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改革中知識界的缺位

(2010-11-01)

薛湧

　　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表示對“十二五”政治改革要“積極穩妥推進”。政治改革經過長期沉寂後一時間又成為熱門話題。

　　此時之所以提出“政治改革”，和中國在三十年的經濟奇蹟之後出現巨大的貧富分化、分配不公等不穩定因素有重大關係。在本質上，這種改革和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改革一樣，是由危機所促發的。但是，這兩輪改革有一個重大的不同：在三十年前，知識界是改革輿論的主力，比如在市場經濟理論的普及、民主自由價值的傳播等方面，自由派知識分子還是有相當的建樹。但在如今的政治改革討論中，很難聽到自由派的建設性聲音。似乎一切都是政府在那裡推動。顧名思義，政治改革是對政治權力和權利的重新界定。如果這種改革全由政府壟斷，那麼對改革所能結出的果實就很難抱太大期望。

　　對知識界在政治改革中的缺位，可以有許多解釋。比如，政治問題比較敏感，不像經濟問題那樣具有比較寬鬆的輿論空間。這些外在制約不能歸罪於知識界本身。但是，畢竟網際網路時代的大眾傳媒技術和空間比1980年代要大得多，知識界本身的資訊條件（如對國外思潮的接觸、外語水準的提高、乃至成群結隊的海歸博士所帶來的學術訓練等等）也今非昔比。知識分子在政治改革這麼關鍵的問題上幾乎啞然無聲，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因此，我們對知識界內部的問題必須進行反省。

自由派經濟學家要負主要責任

　　這裡需要負主要責任的，恐怕是自由派經濟學家，或者國內網民們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因為中國經濟改革先行於政治改革的現實，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說話空間最大、也最有可能實現自己的目標的，就是市場派的經濟學家。他們在現實中的成功，改變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集體圖景。他們中許多人，從挑戰現有體制的異類，轉變為現有體制的一部分，謀得一官半職，地位、待遇優越，漸漸喪失了當初那種體制外的批判精神，甚至成為現有體制的歌頌者。也怪不得公眾經常把他們視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一部分。

　　當然，利益如何影響了這些人的觀點和立場，在現有條件下是很難進行實証性研究的，我們只能憑藉常識和貫徹進行猜測。比如，以聲稱“領導幹部是改革開放中最大的利益受害者，應該得到補償”而聞名的張維迎教授，曾經是大學改革的風雲人物。他市場派的立場是始終如一的。這一立場我在理論上也基本贊同。但是，在實際的應用中，如果把他的市場邏輯推到底，那麼大學改革就應該從實行“教育券”開始：國家把高等教育經費以“教育券”的形式送到通過高考分數線的考生手中，讓各大學在市場上爭奪這些考生，誰能提供更物美價廉的教育服務，誰就可以把考生手裡的“教育券”競爭過來，兌換成教育經費。這樣，學生就成了教育的主體、服務的對象，大學就不可能像現在這樣拋開學生的利益大興土木、尋求行政上的升級。但是，因為張維迎在北大擔任要職，他一方面推行高等教育的改革，一方面對這種市場模式選擇了沉默。不僅僅是他，絕大部分有在經濟界教育界有影響的自由派人士，在這一問題甚至不願意進行理論上的討論。可見，進入現有體制本身，即使在非政治領域，也限制了他們的改革思想的發展，更不用說去啟蒙公眾以打破他們處於其中的現有體制了。

　　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市場經濟理論本身，幾乎取消了政治改革之必要，或者把政治改革僅僅限制在政府改革的領域內。市場經濟，僅僅是自由主義思想的一部分，並非全部。當外在輿論環境限制了自由主義理念在其他方面的推展時，自由主義的知識動力就集中運用於市場經濟的討論中。這種現實，按說更要求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意識到自己所鼓吹的市場的局限。但是，他們卻利用自由主義在其他面向難以推進的機會，把市場經濟理論演化成獨大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仿佛市場能解決一切問題。

　　為他們辯護的人指出，“市場原教旨主義”乃子虛烏有，市場派從來沒有認為市場能解決一切問題，沒有一個市場派經濟學家是無政府主義者。但是，近年來從拆遷、討薪、富士康等一系列觸動公眾的事件中，這些經濟學家從來沒有出來對普通老百姓在這種惡性“市場經濟”中所受的折磨表示過同情，也沒有對如何遏制這樣殘酷的現實進行任何討論。相反，他們把公眾正當的反應斥為“非理性”，甚至鼓吹貧富分化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認為不肯接受東莞600塊錢月薪的工人失業是活該，甚至不算失業等等。仿佛市場邏輯就是唯一的邏輯。面對這一知識群體多年一貫的立場，你很難不承認他們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

“市場原教旨主義”走火入魔

　　當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發展到走火入魔的程度時，他們就會幻想出一些敵人來強化自己的立場。比如，你一提出對市場運行的某些不良後果需要限制，他們就指責你要回到計劃經濟，並且馬上以一種憶苦思甜的口氣，描述計劃經濟時代血淋淋的現實。當然，這方面新左派負有很大的責任。比如，新左派對於西方的霸權和民主制度本身不作區分，並經常通過美化計劃經濟甚至文革來批判當今市場經濟的現實，迎合了具有挫折感的公眾盲目的懷舊情緒。這恰恰反映了政治自由主義推展不足、中國公眾無法充分反省過去的現實。但是，“市場原教旨主義”也在陷入新左派給他們定下的思維框架，覺得一說要規約市場，就只能回到計劃經濟時代的政府。

　　政治自由主義所追求的是人類在各個方面的自由。這包括政治自由、社會自由、文化自由、和經濟自由等等。當一種自由和其他自由能夠互相嵌入(embedded)時，這種自由本身也就比較有保障。比如，市場經濟所提供的經濟自由，為實現政治自由創造了便利的條件，民主制度所提供的政治自由，更好地保障了市場經濟的運行。這也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大多存在於民主憲政的框架中的原因。但是，這些方面的自由，並非永遠相輔相成，有時會發生衝突。比如，選民可以通過投票推動某種公共政策，對市場競爭所創造的財富進行再分配。文化自由中宗教、媒體等方面的壓力，也具有財富再分配的傾向。這時，各種自由會進行博弈。當一種自由獨大，侵犯了其他自由時，自然會受到其他自由的反製。自鍍金時代以來美國的自由市場競爭引起巨大的貧富分化，從文化、社會、政治等層面的自由中就孕育出“進步主義”、“新政”等等，對之進行修正。蓋茨、巴菲特的慈善行為，在很大程度也是為文化自由所驅動的。

　　用體育來類比，自由主義像是個奧林匹克，鼓勵人們在各種項目上的自由競爭，甚至不斷吸納新的項目。“經濟原教旨主義”則認為只應該有經濟自由這一個項目，即所謂“市場經濟”。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無論在中外，都並非子虛烏有的稻草人。比如，當美國的工會運動興起時，就有許多“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指責這是一群懶人企圖不勞而獲、集體破壞市場秩序，政府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站在這些人一邊，對工會運動加以打壓。怪不得那時工會特別怕政府出來進行勞資調停。

　　但是，一些“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徒，後來也很快改變了立場，明白即使是弱肉強食的競爭，也並非僅僅市場這一種競爭。那些在這一遊戲中玩不過卡內基式的企業家的人，有自由從事他們所擅長的項目，比如組織工會、投票等等。維護經濟和政治社會等領域中多重自由的博弈，對自由主義者來說比維護某孤立領域之內的單一自由更重要。

自由主義在中國推進有缺陷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討厭網路民意，反對集體協商等等，都體現了“市場原教旨主義”中的反自由主義的傾向。眾所週知，自由主義在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推進都是有缺陷的。但是，推進畢竟是進步，不能因為不徹底就放棄。我們不能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不完善就回到計劃經濟，也不能因為網路媒體不完善就認為“網路民意不是民意”。要真按這個邏輯，你也可以說美國的選票也不是民意 ，因為許多低收入階層不去投票。

　　中國的市場經濟是不完善的經濟自由，中國的網路媒體也是一種不完善的文化自由。一個學者如果從事學術活動，當然可以堅持“正確的觀點不需要投票”，否則牛頓、愛因斯坦也許永無出頭之日。但是，當進行公共政策的討論時，文化領域和經濟領域的理念就必須進行自由博弈才行。比如，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弗里德曼提出教育券的理念，也許很正確、很符合經濟自由的原則，但是，那些從來沒有受過經濟學訓練的家庭主婦、足球媽媽投票反對，你湊不夠票數則再正確也不能強制執行。事實上，有能力強制維護“市場邏輯”的政府，比起沒有能力強制執行這種邏輯的政府來說，也許會得一時之利，但從長遠看還是後者更能保證經濟自由。

　　可見，“市場原教旨主義”不僅不是一個子虛烏有的稻草人，而是滲入中國自由派經濟學家思想深處的病毒甚至癌細胞。他們認為，只要中國出了個姚明，籃球就是唯一的體育項目。如果一個1.5米的小個子想練體操，那也成為違反自由競爭的原則了。像討薪、集體協商等等經濟領域的博弈，本來在推進政治自由中具有重大意義，但遭到了主流經濟學家的敵視。許多經濟學家私下以印度為例證，稱民主目前在中國交易成本過大、應該緩行等等，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應該說，市場派經濟學家一度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主力，也是自由主義者在體制內獲得了最大發言權的群體。但也正是他們，有意無意間背叛了自由主義的原則。在這種情況下，知識界在政治改革中被邊緣化，也就不那麼奇怪了。

作者是美國波士頓薩福克(Suffolk)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