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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1/30 06:28:55瀏覽154｜回應0｜推薦3 | |
| Excerpt：劉再復的《人論二十五種》 續讀劉再復的作品《人論二十五種》。 劉再復在本書序文中提到： 「雖然《人論二十五種》寫的主要是人的荒謬和人的病態，對人開始絕望。但我仍然在反抗荒謬，反抗絕望。我確信人生的意義正存在於反抗荒謬與反抗絕望之中。」 以下從劉再復筆下的二十五種人選出四種人摘要分享這些「人」的各種醜態。 書名：人論二十五種 作者：劉再復 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2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CN10714347 內容簡介 在本書中，作者以坦蕩的心懷、冷峻的文字，描繪了二十五種中國人，寫盡人性的荒謬和病態，筆觸所及，透闢入里，忍俊不禁之余，令人擲筆三嘆。國乏信仰、人乏信念的悲哀，卻又激喚起作者反抗荒謬、反抗絕望的不解追求，發人深省。 作者在文中著墨之處主要不是人性之惡，而是人性之丑。作者在深切的愛中把自己審丑的結果，奉獻給那些干淨的孩子們和尚未被社會污染的純潔心靈，願他們與種種病態人格保持批判性距離，讓自己的人生具有別一種境界。 【Excerpt】 〈論傀儡人〉 傀儡人，本來是戲台上的人。但中國近代的思想家們卻發現當時中國的土地上，從上到下，到處都是傀儡人：君係傀儡君，臣係傀儡臣，民係傀儡民。由於組成國家共同體的細胞都是傀儡，所以國也就成了傀儡國。發現這一現象，並給予揭露的，首先是梁啟超。 梁啟超辦《清議報》時，曾以「哀時客」的筆名，發表了《傀儡説》（1899.3.22），哀嘆中國已經傀儡化——「傀儡其君，傀儡其吏，傀儡其國」，即從皇帝到平民全成了傀儡。當時光緒皇帝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而官吏和人民又是愛新覺羅王族的傀儡官吏和傀儡百姓。 梁啟超所道破的近代中國的一個重大社會現象，就是國家失去靈魂，國君失去靈魂，國吏失去靈魂，國民失去靈魂，從光緒到平民全都成了無魂之物，都不會説自己的話。對於這種普遍性的傀儡現象的強烈感受，是當時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所以，當梁啟超及時地説出來之後，留學生們和改革者們都幌然大悟，大聲疾呼要拯救將死的國魂和將死的民魂，改變國君、國吏、國民乃至國家的傀儡形象。當時《浙江潮》創刊號的開篇，就叫做《國魂篇》。此文認為，要招國魂，首先就是不能當傀儡人。他們説：「五官具，四肢備。圓其顱，方其趾。則謂之為人矣乎？而或者，是非人也。傀儡也。何以故。日無魂故，是以戮之斬之勿知痛。」他們的意思是説，傀儡雖有人的四肢五官，但沒有人的靈魂，要救人救國，首先要改變傀儡人的形象。談了梁啟超和其他志士們的這些鞭韃「傀儡」的文章，最使我難忘的是他們的自審精神。他們認為，當時中國所以會傀儡化，並不是某一個人的責任（如慈禧太后）。慈禧固然把光緒變成她的傀儡皇帝，使大臣們也成了傀儡大臣，但是，如果從皇帝到老百姓都有自己的靈魂，都能自立、自愛、自尊、自言，敢説自己想説的話，敢維護自己的人格，清末的傀儡系統能夠成立嗎？慈禧太后這位老太太能有足夠的力量操縱數億有獨立人格的臣民嗎?所以梁啟超説:「中國者，傀儡之頎而碩者也，一人之力不足以舉之，則相率共傀儡之。」他十分感慨地説，由於大家「相率共傀儡之」而不自知，或自知而不自愧自省，所以中國最後變成一個巨大的佈滿傀儡人的傀儡場，億萬官民都在表演被他者所掌握的傀儡戲，真是悲慘之極！梁啟超悲憤地説： 嗟呼！必自傀儡，然後人傀儡之。中國之傀儡固已久矣，乃今不思自救，猶復傀儡其君，傀儡其民，竭忠盡謀，為他人効死力，於是，我二萬方里之地，竟將為一大傀儡場矣。 …… 〈論犬儒人〉 犬儒人，因為名稱來自古希臘，所以中國的學人一談起「犬儒」或「犬儒學派」，都需要正名一下。我在三、四年前的一次談話中，偶而提到犬儒主義而未加正名，結果遭到了許多攻擊，以至説我犯了「常識性錯誤」，所以，今天我又得正名一次。這種正名，幾乎是copy（複印）辭書上《犬儒》的條目。 犬儒本是指古希臘昔匿克學派（Cynicism）的哲學家。我請教過懂得希臘文的朋友，這個學派在希臘被稱為Kunikoi；而譯成英文則是Cynic，德文為Zynicle，法文為Cynigue，到了我們的故國，則譯成了「犬儒」。我到美國來之後，重修英文，學了一篇犬儒學派的首領（即創始人）安提西尼（Antisthenes）的故事，覺得這些犬儒人很有趣，他們過着禁慾般的很隨便很簡陋的生活，對一切都很隨便，對世界、人生、信仰、真理均採取一種冷冷、玩玩、笑笑、憤憤的態度。這種態度，常使嚴肅對待生活的執着者們不能容忍，加上他們的生活着意選擇簡陋的方式，所以人們就譏諷他們為「窮犬」。中國學人稱他們為「犬儒學派」也吸收了「窮犬」之意。不過，這種譯法是否貼切還很難説。前些年，我曾讀到劉紹銘先生一篇《犬儒主義》的文章，其結尾的意見是這麼一句話：「我希望Cynic在中文中永遠找不到一個適當貼切的翻譯。」 …… 我把犬儒人與中國人聯繫起來，往往想到兩部分人，也就是我不太滿意的比我年輕的一些「幼者」和一些比我年長的同樣也使我失望的「長者」。對幼者不滿意，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態度往往類似犬儒學派，即太自私，太隨便，太自命不凡，太玩世不恭，什麼都化為玩玩，笑笑，嘻嘻。對部分「長者」失望，則是他們在另一方面類似犬儒先生，即太自負，太冰冷，太愛嘲笑年青人的探索，太喜歡胡解大本本，胡用大本本，狠用「主義」的名義而無虔誠的態度。前些年，我因為論戰的對象是長者，所以自然是抨擊長者的「嘲癖」。即我覺得這些長者其實不太懂得馬克思主義，卻以保衛馬克思主義的戰士自居。他們對馬列的態度是不學而狠用，時而把馬克思主義當器具，時而當工具，時而當玩具。如今他們又把馬克思當作「重砲」來轟我，則又把主義當槍具。我真不喜歡他們這種憤憤又不真誠的態度，所以稱他們為犬儒人。我相信，我的命名是貼切的。 對犬儒人的自私、自負、玩世不恭，「嘲癖」等特點，我早已印象很深。原因是我早就愛讀魯迅的書，而魯迅對犬儒人的特性説得格外明白。他在《而已集》的《小雜感》中的第一節就説： 蜜蜂的刺，一用即喪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則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他們就是如此不同。 這篇短文寫於一九二七年。這之後的第二年，他在給章廷謙信中更明白地説了「犬儒」的特點。他説： 犬儒=Cynic，它那「刺」便是「冷嘲」。 …… 〈末人論〉 「末人」這個概念本是尼采（Nietzsche）用來與「超人」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在尼采看來，處於進化長鏈中的人類，一種是比常人進化得更為高級的，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毅力的人，這就是「超人」；而另一種人則是在一般人之下的幾乎未完成人的進化的平庸猥瑣、乾枯渺小、毫無創造力的人，這就是「末人」。 但現代漢語中，「末人」這一概念，大約是魯迅先生創造的。魯迅所譯的《察拉圖拉如是説》（Thus Spoke Zarathustra）序言第五節譯文：「『我們發現了幸福了』，末人説，而且䀹着眼。他們離開了那些地方，凡是難於生活的：因為人要些溫暖。」在魯迅的著作中，「末人」這個概念出現了好幾次。他對中國青少年素質的憂慮，就是擔心他們在極其惡劣的人文環境中，終於變成毫無人樣的「末人」。他在《由聾而啞》（見《准風月談》）的雜文中説： 用牝穀來養育青年，是決不會壯大的。將來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樣，可看尼采所描寫的「末人」。 …… 魯迅對「末人」，不是像尼采那樣極端「蔑視」，而是用同情的態度對待他們。他比同時代的思想家和作家更深地看到末人狀態乃是精神殘缺症和精神乾枯症，而且看到末人已遍佈偏枯的鄉村並已傳染到年幼的孩子。他在五四時期所作的《論照相之類》，就感慨我國兒童的照片與別國兒童的照片相比，缺乏活相，太多「呆相」和「死相」。一九三三年，魯迅又作了一篇關於《中國的兒童》，批評當時的兒童畫説：「畫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帶着横暴冥頑的氣味，甚至於流氓模樣的，過度的惡作劇的頑童，就是鈎頭聳背，低眉順眼，一副死板板的臉相的所謂「好孩子」。……我們試看看別國的兒童畫罷，英國沉着，德國粗豪，俄國雄厚，法國漂亮，日本聰明，都沒有一點中國似的衰憊的氣象。」魯迅自然不是「崇洋媚外」，只是為自己的民族擔心。他深信，「兒童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兒童畫中盡是末人相，這個民族自然就是一派末日氣象。魯迅知道，大量產生「末人」和末人相的孩子，不能怪末人和將成為末人的孩子，首先應當怪社會，特別是要怪社會教育。社會缺乏足夠的精神食糧，使得孩子精神營養不足。魯迅的「救救孩子」的呐喊，其實包含着把孩子從精神貧困和心靈乾枯中拯救出來，也就是把孩子從末人的隊伍中拯救出來。他在《由聾而啞》這篇雜文中感慨，中國青少年的精神糧食實在太貧乏，太粗糙，太缺乏營養了。孩子們正在由聾而變啞，變成精神的聾啞人。這樣下去，中華民族的精神素質就要退化，人種也要跟着退化。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救救孩子」的一條辦法，就是多「介紹國外思潮，翻譯世界名著」，帶給他們一點精細的精神養品。 …… 〈論分裂人〉 這個世紀，從西方到東方都產生了大群的分裂人。人類走到此時此刻，突然感到整體精神破碎了，統一人格消失了，靈魂的天空裂成兩半，甚至裂成碎片。剛剛宣佈上帝死了的哲學家們，緊接着又宣佈人的主體也死了。於是，對人的否定性思維到處流行，而作家筆下則是「失落的一代」和「迷惘的一代」。 …… ……人類感到自己的大荒谬，並在自己手造的世界面前發呆，發楞，發瘋了。於是，到處有分裂人的故事。艾略特（T. S. Eliot）筆下的荒原（The Waste Land）人，他看到身外是無比繁華的文明世界，而身內則是什麼東西也沒有的「荒原」。樂園是實在的，荒原也是實在的；層層叠叠就在眼前，空空蕩蕩也在眼前。現代人一半在樂園中，一半在荒野中。於是他們開始對自己創造的文明家園感到陌生，感到滑稽，他們不認識家園也不認識自己，這個家園剝奪着他們存在的意義，企圖把他們置於死地，用各種神聖的理由判處他們的死刑，於是，他們意識到自己是自己故鄉中的他鄉人，是文明家園中的異己者，他們感到存在的荒謬和本質的荒谬，並嘲弄這種荒謬。他們認定只有在死亡的那一刻到來的瞬間才接近快樂，但在這一刻到來之前，他們還是緊緊地抓住生。這就是加謬（Albert Camus）小説《異鄉人》（The Stranger）中的另一種分裂人。而貝克特（Samuel Beckett）筆下那個「等待果多」（Waitingfor Godot）的過路人，則總是在等待，也總是在失望，失望了還等待，理想破滅了還等待，等待就是唯一意義。「等待」也分裂了，等待的彷彿是虚無，彷彿是實有，即使是虛無，也還是要等待，等待一半是欺騙自己，一半則是證明自己。分裂人其實最深刻地感知到現代社會的荒谬和自身存在的荒谬，但又不甘心於被荒謬所吞沒，於是，他們便在反抗荒謬中尋找生與死的意義。只有了解分裂人，才能了解二十世紀。 …… ……不過，八十年代中期之後，一些新起的年青作家們，他們已開始長出一雙「荒誕」的眼，筆下也出現了一些類似西方現代分裂人的形象，他們的臉上已不再沉重，而是笑笑玩玩，面目也不明晰，但他們對於人生的荒谬感覺卻很清楚。在他們看來，人一生下來就是荒謬的，因為你來不來到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自己選擇的權利，不來也得來。既然來了，也無法按照你的意志去生活，只能陷入永恒的怪圈中，又是「你別無選擇」（劉索拉）。正像當代美國作家海勒（Joseph Hellet） 的《22條軍規》（Catch 22）被軍規所制約的軍人怎麼走也走不出怪圈。按規定完成了任務就可以離開戰爭，可是，無論怎麼努力也完成不了任務，想盡辦法也無法擺脱「軍規」這個荒謬的陷阱。道是人可以改造環境，偏是人被環境所改造；道是我説語言，偏是語言説我：道是人制定軍規，偏是軍規制定人。你企圖像貝多芬説的那樣去扼住命運的咽喉，偏是自己的咽喉被命運緊緊扼住。既然生下來了，既然是人，就有慾望，而慾望偏偏又是無窮無盡，不可收拾，不能進「圍城」時，想盡辦法入圍，進入之後，又想盡辦法突圍，永遠不知了結，也不知如何了結。中國當代的分裂人，已發現人是荒謬的怪圈，於是，敏感的作家便抓住這個發現，描述出分裂人迷惘的世界。在什麼都很鮮明的國度與文壇裏，突然見到一些不明晰的異樣的臉孔，使人興奮、激動，批評家們便稱他們為先鋒、前衛，而這些先鋒派和前衛分子，其實也正是分裂人。所以，要瞭解二十世紀的精神現象，特別是文學現象，研究「分裂人」就變成一個重要課題，也許我們的後人在幾百年之後反觀歷史時會説：二十世紀，其實正是分裂人的世紀，因而，也是一個神經質的世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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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