可否談談你的影響的焦慮？ 李有成： 我讀余光中，也讀覃子豪和瘂弦。我應該提一提香港詩人。我那時比較喜歡古蒼梧和戴天的詩。更早一點，應該是念初中的時候，我還讀力匡。在讀臺灣詩人的同時，其實我也讀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李金髮，甚至艾青、臧克家。不是讀一首、兩首，有的詩人我還真的把他們的詩集找來讀。我讀得很雜，也搞不懂甚麼派別，因此我也不清楚誰影響了我的創作，不過有一陣子可能與余光中的影響糾纏較多一點。我讀大學時還去聽余老師的「現代詩」這門課。倒也沒有甚麼影響的焦慮，學習創作難免會四處吸收營養，但我很快就自立了。 張錦忠： 過去十年來，大馬留臺生在臺灣積極發表出版，形成「在臺馬華文學」的小現象，你也是留臺／在臺的一員，對此現象有何看法？你在研究之餘，有沒有讀這些同鄉後輩的詩文？ 李有成： 在臺灣的馬華作家成就很大，創作的質量都很可觀。大部分都是熟人，他們的作品我大都拜讀了。甚至其他馬華作家在臺灣出版的作品我也找來看，可惜還有不少很好的馬華作家沒有被介紹到臺灣來。所謂「在臺馬華文學」應該只是一個方便的稱呼，背後當然有一些假設，不過我們仍不應忽略這個符號內部的異質性與多樣性。我也很注意相關的論述，你、黃錦樹、林建國的論著我大部分都讀了。對於馬華文學的學術化與建制化，這些論述非常重要。 張錦忠： 你認為「在臺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的關係是甚麼？ 李有成： 你常用複系統理論來討論或設法解決這一類的問題，不過這是不是也算得上是小文學（minor literature）的問題呢？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達里（Felix Guattari）比較強調小文學的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現象，但在我看來，小文學的意外效應是它的顛覆性，使得支配性文學——特別是官方或國族文學——不再那麼穩定，不再能夠壟斷或宰制所有的文學生產與論述活動。小文學就在那兒，而且活力充沛，你要拿它怎麼辦？現有的框架又框不住它。就好像有的國家面對外勞和外籍配偶時那樣，對這些「新生」現象幾乎是束手無策，不知道如何是好，種種規範都顯得左支右絀。這個類比不一定準確，我的意思是，現在談臺灣文學的人大概對在臺馬華文學——作為一個集體現象——還不知道怎麼辦。尤其是有些人正想方設法要建立國族文學，實在不知道要如何面對在臺馬華文學這個文學他者，文學異象。你不可能矇起眼睛來，說在臺馬華文學並不存在。不過，這是學者和文學史家的問題。作家與詩人的工作是創作，是寫出好的作品，不必去理會或操心別人怎麼想。我可以不客氣地說，少掉了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等，當代的臺灣文壇會失色不少。 張錦忠： 你認為本土馬華文壇應如何看待「在臺馬華文學」？ 李有成： 對本土馬華文壇來說，在臺馬華文學應該是一個缺席的存有（an absent presence），它雖然不在場，可是你不能說它不存在。本土馬華文壇在面對這個現象時，最好的態度就是開放，將這些文學創作視為馬華文學的重要產業。同樣地，少掉這些在臺灣的馬華作家，馬華文壇也會失色不少。國家文學已經把你摒除在外了，你還要斤斤計較這些作家身在何處，或者他們的作品在那裏發表嗎？馬華文壇唯一的選擇是開放，是接納任何的異質，擴大自己的根基，累積自己的產業，豐富自己的傳統——多元繁複的傳統。 黃錦樹提出無國籍文學的概念，我想是為了解決在臺馬華文學「既非亦非」（neither/nor）的處境，但我覺得在臺馬華文學應該也可以屬於「既是亦是」（both/and）的存在事實。換句話說，我們所面對的既是無國籍也是多國籍的問題。這對國家文學或比較文學而言都是非常有趣的議題。類似的現象其實越來越多。魯西迪（Salman Rushdie）出生在孟買，後來全家搬到巴基斯坦去，少年時代他就到英國念書，劍橋大學畢業後留在英國寫作，小說題材既不限於印度，也不限於英國一時一地，他現在甚至常住美國，還擔任過美國筆會的會長。傳統的國家或國族文學理論要如何處理這樣的文學事實？還有高行健，該怎麼辦？他成長於中國大陸，流放後定居巴黎，後來大部分的作品卻在臺灣發表。這是晚近的例子。遠的如亨利．詹姆斯、卡夫卡、艾略特、喬哀思、貝克特等，你說怎麼辦？ 張錦忠： 在這個後現代、高度資訊化、重商主義、庸俗主義抬頭的年代，你覺得寫詩還有意義嗎？若有，意義何在？ 李有成： 寫詩當然有意義。品特（Harold Pinter）在寫了二十九個劇作之後，還是回過頭來寫詩。簡單地說，詩人以其創作表達他對這個世界的看法，讀者透過詩了解詩人所了解的世界，因此詩和其他文學類型一樣，是我們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詩所提供的知識形式當然不同於科學，不同於其他藝術，但創新的精神是一樣的。對我個人而言，寫詩和寫論文的最終意義其實沒有兩樣，都是我介入世界，體現生命意義的不同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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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