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西平鎮，一路沿著河谷南行，接近浙川時再折向西行進入荊紫關，從這裡接上西荊公路(自荊紫關到西安的公路)。

進入荊紫關之後，公路尚可通行，除了少數的貨車、騾馬大車之外，最多的還是人拉的架子貨車(架子車是一種用人力拉的車，類似台灣以前鄉間運東西的大板車)。只是在由荊紫關往西安的西荊公路上，山路極為徒陗崎嶇，車輛不斷上上下下的在秦嶺上行駛。自商南上山，遙望著對面插在半空中的武關前進，過了武關就是龍駒。經過龍駒時又遇上天下大雨，山雨路滑，人拉的架子貨車十分難行，必須由拉車的人以雙腿、腰部權充剎車工具，阻車下滑，後面隨行的人也要抓緊車梆往後拽。貨車在前、後人力的阻檔下緩慢滑行到山腳下的三家店。若是稍有疏失，便會車毀人傷。沿路裝運玻璃的貨車順道載運我們的行李，人在山路上徒步前進，還得一路幫忙阻止車輛的快速下滑，若有不慎，真的隨車滾下山去，不僅是商人要因而破產，我們四個人也真要變成赤貧。我們就這樣一路走過崤山、熊耳山和秦嶺的險道，當時只知攀爬的艱辛、跌跌撞撞的伴著此起彼落的、孩子的、陪伴著的媽媽和老人們的哭叫聲。

過了險山，我們終究沒有走出這個噩運。

就在從龍駒到商縣(舊時的商州)途中一家三家店打尖的第二天晚上，十數個明火執杖、帶著槍的匪徒闖進來，搶得玻璃商和我們分文不剩。這夥土匪大約有十五、六個人左右，一手高擎著巨燭、火把，一手端著飄著紅綢巾的盒子槍，揚言說是聯保辦公處查店，實際上是明火執仗的搶刼。前面有幾支槍口對準了我們的胸膛，後面從窗口伸進來的槍口則對準了我們的後心，逼我們交出武器和金錢，我們雖是軍人，但隨身並未攜帶武器，匪徒於是席捲了我們一行人所有的衣物、金錢，只獨獨留下了一個裝有幾本舊書和父母親舊照的小鐵箱，揚長而去。我們這群人千里跋涉，卻在此地成了被宰羔羊，身無分文，被困在秦嶺深山。而留下的這個小鐵箱後來隨著我一路奔波，最終還是得留在西昌，沒能帶出來，也是此生中的遺憾之一。

坐在商縣西荊公路剿匪司令部的警衛連裡，不敢出門，因為雖說是抓著了匪首，但外面還有許多散匪在窺伺。白天在院子裡看著藍天、一簇簇飄過的白雲；晚上一燈如豆，四個人坐困愁城，等待結案。四個從學校出來就穿上軍衣的年青人，單純的只為愛國，只盼趕走日本鬼子，好再回到學校念書，那知道這些背後竟隱藏了這許多複雜、不法和艱難。

原來那夥強盗背後有著極大的力量支持著，匪首前腳被抓進牢房，後腳就有人背了一、二十萬的鈔票進行疏通。幾天後，匪首就又大搖大擺的走出監牢、繼續作案。

也算是天理循環，我們雖走了霉運，但也該當那個搶匪該遭報應，在大街上，我又撞上了那個匪首。在光化日之下，那個匪首被我釘上，穿街過巷，在大街小巷中轉來轉去，我遠遠的緊跟在匪首之後，跟著他轉彎抹角的走著，也是匪首該當有事，他竟糊里糊塗的走進了商縣剿匪司令部警衛連的巷弄裡，我趕緊請求衛兵協助，當時連長正好在擦槍上彈，出了門又正好碰上外子、同行的李同志，以及剿匪司令部辦公處主任，多人合力之下，終將匪首逮捕，送進了軍法處。打探之下，才知道根本沒有所謂的「聯保辦公處」這個建制。軍法處的法官們也說，這一次劉錘子被逮，他出不去了，這裡是商縣的剿匪司令部，不是一般的地方機關。

想想，按說匪首是本地人，對當地環境相當熟悉，為何還會自動走進到處追拿他的剿匪司令部，等於是自投羅網，這也算是天數報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