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9日刪去〈台灣通史序〉這個決定的性質，既不是已然定案的「文/白」比例問題，也不止於「原/漢」矛盾的層次，而是透過語文教育支配身分認同，所進行「真空」與「斷代」活動的一部份。

    從內外局勢來看，刪去〈台灣通史序〉所標舉的「種性」，是建構「泛南島民族論」的必要工程，是進行南島「尋親之旅」的伴手禮。

    連橫在日殖時代說「洪惟我祖先，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說「發揚種性」是「不佞之幟」，顯然他的抗爭對象是日殖當局，而不是「台灣原住民」。「番」的用詞是時代侷限使然，同時代的台灣作家當中，沒有人比連橫用了更適切於當今尺度的指稱。

    〈台灣通史序〉中提到的「我先王」，與「原住民」的初遇是從反荷同盟開始的，《巴達維亞城日記》已說得明白。鄭成功集團為「原住民」帶來農耕技術和禮儀教化，並視「原住民」群眾為「土官」、「土民」；而在指稱上，仍是用「土番」一詞，具有「在地待教化者」的涵義，反映了漢族本位思想，但與荷殖、日殖當局視之為奴役和殺戮的對象截然不同。

    清代康熙的郁永河說：「諸羅、鳳山無民，所隸皆土著番人。」倒退成不以「土番」為「民」的心態。然而江日昇寫《台灣外紀》，則繼承明鄭觀點，視「土番」為「吾民」，但指稱未變。道光年間曾超越漢族本位，稱美「原住民」婚姻習俗的劉家謀，依然用的是「番俗可以風矣」；然而談到吳鳳事件時，又說成「紛紛番割總殃民，誰似吳郎澤及人」。[1]直到1920年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時，其領導層依然將「行政區域內之熟番人」區別於漢族包辦的「台灣人」之外，更對「山地原住民」置若罔聞。

    1930年霧社事件後，漢族菁英才以「我們」、「兄弟」稱呼抗日「原住民」，如陳虛谷和賴和等人；但「番人」和「生番」仍是那個年代的通行用語，如農民組合聲援霧社抗日的標語說「我生番兄弟」。[2]然而，漢族本位主義因為反殖民的抗日運動而開始解放，則是歷史事實。那麼，完成於1918年的〈台灣通史序〉，如何可能超越1930年代的反殖民論述，而不存在「開山撫番」？

    橫向來看，取而代之的〈鹿港乘桴記〉，其主要訴求是鄉土意識與在地情懷，並未彰顯作者洪棄生面對日殖統治時的反殖民種性，然而後者卻是那個時代的主要課題。至於作為「本土素材和女性作家」的〈畫菊自序〉，所謂訴求生涯規劃與性別教育，只是附會今人觀點的說法而已，更與日殖時代的主要課題無關。再說鄭用錫的〈勸和論〉，是漢族知識人運用儒家倫理教化內部矛盾的意識形態，同樣沒有涉及「漢/番」族群問題的層次。

    「番」作為合體象形，本義是「獸足」，後來用指漢人以外的民族，例如稱荷蘭人為「紅番」，這是早熟的漢字與漢文化發展歷程的一部份。在這個歷程中，文化而不是血緣成為「漢/番」之別的標準，因而「漢/番」之別是可變動、可發展的。所以中華民族歷史上罕見外國那般以種族為對象的集體屠戮，而全球反種族歧視的「現代性」，恰恰是源自種族歧視的熱點地區。

    中華民族對於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用夏變夷」的漢人中心思維，是歷史發展的客觀事實，但它是可變的；反之，以「夷狄入中國」的現代性來想像不可變的「漢/番」對立，只是薩伊德說的自我東方化而已，無益於中華民族文明復興。事實上，整個清代都未脫「化番為民」的基本思維。以同治13年頒訂的〈訓番俚言〉為例，本著「無分番與漢，一體敷教化」的原則，「教爾通言語，得為中華人」，目的是「無分漢與番，熙熙億萬世」。

    值得注意的是，滿人以少數民族作為統治族群，依然是以「中華人」的主體認同來說話，這是西方學界所謂中國人的文化民族主義使然。中華民族的紐帶是中華文化，截然不同於學會日語還是當不成「日本人」的殖民主義。

    《臺灣通史》承襲傳統的「華夷之辨」，其〈獨立紀〉就是日殖時代連橫抗拒「夏變於夷」的最後一擊。如今以「番」的指稱而廢〈台灣通史序〉，指涉的是廢除整個清代的中華民族連續性，卻暗藏「以今非古」的殖民主義現代性，企圖將台灣全面南島化，這恰恰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要超克的歷史陷阱。

    孔子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關於孔子這番說法的註解和翻譯有不同的版本，但都說明了所謂「野人」和「君子」，都是歷史演進過程的一部分。「原/漢」矛盾也是如此，是台灣島內部先來後到不同世代移民的問題之一。我們「後進於禮樂」，才知曉反對族群歧視的概念；但「以今非古」並不代表我們比〈台灣通史序〉的作者要高明多少，我們不過是歷史後進的產物。所以，對孔子說「男有分，女有歸」，我們才知曉用互文足義的方法來古文今說；否則不是因為違反「性平法」，而該刪去〈大同與小康〉？

    新時代的新主題是復興中華民族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當然包括台灣島內所有住民、族群與文化。歷史上不同世代移民間的恩怨情仇，到了這個新時代，應該轉化為新主題而努力，才有共同的出路。而這種中國道路，必然以擺脫「帝國主義世紀」對中華民族的宰制為條件，這包括殖民主義現代性語境下不可變的、偏狹的、脫離現實的「原/漢」對立思維。

    霧社事件後進步的原住民論述，因為戰後白色恐怖戒嚴而喪失成長的空間。解嚴之後初具主體性格的原住民論述和運動，卻因為特殊的歷史和地緣政治制約，而在1990年代以後被收編為台獨的資本。到了現在，「原住民」更成為轉型正義和泛南島民族化的政治道具，而被置入中華民族的對立面。刪去〈台灣通史序〉，只是這種政治矯情的表現。

    由此看來，華夏大地上的所有民族，只有共襄中華民族的文明復興，才能得到真正解放。

                                                     2017年11月2日

部分內容見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