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繼王毅外長應邀訪問日本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結束了他的訪美行程。一般說來，安倍訪美沒什麼實質的成果，還不如中日關係緩和來得重要。

   在過去，藉著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進行，以及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時機，日本曾經使出釣魚島「國有化」這一步棋。以後幾年，日本還推出「新安保法」、解禁集體自衛權、插手南海事務、擴大自衛隊軍備和軍演、加大經營非洲的經濟和外交、強化與東南亞各國的經貿和安全關係、企圖炮製《與台灣關係法》等等，一直沒消停過。

    但是，這種在全球範圍內與中國展開競爭的做法，不僅挽救不了日本自身的財政赤字和國家債務，反而讓他們的道路愈走愈逼仄。如今在美國退出TPP、結束「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國在全球化及東亞一體化高歌前進的背景下，日本對「貿易戰」和「台灣牌」兩件事情上的態度，就很值得注意。

任美國宰割的「脫亞」路線

    本來TPP和TTIP就是歐巴馬式的「貿易戰」，想把中國踢出全球貿易體系，當時日本還滿心期待；沒想到中國以「一帶一路」另闢戰場，歐巴馬的「貿易戰」被川普收攤了。不過，川普的新一輪「貿易戰」，卻未必受到日本期待。

    在東北亞，韓國已經在3年前就加入亞投行，如今韓國又在新的「貿易戰」選擇中國這一邊；而日本方面，或許礙於安倍晉三訪美的需要，或許是《美日安保條約》的桎梏，而用「知識產權」為理由，加入了美國隊。但其實日本的明白人自知，加入美國隊的好景恐怕不長了。

    二戰後，美國扶植日本作為攫取遠東利益的裝置，這讓日本得以迅速恢復國力。但同時，也因為美國的「安全支配」，反而讓日本沒有起碼的國家保障可言，1985年的《廣場協議》就是個例子。

    1985年4月以後，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的改革路線，讓日本作為美國遏制蘇聯的前沿陣地價值開始鬆動；同時期，日本製造的產品卻已佈滿全球，使美國的世界最大債權國地位退讓於日本。

    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沒有政治主體性的日本，只能任由美國的「協議」洗劫一頓。

    大幅升值後的日元，妨礙了日本產品出口的競爭力，這直接導致日本的生產線外移。而國內產業空洞化的同時，日本當局為了保護內需市場，用減少進口的方式來維持國際收支盈餘，並用貨幣擴張的手段來刺激經濟內需。但是，日元並非國際儲備貨幣，激增的購買力只能在內需市場空轉，這又急劇推高了日本的資產價格，而反向抑制了內需。

    1990年，日本資產價格泡沫終於破裂。美國人在大洋的另一端，看著日本步入失落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看著日本民眾購買自己巨量的國債，以「武士道」精神撐持自己的國家。

    冷戰體系表現在東亞的特色，就是這樣兔死狗烹。蘇聯瓦解的同時，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中國大陸改開十多年則日見起色。台灣當時作為美國陣營的一員，原本氣數將盡，但卻沒有在經濟上相伴日本迅速衰頹，其原因，就是大陸的存在和發展。

    一方面，雖有李登輝「戒急用忍」的政策阻撓，但有限的兩岸交流還是為台灣經濟帶來活路；另一方面，在面對中國時，美國仍要打「台灣牌」──既不能放任兩岸統一，也不能縱容台獨。在不統不獨之間，才有美國運作東亞戰略的最大利益，比如持續的對台軍售等。

    況且，日台當局抱團成為美國冷戰工具中的難兄難弟，而素有「疏財之誼」。比如1965年美國對台金援停止後，日元貸款台灣就接力過來；而日本經濟停滯以後，台灣當局則以大量的貿易逆差接濟日本，1990年代李登輝當局的「戒急用忍」，意在如此。但是，這種小利猶如杯水車薪，無法滿足日本國家發展的需要。

    日本的根本問題，是路線錯誤；鳩山由紀夫看出，回歸亞洲才是日本自贖自救之道。

    在地緣政治、經濟甚至貨幣上，「東亞一體化」是重啟日本的生機，然而這有賴於日本民族面對歷史，向中、韓兩國輸誠。可這樣有見識的首相，一億國民容不了他，美國更是由不得他。任職不滿一年，鳩山由紀夫被清除了。

    不久，就是安倍晉三上台，繼續驅馳在貨幣和債務的雙重擴張路線上，日本的政治和軍事則依然尾隨美國的意志。

技術擴張與日本困境

    透支性擴張，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宿命。這種路線，是今天日本困境的根源。安倍晉三與王毅握手言和，恐怕還是日本困境使然，而未必著眼在困境的所以然。

    自1970年以後的20年，「日本製造」大行全球，其汽車市佔率達到全球的一半。另外如家電和電子消費品，也是所向披靡。這樣一個全球範圍的「日本世紀」，卻在1990年代開始走向衰落。特別是21世紀以來，「日本製造」的技術和信譽都出現前所未有的挫敗，例如去年爆發的神戶製鋼數據造假事件等。

    日本對於挫敗和挫敗的反省，總是停留在技術面上，自覺丟臉也只是技術性地抱歉一下。然而技術領先並不是絕對的條件，更不是先天的條件。

    先天上，整個東亞的重心和中心是中國。就文明體系來說，日本群島、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都屬於域外華夏文明區，這三處的歷史和語文就是證明。東亞周邊的地理相對破碎、零散或不完整，華夏文明則原創於地理完整、資源豐沛、人口眾多的中國，再由中國傳播到周邊地區，而不是相反。

    從這樣的視野來看，當前日本以「知識產權」加入發起貿易戰爭的美國隊，頗有今夕何夕的感覺。日本無論就地緣、資源還是人口來說，都遠不如中國；但是，從明治睦仁以來，日本人為的政治和軍事擴張藍圖，卻遠遠超過這種天然規律。錯誤的政治和軍事擴張，又主導著國家財政、經濟和技術路線，其結果走向錯誤和失敗，就不是偶然了。

    現在「中日回暖 重啟經濟高層對話」，[1]如果日方還只是著眼於技術面，而不從政治藍圖乃至文明體系來深刻反省與規劃，那麼日本當局自相矛盾的擴軍與擴債路線，將很難走出他的國家困境。

    從媒體最近的報導可知，美國發動對中國「貿易戰」的核心因素，具體來說就是中國的5G技術超邁美歐，並將主導全球5G產業的發展。[2]人們發現，在這次全球最高端技術的發言平台上，已經沒有了向來偏執於技術的日本席位。換句話說，當日本錯失全球信息革命的大潮後，他也失去全球最高端技術的話語權。

    當然，日本的醫藥及設備、養老長照、節能減碳等技術，還是值得肯定的項目。問題是，這些技術如果要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應該往何處輸出或合作？

「不正常國家」的良知

    其實安倍政府這幾年的擴軍行為，表面上是為了呼應美國要求的防務分擔和安全合作，但背後動因卻是「國家正常化」，這或許也是每個日本人的願望。

    只不過，日本朝野應該認識到，美國只是這個「不正常國家」的後來與外部因素，先來的因素卻是日本不正常的國家路線。如果說，日本想擺脫美國的控制，仍只是為了獨霸東亞的擴張慾望使然，那麼不但美國不會同意，東亞各國更不會容忍上世紀的慘劇重演。

    就在3年前，王毅回答日本NHK記者提問時說：「70年前，日本輸掉了戰爭；70年後，日本不應再輸掉良知。是繼續背著歷史包袱不放，還是與過去一刀兩斷，最終要由日本自己來選擇。」這裡所謂「良知」，所謂「歷史包袱」，就是日本人應該清楚：在過去一百多年的世界體系和秩序中，日本存在的意義是英美兩國瓜分中國的刀叉；同時也是制衡俄國搶食的一副筷子。

    福澤諭吉雖被日本人尊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但他卻是西方資本主義教育下的產物，比如他在1885年提出的「脫亞入歐論」，[3]就是證明。10年之後，在英美兩國暗助下，日本通過《馬關條約》得到中國的台灣，這是華夏文明體系在文化和軍事上的雙重終結，也是東亞舊秩序破局的開始。再過10年，基於英日同盟的背景，日本戰勝俄國，其勢力由朝鮮深入中國的東北。

    130多年來，日本民族的命運就被福澤諭吉的觀點支配著：1931年全面侵占中國的東北，1937年全面侵略中國大陸，1941年對「米英鬼畜」宣戰，…。今日「不正常國家」的結果，其實是日本的不正常擴張路線使然，而明治天皇和福澤諭吉是始作俑者。直到今天，大概只有鳩山由紀夫「脫歐入亞」式的主張，如彗星般照亮過日本政壇近代以來的暗夜。

    安倍晉三等人在日本投降70周年時未見「良知」；卻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40周年後，能為日本重啟生機的「良知」？

    王毅對日本人說過的「歷史包袱」，其實含有深刻的地緣政治意義。日本如何能「與過去一刀兩斷」？答案就是揚棄福澤諭吉，重拾鳩山由紀夫路線，這是日本「國家正常化」的唯一可能。也就是說，與作為英美侵華工具的歷史一刀兩斷，借助中國的力量來恢復日本在東北亞的應有地位。

    19世紀後期，日本是在西方工業文明碰撞華夏農業文明的板塊擠壓中，偶然性的崛起；而明治天皇和福澤諭吉的擴張與脫亞路線，又使日本成為美英集團制衡俄國、分食東亞和中國的工具，這是「不正常國家」的歷史和地緣政治來由。

中國是日本「國家正常化」的希望

    從文明體系和歷史的視野來看，日本的確是借助於中國的力量，才實現「國家正常化」的。

    在中國唐朝以前，日本還停滯在奴隸制時代，只有部落，沒有國家，更沒有中央集權制可言。7世紀中葉，通過向華夏文明取經，日本才以關西平原的大和國為中心，開始邁向封建國家的時代，也才有「天皇」稱號的出現，在政治上相當於中國的西周後期。

    進入8世紀的奈良時代以後，日本才有初步而短暫的中央集權制，也才開始編纂史書，從而進入歷史時代。但是關西平原的地理、人口和資源，並沒有懾服各方人馬的絕對優勢，何況還有更具優勢的關東平原。於是中央集權制經過400多年後，日本就進入長期割據對立的幕府時代，直到19世紀後期向西方一面倒的明治新政。

    而恰恰是明治時期「脫亞入歐」的政治藍圖，使日本奔向軍國主義，才有今日咎由自取的「不正常國家」──從歷史和文明體系的意義來說，日本「國家正常化」的程度，還不如奈良時代與平安時代，甚至不如擺脫奴隸制以後的大和國時代。

    這種日本困境，除了英美等外部勢力的影響，也與日本民族的兩面性有關。

    美國文化人類學者班尼迪克特說：「日本人生性好鬥而又極為溫順；尚武而又愛美；傲慢自大而又彬彬有禮；頑固不化而又軟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控制；忠誠而又容易叛變；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嚮往新的生活方式。」[4]這種研究報告，是為美國治理戰後日本而服務的，參考價值不能說沒有，但不如她說的另一段話重要：

    「日本有很多社會習俗與生活習慣，和太平洋島嶼上的原始部落極為相似。這些部落，有些在馬來諸島，有些在新幾內亞，還有些在波利尼西亞。根據這些相似處，來推測古代可能發生過移民或相互接觸，這是非常有趣的。」[5]

    班尼迪克特所透露的日本民族源流的線索，使人了然這個北方島國為何對於「南進政策」、對於東亞的南方島嶼，有著近乎原始的癡迷。謎樣的民族成分，或許能對應上班尼迪克特所說的日本文化性格的兩面性。

    所以，日本由部落社會進入封建社會時，雖然學習了中國的中央集權君主制，卻把「天子」當「天皇」，把人當成神。同樣的，中國的義士精神，傳到日本就變成死士精神，變成武士道。在華夏文明的學習上，日本人失於片面；但對於西方帝國主義卻能一拍即合，甚至青出於藍。

    然而帝國主義也是一物剋一物，「美日同盟」固然壯大帝國主義的力量，但也等於美國人幫中國鎖住了這個兩面性格的國家。因此，日本人若想在帝國主義的環境下求得「國家正常化」，只有吞併中國一途，才有可能獲得相應的地理、人口和資源，以對美國反戈一擊；然而，那是條錯誤估計的擴張路線，日本已經在20世紀失去這個機會，何況是在中國復興的21世紀？

    所以說，日本人「國家正常化」的願望，只能寄託在「中國世紀」或「中國製造」。

    而要依靠中國實現「國家正常化」，日本就必須改變錯誤的擴張路線，回到「東亞一體化」，謹守他東北亞島國的分際。但是，「中日和平友好」與「美日同盟」是結構性的矛盾，這意味著日本人難以兩面討好。可若想要掙脫「美日同盟」的羈絆，單憑日本自身是辦不到的，他只能在中美兩大板塊的推移中順勢求生。

    也就是說，19世紀中西兩大板塊擠壓的態勢，將會在21世紀以不同的形式重演，這是一次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機會。

觀測日本「良知」的指標在台灣

    只不過，這回日本沒有偶然性，他只能選擇「東亞一體化」的陣營。因為19世紀是工業與農業兩種板塊的屠宰與被屠宰，其間的懸殊性給了日本很大的僥倖空間；但21世紀這回的兩個板塊競爭，或者實力相當，或者中國勝出，日本人都別無選擇。

    所以，現在美國打「貿易戰」之外，就是打「台灣牌」；而日本當局只在「貿易戰」呼應一下，卻沒有跟進「台灣牌」，應該是平衡考量的結果。否則，根據《美日安保條約》適用範圍的邏輯，美國打「台灣牌」時，日本就該跟進，而且必須是美國的馬前卒，或至少批評一下大陸近來的台海軍演。

    很顯然，日本當局是注意這次大陸軍演的實力和意志的；而台灣當局或「噤聲」或「外訪」的表現，又有助於他們的觀察所得。特別是，台灣民眾對大陸軍演不同於蔡英文當局的態度，說明島內人心已經出現變化。而台灣當局既已失去民心，就意味日本失去了控制台灣的抓手。

    台灣對日本的戰略意義要從19世紀的甲午戰爭說起，當時日本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不過8000萬日元，但由於對中國的戰爭索賠和掠奪所得，驟使日本獲得4億日元的收入，成為戰爭暴發戶。[6]而台灣則變成日本壟斷性資本主義的商品和原料市場，並淪為日本南進擴張的基地。因此，台灣是日本擴張路線的第一站。

    受到福澤諭吉的影響，日本首先對台灣的「蒙昧野蠻無所用處的障害物」，施予「無人島化」的殺戮；[7]然後，再對台灣進行「無主地」國有化的資本擴張，並增加對台灣先民超負荷的稅收。至於在台施行「皇民化」，以及相應的「去中國化」政策，其對中華民族的遺害，至今未完。只不過，正如歷史學者戚其章的結論，「甲午戰爭的勝利也為日本的最後失敗埋下了伏因，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最終敗亡的起點。」[8]

    因此，台灣問題的源頭與日本走向「不正常國家」有關，而中華民族與華夏文明的復興又必然解決台灣問題；那麼，如果日本在台灣問題上協助或尊重中國恢復應有的權益，他自己的「國家正常化」問題也就得道多助，水到渠成。

    換句話說，只要日本的對台政策不做修正，他對中國的「和平友好」就不是根源性的；日本的對台政策和作為，才是所有中國人觀測日本「良知」的指標。雖然中國歡迎日本參與一帶一路、加入亞投行，但這些還是技術面的來往，並不表示日本願意放下「歷史包袱」，「與過去一刀兩斷」。

    畢竟，日本人的兩面性讓美國人不放心，也讓中國人不放心，甚至讓印度人都不放心。但繞過當今中國去搞「美日同盟」或「印太戰略」，這些冷戰路線的成本和風險都很高，性價比卻不如「中日和平友好」。近日安倍晉三訪美空手而歸，甚至換來大量對美軍購以「平衡」貿易逆差的命令，就是證明。

    日本國內的困境，比如人口老化、財政艱難、產業空洞、內需乏力等，說明他需要一個可靠的外部環境來作為生存和發展的依託，並且，他也需要相應的一條符合國情的正常路線。從歷史、地理、國情和世局來看，眼下日本雖然選擇依附美國，但依託中國終究是更好的戰略選擇，而放棄對台灣的圖謀，遲早是這種選擇的結果。

東京奧運會可以做的事

    那麼，與其等到中國統一而失去「台灣牌」，日本不如撤回對台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特務，取締違反中日建交公報的國內台獨組織。還可以憑2020年夏季奧運會主辦國的身分，對台灣代表團準備「正名」的要求，依照國際奧委會的相關條例或慣例先行表態。

    先從這一類不擴張作為做起，既不至於觸怒美國，還可能換得中國對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正面態度。

    然而，這種中日關係正常化的作為，只能期待安倍晉三以後的領導人了。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內容原刊於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