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3日，「中國東南及環太平洋地區史前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福建將樂縣開幕，南島語族的起源和擴散成為會上焦點。多數學者的最新研究認為，以福建沿海為中心的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極可能就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

    台灣學者陳仲玉也在會上發表〈亮島人的發現及研究新進展〉，他推斷大陸東南沿海一帶是近1萬年以來「原南島語族」的祖居地之一。同一天，蔡英文「過境」關島時，卻表示「我們的人民都源自南島」，要「追根溯源」。此前蔡政府外事官員也說，台灣是南島語系大家庭的一份子，因而宣稱蔡英文出訪南太平洋島國是「尋親之旅」。

    也就是說，用台灣「原住民」來南向認親，以抗拒「兩岸一家親」的壓力，這就是蔡政府建構的「南向認親政治學」。

〈台灣通史序〉是蔡政府建構「認親政治」的祭品

    從這個內外局勢來看，在蔡英文出訪南太平洋島國期間，台灣當局刪去高中新課綱推薦選文〈台灣通史序〉的決定，毋寧說是刪去該文所標舉的「種性」，是建構「泛南島民族論」的配套工程，也是蔡當局進行南島「尋親之旅」的伴手禮。

    以「開山撫番」的指稱而刪去〈台灣通史序〉，表面理由是該文不尊重「原住民」，但從台灣學生的歷史和語文教育看來，那指涉的是廢除整個清代的中華民族連續性，也暗藏「以今非古」的殖民主義現代性。

    事實上，同時代的台灣作家當中，沒人比連橫用了更適切於當今尺度的指稱。比如清代康熙的郁永河說：「諸羅、鳳山無民，所隸皆土著番人。」這是倒退成不以「土番」為「民」的心態。然而江日昇寫《台灣外紀》，則繼承明鄭觀點，視「土番」為「吾民」，但指稱未變。道光年間曾超越漢族本位，稱美「原住民」婚姻習俗的劉家謀，依然用的是「番俗可以風矣」；然而談到吳鳳事件時，又說成「紛紛番割總殃民，誰似吳郎澤及人」。[1]

    直到1920年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時，其領導層依然將「行政區域內之熟番人」區別於漢族包辦的「台灣人」之外，更對「山地原住民」置若罔聞。即便在1930年霧社事件產生較為進步的「原住民」論述，漢族菁英如陳虛谷和賴和等人以「我們」、「兄弟」來稱呼抗日「原住民」時，「番人」和「生番」仍是那個年代的通行用語，例如農民組合聲援霧社抗日的標語說「我生番兄弟」。[2]也就是說，漢族本位主義因為反殖民的抗日運動而剛開始解放。那麼，完成於1918年的〈台灣通史序〉，如何可能超越1930年代的反殖民論述，而不存在「開山撫番」？

    再說，「番」後來用指漢人以外的民族，例如稱荷蘭人為「紅番」，反映了漢族中心主義，這是早熟的漢字與漢文化發展歷程的一部份。在這個歷程中，文化而不是血緣成為「漢/番」之別的標準，因而「漢/番」之別是可變動、可發展的。所以中華民族歷史上罕見外國那般以種族為對象的集體屠戮，而全球反種族歧視的「現代性」，恰恰是源自種族歧視的熱點地區。

    中華民族對於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用夏變夷」的漢人中心思維，是歷史發展的客觀事實，但它是可變的；與此相反，想像不可變的「漢/番」對立，只是薩伊德說的自我東方化而已，無益於中華民族文明復興。

    事實上，整個清代都未脫「化番為民」的基本思維。以同治13年頒訂的〈訓番俚言〉為例，本著「無分番與漢，一體敷教化」的原則，「教爾通言語，得為中華人」，目的是「無分漢與番，熙熙億萬世」。值得注意的是，滿人以少數民族作為統治族群，依然是以「中華人」的主體認同來說話，這是西方學界所謂中國人的文化民族主義使然。

    孔子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關於孔子這番說法的註解和翻譯有不同的版本，但都說明了所謂「野人」和「君子」，都是歷史演進過程的一部分。「原/漢」矛盾也是如此，是台灣島內部先來後到不同世代移民的問題之一。我們「後進於禮樂」，才知曉反對族群歧視的概念；但「以今非古」並不代表我們比〈台灣通史序〉的作者要高明多少，我們不過是歷史後進的產物。

「自我宣稱的血緣聯繫」

    其實針對「台灣原住民」所建構的認親政治，這種套路起自1990年代，與當時的「日殖有功論」互為表裡，而且是對1980年代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的收割與嫁接。這種「原住民研究」，準確地說是「原住民詮釋」，已成為台灣國族主義學者和政客迫不及待的出路。

    比如台北教育大學某教授，就趕在2016年蔡英文向台灣原住民政治性道歉的前幾天發文呼籲：「80％以上混有南島民族血統的台灣人民拋開漢族優越感，普遍培養起『泛南島民族意識』。」這本是一種「自我宣稱的血緣聯繫」(assumed blood ties)」，藉由建立以「南島民族」為認同主體的方式，試圖在心理層面切斷與中國的關係。所以他疾呼「台灣人有80%以上具有平埔族血統」，認為在漢人入台之前，「南島語族」已在台灣居住數萬年；認為台灣人只知唐山祖先，而不認南島祖先，是「數典忘祖」，所以他要「全面找尋平埔族」來認親。[3]

    這種「平埔族詮釋」的主要依據是林媽利(1938-)醫師的「台灣人原住民族血緣論」，如今已成為許多台獨原生論者的信條。

    然而，台灣人類學學者陳叔倬與段洪坤指出，祖源基因檢驗的本質存在著政治意圖和政治風險，這也是許多國外人類學學者的認知。迄今為止，還沒有一種遺傳檢驗法能夠完整追溯每一個人3萬個基因的起始，況且每一個個人間的DNA序列差異，也遠超過不同種族間的差異。而林媽利卻只用「三個基因頻率加總」的方法(Y染色體＋粒線體DNA＋人類組織抗原基因HLA)，就算出「85％台灣人帶有原住民基因」，顯然違反統計原理。[4]

    而且，林媽利既表示85％台灣人帶有「原住民」基因，又表示90%以上台灣人帶有越族基因，這樣加總超過100%（85%+90%=175%）的算法，也明顯不符合統計原理的表述，但它卻已成為操作台灣國族論者的慣用技。

台灣先住民「南來說」與「西來說」

    在建構「認親政治」的支配下，真正的「台灣原住民」，例如約2萬年前的台南「左鎮人」被視而不見，後者是舊石器時代北京人的一支。[5]

    從全球範圍來看，「原住民」一詞其實帶有殖民主義的色彩；但台灣畢竟是個移民島，今天所謂「台灣原住民」，是台灣先住民，也就是5、6千年以前從大陸華南來到台灣的早期移民。

    正如台灣學者陳叔倬所說，從生物學的關係來看，人類沒有所謂的「原鄉」。即使南島語族人是從台灣擴散出去的，但人不可能在島嶼單獨出現，必從大陸遷移。由此可推論，更早之前的古南島語族由中國大陸而來，並延伸出「西來說」及「南來說」的遷移方式。

    民族歷史學者徐松石(1900-1999)著有《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一書，其中將《台灣府志》所列台灣先住民特有的風俗習慣100條與馬來人相比較，相同的只佔18%；但與大陸華南地區和古越人有密切淵源的壯侗語族相比較，相同或近似的佔80%以上。對此，台灣學者黃大受與大陸學者史式做了整理的工作，將徐松石列舉華南少數民族與台灣先住民80條相同的風俗習慣歸納為16條，如斷髮紋身、龍蛇崇拜、缺齒與墨齒、拔毛去鬚、腰機紡織與織貝、貫頭衣與筒裙、飯稻羹魚、干欄式建築、龍舟與水上競技、婚前自由交往、女勞男逸、父子連名、老人政治、占卜、獵首、懸棺葬與屈肢葬等。[6]這說明了台灣先住民與大陸古越人的文化傳承關係。

    但是，有部分「南島語族論」或「台灣原鄉論」的人，堅持台灣就是南洋島嶼各族語的源頭，這是「原住民化」的思維。這種思維可以做為國族主義的工具，但無法解釋台灣作為移民島的事實。台灣最早的語言，是由最早的移民帶來，這批移民也就是陳叔倬說的「古南島語族」，其實就是古越人。古越人遷居台灣的時候，華南地區還是「百越」的天下，據說死後葬於浙江會稽山的夏禹就是越人，而當時作為漢語前身的華夏語還只能通行於中原地區。

    換句話說，古書中對於夏、商以前那種「帝鴻」、「帝俊」、「帝堯」、「帝舜」、「帝傑」、「帝紂」等越式稱謂的語言，說明作為黏著語的古越語，早於後來不斷融合演變成通用於全大陸的漢語，後者是一種孤立語(分析語)。

    在大陸古越語逐漸消失的同時，遷居台灣的古越語卻沒有受到外來衝擊，而能依照內在規律獨立發展。於是，當古越人再從台灣向東、向南逐島遷移時，這些不及產生相應文字的語言就能保存在相距萬里的島嶼上，所謂「玻里尼西亞語族」便是。而在大陸方面，從周代以後有了比較穩定的漢式稱謂，同時也逐步發展出比較穩定的漢語字體。[7]

    正是基於上述淵源關係的認識，可知林媽利所謂「85%的臺灣人是帶有臺灣原住民的血緣」，實在不值得奇怪，因為本就是「兩岸一家親」。

    台灣人類學家阮昌銳也指出，無論泰雅族、布農族等大陸直達台灣的先民，還是阿美族、卑南族、噶瑪蘭族等南回台灣的先民，台灣先住民的祖居地仍是中國大陸。「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確定，台灣山胞是中華民族的一支。」[8]

復興中華民族是新時代的新主題

    既然如此，可知不同世代移民間的內部矛盾，被放大成「南島民族與中華民族的對立」，不過是台灣當局建構「認親政治」的目的。

    在近代歷史上，1930年10月爆發的霧社「原住民」抗日事件，是台灣先住民族解放運動的起點，具有反殖民的主體意義。其中的主體敘述正如：「內地人(日本人)連小孩也不放過！本島人(漢人)不殺！」整個抗日行動中，只有兩名漢人或穿和服、或遭流彈波及而被誤殺。[9]然而，霧社事件後進步的「原住民」論述，卻因為戰後反共戒嚴而失去成長的空間。

    解嚴之後，初具主體性格的「原住民」論述和運動，因為特殊的歷史和地緣政治制約，而在1990年代以後被收編為台獨政治的資本。到了現在，「原住民」更成為「轉型正義」和「泛南島民族化」的政治道具，而被置入中華民族的對立面。

    這樣看來，無論名叫「原住民」還是「先住民」，所有台灣人的真正出路，在於共襄新時代的新主題，也就是習近平說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由此而得到真正的轉型正義和民族解放。

    那麼，清除台灣至今未變的「新殖民地性」，包括清理承自日殖時代的台灣原住民「南來說」，將是新一輪台灣人反殖民鬥爭的課題之一。

                                                2017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