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銅像再度遭人潑漆，台灣文化部門說這反映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的急迫感。這種說法固然是一種政策辯護，同時也是為7月20日開庭審理的蔣靈寢潑漆案件進行政治辯護與開脫。而潑漆人等出庭時忙拍照、滑手機、喝飲料、嗆法官，潑漆律師團提出「台灣主權未定論」、「二二八元凶論」作為辯護理由，[1]都說明台灣的法治具有高度的「政治彈性」。

    拆蔣銅像(包括潑漆)在台灣具有一定的新聞效益，並且是一種政治宣示。這說明蔣介石確實是台灣人心中巨大的存在、影響或壓力，當今台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深受過蔣介石(集團)自1949年以來的影響，其中集體性的反共意識形態，仍然是今後兩岸心靈如何契合的主要課題。

台北故宮博物院的中國屬性

    就文化建設來說，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成立，也是蔣介石(集團)的遺留。眾所周知，博物館院的存在意義，是參與公共記憶的塑造，並因此而被賦予傳播和糾錯的社會功能。只不過，這種塑造、傳播和糾錯的框架，往往是由政治權力設定好的，再由觀眾去自行解讀和詮釋。

    以大英博物館為例，它固然能傳播、塑造大英帝國的昔日輝煌形象；但也有人觀後將它說成「大英贓物館」，而適得其反，無論它是否「英格蘭化」，也無論它據有那些物件多少年。CCTV的《故宮》紀錄片之所以承認「台北故宮」，因為那裡邊的物件不是被外國(人)竊據、佔有。

    單從外觀來看，台北故宮博物院是一幢中國傳統的宮殿式建築，莊重典雅，富有中華民族特色。而其內藏約70萬件的中國歷代珍貴文物，則是舉世聞名。不論大陸遊客還是歐美日遊客，到台北故宮博物院都是衝著鑑賞中國文化遺產而來，卻不聞是慕名台灣文化才來。

    日前陳其南「故宮台灣化」的說法，固然有他文化人類學的解釋，但也難以脫卻這座博物館的政治脈絡。1949年前後，國民黨政府將大批故宮文物運往台灣時，其意義就是國內政治爭奪的一部份。也就是說，台北故宮博物院不僅就外觀和內藏上來說是中國的；就政治意義上來說，更是因為中國屬性而存在。正如林濁水所謂：「如果不把典藏送回中國，然後說直接這些文物就是台灣化，本土化了的，豈不是說台灣就是中國，本土就中原？而且既然是本土，為什麼還叫故宮。」問題是，一旦出清台北故宮博物院，台灣還有多少世界級的文化資產？

    2014年時，台北故宮文物「神品至寶」赴日展出，曾吸引65萬人次參觀；但2017年「日本美術之最」來嘉義故宮南院展出，經過三個月動員才有10萬人次參觀，而且9成8是台灣本地人。事實上，當初嘉義故宮南院的成立，更多的是政治考量，其營運成果不佳有目共睹，甚至被喻為「故宮核四廠」。這說明想運用文化資產撈取政治利益，首先得有足夠的文化含量為條件；不然，反而成為政治拖累或政治笑柄。如此看來，無論當初蔣介石搶運國寶撤台的目的為何，客觀上已是進一步強化「中國內在於台灣」的事實，並因此提高台灣的文化含量。

    然而，國寶赴日展出卻只是一種政治交易，而不是中國人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禮記‧曲禮上》說：「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台灣當局只把這些無法再生的國寶當作政治籌碼，才不顧中國文化中不取人、不往教的「自願原則」。頃聞台北故宮博物院又準備將顏真卿的《祭侄文稿》送往日本展出，如此糟踐文物，除了當局的文化水平所致之外，原因還在於沒把「故宮」當故宮。

    「故宮」的政治意義在於故國，也就是祖國；台灣人的祖國不是日本，日殖總督府建物雖在島上遺留至今，然而，它卻是將來作為殖民博物館的現成材料。

    因此，「土著化」或「在地化」理論，如果是以「去中國化」為理論實質，就難免淪為空談，甚至悖論。1990年代以後台灣的「本土化」已被意識形態化，而不是單純的學理問題，它成為台獨基本教義派「去中國化」的政治工具。這與1980年代的台灣社會科學界，如楊國樞、李亦園、文崇一、黃光國、葉啟政等人認知「本土化」即是「中國化」的立場和涵義，判若雲泥。台大社會系教授葉啟政認為，上世紀八○年代到九○年代的這種意識形態化異變，對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是巨大的傷害。[2]

    從陳其南30年前的著作《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看來，「故宮台灣化」的說法即使有政治色彩，但也不是沒有學理依據；至少，陳其南不大可能犯下「去中國化」這種根本的方法錯誤，無論他是否在政治上有這種想法。事實上，翠玉白菜和肉形石這類經過文創包裝而家喻戶曉的國寶，就是「台灣化」的審美經驗之一。其內涵是中國的，而審美經驗則具有台灣在地特色，這說明「台灣化」不等於「去中國化」，反而是豐富「中國化」的方法之一，符合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構成論。

    況且，博物館既然是由政治權力來設定其公共記憶的框架，那麼從全球視野來看，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存在本身就是「九二共識」的具體證明；並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實質是「故宮博物院台灣分院」。正因為如此，林濁水才反對「故宮台灣化」之說；他的「本土(化)」概念，是台獨意識形態化的異變產物。否則，依據「轉型正義」的普遍原則，不僅應返還或拆遷所有故宮文物及蔣介石銅像，也應返還或拆遷所有日殖建物及八田與一銅像，但顯然，台灣當局沒能或不敢或不願這麼做。

    「台灣化」不應違反台灣的公共記憶，且應為追求台灣居民的更好生活而進行糾錯。從鄭成功到蔣介石，歷史已經證明台灣無論在政治上還是文化上來看，都是「祖國的寶島」；與此相反，荷蘭與日本殖民當局，則是以台灣為前進東亞大陸的基地，而不是作為「反攻荷蘭」或「反攻日本」的基地。

博物館化的台灣「原住民」

    但是，台灣當局由於排斥「故宮」意象(「故國」)，而有另造博物館的意圖，這除了嘉義故宮南院之外，就是台灣「原住民」。所謂台灣「原住民」，在大陸看來就是台灣的少數民族，在多數歷史學和人類學研究者來看，傾向於稱其為台灣「先住民」或具體指稱其族名。民族稱謂其實並非小事，台灣當局就以「南島民族」來定義台灣「原住民」，有些學者呼應這種政治意圖，而宣稱台灣人80%以上的血緣來自「原住民」。但且不說兩岸學界對於台灣「原住民」尚有華夏淵源的實證研究，問題在於把「原住民」博物館化的心態本身，就是一種次殖民主義。

    台灣「原住民」的博物館化，是選擇性「轉型正義」的必然結果。自1990年代以來，「日殖有功論」和「原住民南島化」就成為台灣當局「去中國化」的詮釋路徑。「原住民權利運動」的成果，因而被台獨政治大量收編，新任的台灣當局行政部門發言人只是其中一例。然而，「原住民」群體往往忽略自己並非「轉型正義」的主體，而只是「被轉型」的對象，是把「內在於台灣的中國」對象化的工具。比如傳統領地、打獵權利、母語教育等，看似尊重「原住民」，其實只是按照「轉型正義」當局的主觀印象和政治需要來投其所好。

    也就是說，當「轉型正義」的主體把祖先的文化傳統放進博物館裡時，卻要求和鼓勵同一個社會的「原住民」把自己博物館化──將文化傳統保持在現實生活中，為「轉型正義」的主體展演「轉型正義」，而成為主體社會的邊緣者或他者。但台灣「原住民」的真正需要，相較於山地、打獵、母語等看板化傳統，恐怕是現代生活的謀生條件和公正的升遷機會，比如漢族所重視的中文和英文教育等，而不是被政治圈定的博物館式生活。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轉型正義」實已淪為當權主體排斥異己者來共享社會資源的藉口，其結果只是讓異己者更加邊緣化，而不是相反。這對於自稱「原住民血親」的人來說，不啻一大諷刺！族群政治固然如此，政黨政治也絕不落後，從大陸撤台的國民黨，已被「轉型正義」輾壓得難以翻身，豈有餘力再去照顧鄭成功或蔣介石？蔣曾將台北的草山變為陽明山，將花蓮的佐久間左馬太神社改為文天祥公園，這種作為頗似鄭成功為台灣帶來華夏文明；但蔣所造成的社會仇恨與兩岸裂痕，又是至今尚待超克的歷史遺留。

    拆地上的銅像容易，拆心中的銅像困難。蔣銅像在台灣的政治效益已然過去，現在反而變成一種政治負擔，這足為所有種銅像者戒。世上銅像的本尊，多數在後人被兩極化評價，且昨是今非者尤多。看多了，覺悟了，就能真正拆去銅像，而解放自己的思維方式。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