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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1/30 06:03:52瀏覽7｜回應0｜推薦0 | |
| Excerpt：劉再復的《思想者十八題：海外談訪錄》 https://books.mingpao.com/product/思想者十八題-海外談訪錄/ 書名：思想者十八題：海外談訪錄 作者：劉再復 出版社：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06/01 這部集子，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報刊的採訪錄、答問錄，一部分是和一些朋友的對談錄，共同點是談話而不是文章。但為了給採訪錄作註，讓讀者深一些地了解訪談內容，也附上幾篇演講稿和文章。 無論是散文還是訪談，我都沒有壓抑自己和扭曲自己，也沒有面具，該說的話就說，不情願說的話就不說，身心是完整的。人生這麼短，能敞開胸懷說說由衷之言，能不迎合潮流與風氣而保持一點生命的本真與鋒芒，就是幸福。雖有鋒芒，卻不是高調。 學問，思想，文采，三者我都喜歡，都默默追求，而讓我最醉心的還是思想。我知道自己的本質乃是一個思想者，一個靈魂主權意識很強的思想者，一個把思想的自由表述視為最高尊嚴的思想者，一個被許多當代猛人、伶俐人、套中人所不容的思想者。 ── 劉再復 【Excerpt】 〈論魯迅狀態〉 ——答香港《城市文藝》編者問 編者：你的學術從魯迅研究出發，二十多年前就寫作了《魯迅美學思想論稿》、《魯迅與自然科學》、《魯迅傳》。出國後不久，你在日本東京大學的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了《魯迅研究的自我反省》，但你似乎並沒有停止對魯迅的思考，五年前，你在紀念魯迅誕辰一百二十週年時，就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奇迹與悲劇》，並在《亞洲週刊》上和李澤厚先生作了一次對談。最近這幾年，你「返回古典」，出版了《紅樓夢悟》，還經常涉筆談論《山海經》、《六祖壇經》等古代人文經典，那麼，你還繼續思考研究魯迅嗎？ 劉再復（下稱劉）：出國後我就放下對魯迅的學術研究，視野投放到更廣闊的領域。但是對魯迅的思考卻從未停斷過，這種思考將貫穿我的整個人生。魯迅對於我，不是一般的研究對象，他已成爲我的精神血脈的一部分。 一九九一年，我在東京大學所作的自我反省，事實上，是作一次心靈告白，告訴朋友也告訴自己，儘管有那麼多朋友肯定我的研究，但我覺得自己的過去並未完全擺脫意識形態的陰影，也沒有擺脫毛澤東的「三大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和瞿秋白的「兩段論」（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的馬克思主義飛躍一的影響。也就是說，沒有放下他人設置的概念，只用「頭 腦」思索魯迅。反省之後，則要放逐概念，用生命去感受魯迅，用生命面對生命，揚棄一切政治話語。 編者：用生命面對生命和用頭腦面對頭腦，應當有很大的區別，你能說說這兩者的區別嗎？ 劉：任何思索都離不開頭腦，我說不能只用頭腦，是指不能只用概念去界定魯迅而把魯迅本質化。我曾說過，本質化就是簡單化。把魯迅界定爲「革命家」，「兩段」人，都是簡單化。生命是極為豐富複雜的，例如王國維，他在政治變動和朝代更替中，確實是「落後」的，完全跟不上所謂「時代步伐」，和張勳復辟的辮子軍勾勾搭搭，但是，在人文的思索中，卻很先鋒。二十七歲的時候，就借用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思想闡釋《紅樓夢》，完全是個先知型的天才。魯迅也極為豐富，你說他是「革命家」，可是他偏偏是嘲弄「革命」、「革革命」的幽默家，對「排頭砍去」的李逵和殺人如麻的張獻忠等農民革命者非常憎惡，對滿身革命氣的創造社諸子也極反感（郁達夫例外），難怪郭沫若要說他是「二重反革命」，其實，說他是革命家和說他是「反革命」，都是簡單化。作爲一個很有創造活力的生命，魯迅絕對不會同意用幾個大概念來描述他，他自己也絕對不會認爲自己是什麼「革命家」、「馬克思主義者」。他死後那麼多文章說他是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強加給他的大概念。 編者：作爲一個生命，魯迅這個生命個體的複雜性表現在哪裏？你能否概括地講講。 劉：說他豐富複雜，是指他的生命整體是個巨大的矛盾體，其生命場是個巨大的張力場。你說他是啓蒙家，不錯，可是，他又偏偏超越啓蒙，成為中國現代作家中唯一有現代感、唯一叩問存在意義的先鋒派，《野草》就是明證。然而，也不要把超越啓蒙具有形上意味這一面過分渲染，以為魯迅就是克爾凱戈爾，就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其實，他根本就不想進入陀氏的靈魂磨難的世界。他有時非常形而上，非常虛無，有時又非常形而下，非常實際。他公開宣稱編講義是「為吃飯」（《集外集續編．廈門通訊（二）》），寫文章就是爲了餬口，並非為了什麼革命大業。他有時非常關心民瘼、關懷社會，很「人道」，有時又想「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多夏與春秋」，很個人化。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常在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之間擺動。他討厭莊子的無是非觀，寫了《起死》嘲諷他，其厭惡情緒波及到施蟄存先生，可是他又承認自己中了莊周的毒，有時很隨便，有時很峻急。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沒有一個像他那樣能說出「唯虛無乃是實有」的話，具有那樣刻骨銘心的空無感，也沒有一個作家像他那樣重視「吃飯哲學」。當「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易卜生的「娜拉」名字時，唯有魯迅最清醒，他提出「娜拉走後怎麼辦」的問題。婦女解放、個性解放的「模範」娜拉，她告別丈夫走出家門後，靠誰吃飯，靠什麼吃飯？沒有飯吃，哪來的自由？《傷逝》裏的子君，就是中國的娜拉，她的悲劇不正是沒有飯吃而保不住情愛的悲劇嗎？魯迅臨終之前，還叮嚀不要讓孩子充當空頭文學家，也就是不要當只會唱高調、一點也不正視社會根本的空談家。 編者：你剛才說魯迅的「個人主義」不同於西方的克爾凱戈爾、陀思妥也夫斯基，能否更具體地說說。 劉：西方思想者，不管他們的思想有多大的差異，但都有宗教大背景，所以他們的「個人主義」，便連帶着個人靈魂拯救的問題。克爾凱戈爾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焦慮，不是魯迅那種在很個人化時還有吃飯問題（人道關懷）的焦慮，而是靈魂如何解脫與飛升的焦慮。可是，魯迅不管怎麼形而上，卻始終關心一個「肉」的解放問題，一個「人」的生存問題即社會合理性和人道主義問題。所以他無法接受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樣通過「肉」的磨難而達到「靈」的拯救的思路。儘管魯迅知道把這種思路帶入文學，會使文學獲得靈魂的深度和崇高感。在陀氏看來，只有在地獄（苦難）中忍從，才能走向天堂，苦難本身就是天堂的階梯，甚至苦就是樂，這種東正教邏輯，魯迅是絕對無法接受的。所以他只能擔當揭露苦難、反抗苦難、拆毀地獄的角色，對於維護地獄的各種鬼蜮，一個也不寬恕。魯迅的孤獨感，不是被上帝拋棄後的孤獨，不是失去精神家園的孤獨，而是面對麻木的社會，他的吶喊無人回應的孤獨。夢醒了，但醒後無路可走。他想改革，但積習太深的國民根本無法理解改革的真正內涵，他所要啓蒙的民衆，靈魂離他太遠了。 編者：你和林崗合著的《罪與文學》，也說明了魯迅與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區別，你們認爲，陀氏的罪感，是存在之罪，也就是生而有罪，是不遵從父親的意旨偷吃禁果而播下的原罪。而魯迅的罪感，則是歷史之罪，是父輩文化、祖輩文化的吃人之罪，所以他不再遵從父親，而要審判父親，他的《狂人日記》和五四時期的作品，都在審判父輩文化。魯迅這種對罪的判斷，是不是把責任都放在父輩身上，對傳統過於苛求？ 劉：魯迅的《狂人日記》確實是在聲討父輩文化的歷史之罪，非常激烈，非常徹底，其他作品也不留情，但是我們在《罪與文學》中特別指出一點，就是魯迅的可貴之處是不僅揭露父親有罪，而且正視「我也有罪」。狂人在抗議「被吃」的同時，也確認「我也吃人」」——「吃妹妹的肉」，這就是懺悔意識。所謂懺悔意識就是確認我也有罪，我也有責任，我在有意無意中進入了「共犯結構」，就像《藥》中的華老栓，無意中也參與了吃「人血饅頭」。魯迅「啓蒙」讀者，把祥林嫂推入苦難深淵的，並非幾個「壞人」，而是與她相關的那個關係網絡，我們都可能是扼殺她的共謀。魯迅關於罪的思索與呈現沒有宗教背景，這一點使他與西方思想家區別開來。他看到中國歷史文化的「大罪」，而我們又是這一歷史文化的載體，身上帶有這一文化的毒菌，所以也有罪，也要無情地解剖自己。西方宗教家認爲你的罪是因爲你早已背離你的父親（天父），而魯迅則認為你的罪（包括我的罪）是因為你我承繼了父親（父輩歷史文化）的基因。把握這一巨大的區別，就可以了解魯迅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特色。魯迅和五四文化改革者發現「父親」乃是罪源時，便採取「矯枉過正」的策略，「反戈一擊」，不僅宣判父親有罪，而且有「吃人」的滔天大罪，這當然是太激烈，太偏激了，今天我們只能把當時的思想放在那個歷史語境去理解，而不是把它拿來當作今天評價故國文化的準則。 編者：你最近在香港《文學研究》的創刊號上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兩大精神類型》，把魯迅視爲熱文學的類型，把高行健視爲冷文學的類型。一個熱烈擁抱是非，一個抽身冷觀是非；一個是救世的戰士態度，一個是自救的隱士態度。魯迅在世時，對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的隱士態度是批評的，不满的，可是你既崇尚魯迅，又欣賞、支持高行健，這不是有衝突嗎？ 劉：我是個多元論者，覺得作家要選擇怎樣的立身態度，具有充分的自由，我既喜歡魯迅所愛的嵇康，也喜歡高行健所愛的慧能。魯迅「救救孩子」的吶喊非常寶貴，高行健的「救救自己」也有理由。魯迅和高行健相隔六十年，處於完全不同的歷史場合和時代語境。魯迅那個時代，對於中國來說，確實是個生死存亡的時代，用魯迅的話說是「風沙撲面」「狼虎成群」的時代。在那種語境中，魯迅認爲躲到一邊飲茶喝酒、玩玩幽默小擺設是不和諧的。魯迅始終肩扛黑暗的閘門，義無反顧。這確實是偉大的。但是，即使在「風沙撲面」的歷史場合中，我們也不能要求每個作家都去當「戰士」，也應當允許有些作家抽離戰場去進行冷觀與進行精神創造。當年的喬伊斯，如果不是從世界大戰的戰火中抽身，就沒有巨著《尤利西斯》。我們不能要求普魯斯特一定要當左拉式的抗議社會的作家。高行健所處的歷史場合是市場覆蓋一切，權力角逐和財富角逐布滿人間的社會，而作家一旦進入權力框架，就會失去自由，所以他選擇抽離現實權力關係的路向，不做造反者、革命者，也不做審判者和「社會良心」等大角色，只做觀察者、見證人和藝術呈現者。他不是不關懷社會，而是從更長遠的層面上關懷社會。他是一個卡夫卡、貝克特式的作家，所以我也欣賞、支持。 編者：你在闡釋高行健時，用「文學狀態」四個字來描述。你界定的「文學狀態」，是非政治、非集團、非功利、非市場的狀態，按此尺度，你是不是會覺得，魯迅有時不在文學狀態中。 劉：我始終認爲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家，並認爲他多數時期都有很好的文學狀態，尤其是他的前期。他是個「孤獨者」，基本上是一生孤軍作戰。他雖然關懷政治，但不進入任何政治集團，不上任何政治戰車，也沒有什麼「主義」，更沒有權力慾望與功名心，這就是最基本的文學狀態。他對政治對社會說了許多真話，甚至說了許多極為犀利的激憤之辭，但這些言論文章，都是作家的真誠由衷之言，並非政客的虛假之言。正因爲是作家的率性之言，所以我們不能因為尊敬魯迅，就把它上升為普遍理性原則，更不能把它視爲革命真經，這樣不僅會誤導社會，而且也會毀掉魯迅。我常感到惋惜，魯迅的文學生涯太短，從發表《狂人日記》到去世，還不到二十年。在短暫的文學生涯中，他又花了那麼多時間去介入社會紛爭，特別是後期，他受國際上的左翼思潮的影響，也宣稱文學是政治鬥爭的一翼，政治傾向性過於強烈，在文學之外花費了太多心思，無端地消耗了自己的一部分天才。後期魯迅的「知識分子角色」常常壓倒「文學家角色」，換句話說，魯迅後期常常離開文學狀態。所以我用「文學狀態」來描述高行健，卻不用這四個字來描述魯迅，我寧可用「特異精神狀態」來說明魯迅這個偉大文學家。 編者：你能講講魯迅精神狀態的特殊點嗎? 劉：魯迅的精神狀態很特別，也因為特別，才形成他的人格奇觀。我們可以多視角地觀賞他的特異的精神狀態。僅以他的文學出發點而言，就非常奇特，可以說，他一步入文壇，寫作《狂人日記》，就「破釜沉舟」，不留後路，不留退路。他宣布故國的人文體系是「吃人」的體系，不留任何餘地，不給老祖宗一點面子，完全是與之決戰到底的姿態。他的作品和思想的徹底性，正是來自這種精神狀態的絕對性。宣布與傳統決裂，不留後路，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沒有前路，西方文明並不是他的前路，他不像胡適，對西方文明有那麼多認同，他很早就懷疑以「衆數」決定一切的議會民主。他崇尙的文學並非歐美文學，而是果戈理所呈現的俄羅斯文學和東歐等小國的被壓迫民族文學。還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他不信神，沒有宗教信仰，也就是說，他也不指望天上有路。最後，他甚至覺得地下也沒有路，即死後也沒有路。祥林嫂擔心死後被鋸成兩半，提出人死後還有靈魂嗎？這是魯迅的問題（祥林嫂不可能提出這種問題）。顯然，魯迅覺得死後靈魂也無路可走。在前後上下的困境中，他只知道自己是個過客，只是努力活在當下，努力往前行走。他的戰鬥幾乎是在四面楚歌、四面埋伏狀態下的戰鬥。在沒有前路後路和天上地下之路的境遇下，既不自殺，也不頽廢，既不發瘋，也不退隱，那就只有選擇決一死戰的殊死的戰鬥。「能殺才能生」，這是他的人生理念，也是他的精神狀態。他就是要與黑暗抗爭到底，不惜與黑暗同歸於盡。《鑄劍》中的黑衣人（宴之敖者），他的人格化身，所選擇的路就是復仇到底，與仇敵同歸於盡的路，這是一種氣壯山河但又令人感到恐怖的路。魯迅的這種特異精神狀態，是戰士狀態，猛士狀態，甚至是「死士」狀態，其感人處是一點也不妥協，其讓人困惑之處，是「一個也不寬恕」。 …… 編者：魯迅的精神狀態為什麼如此緊張，如此決絕，這是不是與他對中國歷史與中國社會的深刻認識有關？ 劉：顯然是的。要說把人生只有一次的「地球之行」視爲「地獄之行」，那麼，魯迅是典型的一個。可以說，魯迅是中外作家中一個具有最高地獄意識的作家，一個充滿地獄感的作家。他把中國視為地獄，用他的語言表述就是「鐵屋子」。魯迅所以要作一次破釜沉舟的決鬥，就因為他決鬥的對象是沒有窗口的、令人窒息的千年鐵屋，是籠單着大黑暗的牢獄。這種創作出發點與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相似，兩者都有高度的地獄意識。但丁是地獄意識最高的偉大詩人，但他的《神曲》尚有三界：天堂、地獄、淨界（人間）。而魯迅不信天堂，也沒有淨界，他宣稱「我活着的並非人間」，人間也是地獄。在他看來，社會上各種名目的爭鬥，無非是爭奪誰來主宰地獄的權力角逐。他說：「那些稱作神的和稱作魔的戰鬥，並非爭奪天國，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所以無論誰勝，地獄至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集外集．雜語》）。鐵屋中、地獄中只有黑暗，只有鬼蜮和被鬼蜮統治的奴隸，只有「黑暗的動物」與「死魂靈」。因為充滿地獄意識，他才說：「我太黑暗了，唯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也因爲充滿地獄意識，他的作品才充滿「毀滅」意識，恰似弗洛伊德的「死亡意識」。他譯法捷耶夫的《毀滅》，那麼愛這部作品，這與他的「毀滅意識」是完全相通的。魯迅說：「無破壞即無新建設」，也就是說，無毀滅便無可言新生，必須先推倒地獄再說。魯迅被革命家們所認同，大約也正是這種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的毀滅意識。 …… 編者：四、五年前，你在嶺南大學的張愛玲學術討論會上，對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魯迅論與張愛玲論，提出一些商榷意見。你認爲魯迅的成就比張愛玲高，認爲張愛玲是個「夭折的天才」，而夏先生在接受《亞洲週刊》記者的採訪時，回應你的批評，說按你的說法，魯迅也「夭折」。那麼，你剛才說魯迅接受階級論，損害了他的創作，是不是「夭折」？ 劉：就精神創造總量總質來說，魯迅不僅高過張愛玲，也高過與他同時代的其他作家，特別是巨大的思想深度，張愛玲更無法與魯迅相比。張愛玲在二十三歲那一年，僅僅一年，創造力爆發，藝術天才一下子噴射出來，寫出《金鎖記》和《傾城之戀》，眞是一種生命奇觀與寫作奇觀。她當時也有一種文學自覺，就是不寫左翼作家熱中的戰爭、革命、時代等大題材，就寫家庭、婚姻、情愛等人性、人生困境，但是，在時代的大變動中，她守持不住自己的文學立場與文學理念，她的天才被大時代的巨輪輾得完全變形了。從《小艾》開始，她就把時髦的政治話語諸如「蔣匪幫」、「吃人的舊社會」等帶入作品，到了《秧歌》與《赤地之戀》，則是另一傾向的政治話語完全壓倒文學話語，這兩部小說，是很一般的政治譴責小說。讀了她的《金鎖記》、《傾城之戀》，再讀這兩部小說，我們會感到心疼，覺得殘酷的政治風暴捲走了一個天才的筆觸，眞是不幸。從此之後，張愛玲便徬徨無地，失去其靈魂的活力。這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不幸。我說張愛玲天才夭折，不說魯迅天才夭折，是因為儘管魯迅後來也把政治話語帶入作品，也被政治沖激了文學，但由於他個人特別倔強的性格和在世事糾纏中仍然保持獨立不移的個性，因此，至死也沒有失去靈魂的活力。其天才雖有挫傷，但不算天折。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政治風潮的影響，魯迅與張愛玲的成就會更大。 …… （原載香港《城市文藝》二〇〇六年第十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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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