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rpt：徐冰的《我的真文字》

從視野叢書收錄的韓少功、張承志作品，繼續找到藝術家徐冰的文字作品，以下摘要分享其中一篇文章，關於哲學家德里達（Derrida）的一段軼事。

另這一本文集的第二部分是徐冰作品相關解說，〈《天書》〉這篇文稿依註解內容可知是「應倫敦誇瑞奇（Quaritch）古書店主人約翰．科（John Koh）先生之約所寫。這篇文字側重談《天書》印製過程中與技術有關的事情。……」

以下摘要分享。

https://www.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6663641
書名：我的真文字
作者：徐冰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
出版日期：2018/02

商品簡介
全書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17篇藝術隨筆，是作者對與藝術有關的事與人的看法，第二部分是解說作品與創作體會。「有些人喜歡我的文字，我說我是『交代材料體』，聽者就笑。我說，用寫交代材料的態度寫作就能寫得好，因為寫交代材料性命攸關，要字斟句酌，不要浪費每一個字的作用……」

作者簡介
徐冰，當代藝術家，曾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作品有《天書》、《地書》、《鳳凰》等。作品曾在紐約現代美術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倫敦大英博物館等藝術機構展出。2015年被授予美國國務院頒發的藝術勳章，被美國康乃爾大學授予安德魯－迪克森－懷特教授稱號。

【Excerpt】
〈 TO（致）：雅克·德里達先生〉

第一次知道德里達（Derrida）這個名字，是在一篇評論我藝術的文章上，但忘記了是哪一年。從那以後，我發現許多中外學者、藝評家、學生論文都愛用德里達的理論來分析我的藝術，特別是《天書》那件作品。我把漢字拆解後組合成了一種誰都讀不懂的偽漢字，在文化人言必稱德里達的年代，套用「解構」理論來「解構」《天書》太合適了，既時髦又深刻。「Derrida」這個發音和「德里達」這三個漢字，對文化人來説已經完全不是一個人的名字，而完全是一個又耳熟又難懂的理論符號，熟悉到了一個已經感覺不到內容的程度。
這麼多人愛把我做的事與這個八竿子打不着的「德里達」扯到一起。有一段時間我覺得：不行，我要把「德里達」，把「解構」是甚麼搞清楚，否則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但説實話，直到現在我也沒有把任何一本他的書從頭到尾讀完過。他的理論到底是甚麼，越讀越不清楚。有時覺得懂了，但多讀幾頁後又有點雲裏霧裏。有時向懂行人討教，一時會覺得：噢，差不多是這麼回事，但過一段時間捫心自問：德里達的思想是甚麼呢？除了「在場」、「踪迹」、「回歸異延」、「他者的語言」之類一個接一個的概念外，更多的就説不上來了。他的對既定結構的消解與海德格爾對西方形而上學的顛覆又好像是一回事。他又説：「解構是對生命的肯定。」這與「禪是對生命的肯定」有甚麼不同呢？我知道事情一定不是這麼簡單，但這些對我來説只能是似是而非了。算了，也許我的思維不適應西方這套嚴密的顛過來倒過去的方法，把本來簡單的事情弄得有點複雜了。我想，我是真正的東方人，讀起中國哲學、禪學這套東西倒覺得舒服得很。當然這裏也有玄的東西，但我天生不怕「玄」就怕「繞」。繞不是不好，只是我不習慣，東繞西繞就給繞亂了。玄多少心裏還有點兒底。我愛讀鈴木大拙的書，特別是他的一些帶有禪入門性質的小冊子，隨手翻開任何一頁，都能讀出一些感覺來。這不是從書中知道了甚麼理論，而是有説不出的東西被他説出來了，所以才會有舒服的感覺。有一段時間我出門都要帶上他的書，有點像那年頭去哪兒都帶着「毛語錄」。自從有一次在一本書上讀到海德格爾的一句話，我對西方哲學的不安才有所緩解。他在讀了鈴木的著作後説：「這正是我在我所有著作中所要説的。」這之後我心裏踏實多了。
2000年我接到一封紐約州首府奧爾巴尼（Albany）公共圖書館的信，説他們在秋天準備搞一個題為「書的結束」（Book Ends）的展覽及研討活動。其中將有一個包括格雷希爾（Gary Hill）等六位藝術家的聯展，和我的一個個展，因為我在這方面做過許多作品，為此他們會把德里達請來與我做一個研討活動。我不相信是這個符號的德里達，他們説就是這個德里達。
研討會是在10月的一天，兩組講演圍繞我的藝術和德里達的理論進行。我被安排在下午，會議主持伯恩斯坦（Bernstein）教授做了關於我和我的藝術的發言，並説了為甚麼把我們兩個放在一起，帶有介紹性質。我做了題為「在視覺與書寫之間：關於我的藝術」的講演。之後有三位學者聯繫我的作品分別讀了論文。德里達的講演在晚上。大衞·威爾（David Will）教授作了對德里達最新著作的介紹，接着德里達做了「書的結束：數字檔案時代到來」的演講，隨後也是三位學者就他的講演做了發言。坐在我邊上的加 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博士生南茜（Nancy） （也是我這組的一個發言者）對我説：「今天來了很多人，是因為你和德里達在一個房間裏。」她這麼一説我倒不好意思了。我可沒有這麼重要，我説：「完全是因為德里達。」
聽德里達講演我坐在最前排，我看上去聚精會神，其實是在欣賞他講演的風格。南茜問我：「你聽得懂嗎？」我説：「聽不懂。」她説：「沒關係，我也聽不懂。」德里達在講台上真的有現在年輕人愛説的「酷」的感覺。一頭白髮，臉上的肌肉屬於比較硬的那種。使用大量艱深的詞句，一口法語腔很重的英語，有時講着講着真的一段法語就出來了，不管下面的人是否聽得懂，他總是語氣堅定地往下講。總之，聽他講演，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自己的聽力怎麼這麼差。
討論結束後我上前與他打招呼。走近他時我發覺，他在台下與台上的感覺不太一樣。他屬於那種不愛説廢話的人，總有一點想説話，但又不知道説甚麼的感覺。説出來的話語氣是通俗的，我的聽力也好了許多。他説：「我看了你介紹的作品和展覽，很特別，我喜歡那個蠶吐絲包裹手提電腦的作品，那個作品説了很多的意思。我是否可以得到一份這件作品的錄影資料？我要把它寫到我的書裏。」我説：「手提電腦叫Power Book，也是一種書。」他點頭。我知道我展覽的策劃人安排了他在我的展廳親自教授當地的小學生寫我的「英文方塊字書法」，但他並沒有向我提到這件作品，也沒有提到和他的「解構」這麼有關係的《天書》。我猜想，由於我的中國語法的英語，他一定也沒聽懂我的講演講了些甚麼。我告訴他：「很多人談論我的作品都會用你的理論，特別是那件叫《天書》的作品。」我還補充了一句：「就是刻了很多假字的那件作品。」他只是點點頭，看來他對別人引用他的理論早就習以為常了。我接着説：「其實那時我還沒有讀過你的書，不懂得你的理論，如果我當時懂了，也許就不會做這件作品了。」他還是點頭，但開始有些笑意了。這時有人過來給我們照相，我注意到他只要一面對鏡頭，總是做出一個姿勢和表情，這時我開始感到德里達並不僅是一個哲學符號，也是一個擁名自重的人。但這之後，當我繼續在各種文章上讀到「德里達」、「德里達」時，當我收到他的差不多一樣姿勢和表情的那些照片時，他像是又隱回到那個符號中去了。
前不久我們在整理工作室，一位助手交給我一個寫着 「To: Mr. Jacques Derrida」 （致雅克·德里達先生）的信袋，眼神像是在問：這是怎麼回事？我説：「他已經去世了，那時他讓我寄些材料給他。」他問：「你怎麼沒寄呢？」我説：「我也不知道怎麼一直就沒寄。」我確實幹事有些拖拉，有時越是覺得重要、應該做，就越慎重，就越不輕易去做。我想一定是因為「德里達」這三個字的分量讓我始終沒有把這份東西寄出去。

2005年12月20日



〈《天書》〉

1986年的某一天，我在想一件別的事情時，卻想到要做一本誰都讀不懂的書。這想法讓我激動，這種激動是那種只有自己身體才能感覺到的。第二天早上醒來，想到這件事仍然很激動－-連續許多天都如此；幾個月過去了還是這樣。而每次激動，思維也跟着激動起來，不斷地為這個想法附加各種意義，它的「重要性」，在還沒有動手之前，就被放大了。可以肯定了！這將是一個值得全力以赴的事情。當時我必須完成研究生畢業創作。次年7月，畢業展一開幕，我馬上轉到這本「書」的創作中。
我對做這本書有幾點想法，一開始就非常明確：一、這本書不具備作為書的本質，所有內容是被抽空的，但它非常像書。二、這本書的完成途徑，必須是一個「真正的書」的過程。三、這本書的每一個細節，每道工序必須精準、嚴格、一絲不苟。
我相信，這件作品的命運，取決於整個製作過程的態度，假戲真做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藝術的力度就會出 現。「認真的態度」在這件作品中，是屬於藝術語彙和材料的一部分。
我希望這本書看上去不是素人所為，而是有知識依據的，每個細部的決定，都是有講究的，因為這本來是一個沒學問的人的舉動。這特別反映了我一直以來對知識進不去又出不來的敬畏之感。越是這樣，我越希望它更像一部經典，最好是宋版的風格，是正裝出席的，這樣，能幫它裝扮出很有文化的感覺。面對它，是要屏住呼吸、不可大聲喧嘩的，要把手先洗乾淨或要準備白手套的。製作，必須是手工刻製、印刷的。印出來的東西，在習慣上是正式的，是要認真對待的，是和真理有關的。學版畫的我，很知道「複數性」和印刷的力量。字體，我考慮用宋體。宋體也叫「官體」，通常用於重要文件和嚴肅的事情，是最沒有個人情緒指向的、最正派的字體。
……

我不能用楷體，因為任何楷體都帶着書寫者的個人風格，風格是一種信息，既有內容，就違背了《天書》「抽空」的原則。我決定使用略微偏扁的宋體，扁會融進些漢隸之感，但不能過，有一點感覺就夠。但版式應該參照宋版。宋書行少、字大而密、魚尾偏上、版心飽滿。我反復調解這些因素，找到在我的書中合適的關係。
在圖書館泡了一陣子後，我對版本學產生了興趣。有一段時間感覺極好。那時，如果誰遞給我一個古本，我可以準確斷代，像靈驗的算命先生。
……

我決定造四千多個假字，因為出現在日常讀物上的字是四千左右，也就是説，誰掌握四千以上的字就可以閲讀，就是知識分子。我要求這些字最大限度地像漢字又不是漢字，這就必須在內在規律上符合漢字的構字規律。為了讓這些字印出來，在筆劃疏密、出現頻率上更像一頁真的文字，我依照《康熙字典》筆劃從少到多的序列關係，平行對位地編造我的字。這本字典是我爸從老家帶出來，並留存至今唯一的東西。書上有個名章「徐正真印」，一定是徐家祖上的一個人。
讓這些字更像「它們自己」的關鍵一步，是利用字的本性。漢字是由一些表示世界要素的符號組成的，我把一個類似「山」的符號，與一個類似「水」的符號拼在一起，你一定會説這個字是表示自然的；如果我把「工」與「刀」部拼在一起，你一定知道這個字是説人造物的。這讓你自己首先相信，明明有這個字。這就像你看到了一張熟悉的臉，卻叫不出他的名字。這讓我的這些假字，比起古字典中那些已經死掉的真字更像真字。
……

《徐冰版畫藝術展》開幕了，我有意説是「版畫藝術」，因為我想強調印刷對這件作品的重要。這件作品最初的名字叫《析世鑒——世紀末卷》，那時對「深刻」問題想得特多，才用了這麼個彆扭的名字。這作品本身倒有中國文化 的堅定感，題目卻受西方和當時文化圈風氣的嚴重影響。後來人們都管它叫「天書」，我覺得可以採用。
我在展廳裏製造了一個「文字的空間」，人們被源源不斷的錯誤文字所包圍，被強迫接受這個事實。一種倒錯感，讓人們疑慮：是甚麼地方不對勁，也許是自己出了問題。我把這些「荒唐」的文字，供奉在神殿般的位置上，它們是有尊嚴的，不再是被世俗濫用的工具。三條長卷從展廳中央垂掛下來，下面擺放着不同形式的「典籍」，有線裝和蝴蝶裝的，有《解字卷》（無意義的字解釋無意義的字） ，還有一個《中英對照本》（英文也是讀不懂的）。這些都是我的測試，我在為最後要做的那本書尋找最好的形式。
展覽出乎人們的意料，也吸引來藝術圈之外的很多人。我的藝術似乎讓某些知識分子更不舒服，一些老教授、老編輯來過多次，這對他們像是有「強迫症」的作用。他們在努力找出哪怕一個真的字，這也許是因為，進入這個空間就與他們一生的工作正相反。
人們議論着《天書》，我卻「失語」了。我有一種失落感，我的「自我封閉的崇高感」被稀釋在了人群中。傳統的人批判《天書》太前衞，是「鬼打牆」藝術，意思是這種藝術和藝術家的思想有問題；新潮藝術家認為《天書》太傳統、太學院。我對爭辯沒有一點興趣，一心想着那本還沒有實現的「書」。經過這一年多的嘗試，我已經清楚這本書應該是甚麼樣的，現在可以正式開始了。
我重新確定了開本，過去的那套字大了三毫米，我決定重刻一套，反正我也喜歡刻。我打聽到一家工廠有一套進口木工設備，説是最先進的，誤差不超過0.1毫米。我去試。由於我的小號字模只有小拇指尖大小，入鋸和出鋸處的木塊兒還是有誤差。我只能挑出能用的部分，再做些加工，才基本上可以了。我一口氣又刻了兩千多塊，比第一批刻得快多了。這一口氣也快有小一年時間。
這回的書必須是一「本」正經的，不能再用印版畫的油墨這類不地道的方法了。我跑遍了有可能與線裝書有關的機構，經中華書局介紹，找到了一家專門印古籍的廠子，在大興縣采育鄉韓營村。我帶着嶄新的還散發着木料味道的版子，找到韓營村。來這裏並不方便，坐長途車到一個地方後，再租自行車，騎上兩小時才能到。
……

《天書》總共印了120套，每套4冊，共604頁。每套裝在一個特製的核桃木盒中。這盒子是在學生林海的邯鄲老家，太行山滿市口村，由一位老木匠一個個做出來的。這些零碎的工序，讓這套書直到1991年秋天才完工。1990年7月我去了美國，那時出國不知道何時才回來。走之前，裝訂樣本已經出來了，我最後確定了封皮顏色和「六眼裝」格式等細節。
我第一次看到最終完成的《天書》，是在日本東京，它們是我想要的「書」的樣子。封面是「磁青皮子」顏色，書題簽在左上角應該的位置上。這位置找合適了，就像好的裁縫做的領口和袖口的鑲邊。這端莊透着對人的尊重，寬能走馬、密不透風，這是中國人看東西的講究。這位置找到了就千古不變，因為實在是沒有第二個更合適的位置了。《天書》秉承了這種風範。我和所有打開盒套的人一樣，被它的端莊吸引，以至於讓我感到一種陌生。不了解過程的人，絕想不到，這是在那幾排普通平房裏弄出來的。
《天書》在世界各地被不斷地展出，廣受好評，我才想到那些刻版。1994年回國時，我去了一次工廠，想把版找回來，也去看看他們。騎車過一個小橋，然後沿着一條一側有樹的直路下去，看到幾排平房就到了。工廠大門卻掛着鎖，我向裏張望，身後出來一個中年婦女，説：「廠子搬了，在村那頭。」她又支使身邊男孩兒：「去！找廠長去，有人來啦。」新廠離舊廠不遠，廠長還是那樣子，只是走路開始不方便。他從家來，透露家裏出了些事，好像是小女兒突然得了癔症。他叫人：「去！把小徐的版子找回來。」又回頭對我説：「嘿，搬了一次家，不知還留着沒有。」過了有一會兒，那人提來一個米袋子，裏面一團黑乎乎的東西。「倒出來！」東西撒在地上，這哪裏是字模，整個是一堆煤球兒。細看，上面確實有字，被厚厚的膠墨黏糊着，它們看起來好辛苦，和那些古版差不多了。還能找到一個字盤、一些字塊，我已經滿意了。那幾冊「代碼樣本」，沒了就沒了，沒關係。我問：「小邊她們呢？」廠長説不上來：「是嫁到甚麼莊去了不是，嘿。」又像是在問旁邊人。我在想像：她當媳婦是不是也像整天低着頭印書的樣子。廠子變了，人也變了，不會變的就是印成的那些《天書》了。
在回去的路上，樹正是嫩綠色，我拿着一袋子不是米的東西，心裏不知道該想些甚麼。從1987年到1991年，我怎麼了？我做了甚麼？
只能説是：一個人，花了四年的時間，做了一件甚麼都沒説的事情。

2008 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