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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是「和平統一」?
2018/04/27 05:23:37瀏覽552|回應0|推薦0

   在中共十九大前,有些美國政學媒,比如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預測,習總書記會在涉台報告中提出「統一時間表」。兩岸某些政學媒人物也利用民粹情緒來高論「武統台灣」,比如台灣的(或說是日本的)辜寬敏就對解放軍叫板放馬過來。然而,習總書記畢竟沒按照他們的指導下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言語,傷了許多人的情感,甚至飯碗。

 

蔡英文受傷了

    其中受傷最重的政治人物恐怕是蔡英文,一整年下來煞有介事的軍事演習(邱毅說是「逃跑演習」)白練了。拿不出「台獨時間表」的人,以煽動民粹壓力的方式來逼迫拿出「統一時間表」的一方,陷入戰略上處於被動的念想也落空了。更讓她糟心的是,自己的底牌恐怕已被對方看破──台獨不但沒有辦法,甚至不是目標,目標只在於搞砸台灣。確切一點說,是把台灣搞成更大筆的負債,以破壞中國復興的進程。

 

    正如習近平在十九大的說法,國家的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規律;那麼,阻止或至少延滯這種復興,還是蔡當局力所能及的目標,而且差點成功。所謂「留島不留人」,既反映大陸網民對台獨的憎恨,也反映蔡的戰術成績。

 

    對台灣「留島不留人」的說法,在歷史上最早的是主張日本「脫亞」的福澤諭吉(1835-1901),後者屢次在日本明治年間創刊的《時事新報》上發表「台灣論」,其中「蠻民」、「醜類」、「全數誅戮」、「無人島化」等,是他的常用詞彙與主張。[1]帝國主義者的思維和用語是差不多的,比如1950年麥克阿瑟也曾想用34枚原子彈把東北炸成無人區與無法居住的放射性地帶。這類無人區、無人島思維源自帝國主義者,又被帝國主義附從者或代理人所繼承,再轉化成某種政治方法。

 

    然而,習近平不是這種思維的學徒,這給蔡英文當局製造了很大麻煩。所以十九大期間,台大教授石之瑜說,先請北京交出一個「統一時間表」來,就是對北京強而有力的牽制。[2]

 

    有人說蔡是堅定的台獨理念者,但從「逃跑演習」看來,她不會「殉道」。可她雖不會為台獨犧牲,卻可以犧牲台灣,讓過去兩岸交流30年的歷史成果毀於一戰,讓北京不但無法回收投資(讓利)台灣的戰略報酬,反而要為成全中國夢而增添巨大的內外成本。問題是,什麼力量驅動蔡英文執意要搞爛台灣?執意否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被大陸網民封為「台灣神人」的高能物理學博士王孟源曾在一個節目中表示,台灣所謂的「人權鬥士」多是受到西方國家洗腦的特務,這提供了一種參考答案,儘管王孟源也預測台灣問題難免以「武統」解決。

 

「中國模式」決定「和平統一」

    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特務,為何處心積慮要煽動台海戰爭?這是個看似簡單的問題。中國不願意加入帝國主義俱樂部,和平崛起的說法很「不科學」,不符合歷史上的霸權邏輯。就像「武統論」的依據之一,是說歷史上沒有和平統一的故事,這話沒錯。

 

    但「中國模式」似乎表示:歷史演進不是簡單的故事複製,鑑往知來需要創造性借鑑,而不是機械地重複。中國領導人要創造以充分武備為條件的和平統一新模式,這讓西方舊霸權很陌生,很難以解釋和支配。自羅馬帝國消亡以來,四分五裂的歐洲各國戰爭千餘年就沒統一過,難道以和平模式能完成統一?美國也辦不到!

 

    美國辦不到的事,中國也要複製辦不到,這就是「美國模式」了。後者是對全世界輸出戰爭,戰爭是西方帝國主義理解大國崛起的模式,以戰才能「立威」,而沒有「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傳統,後者超過「美國模式」的理解。

 

    儘管全球輿論都談「中國崛起」,但許多人的大國思維還是「美國模式」,包括來台灣觀察幾天就做出「武統論」的大陸學者。好像沒有「美國模式」,就沒有思維依據,於是他把藍綠政客和PTT的鍵盤意見當成普遍的台灣民情。這是因為,「美國模式」(或西方政黨政治模式)決定了他的思維方法。於是,向來只代表部分利益,尤其是美日買辦利益的政黨偏見,就成為這種學者的定見,而「武統」就是結論。

 

    然而,「中國模式」是政府與市場雙輪驅動,且由政府(黨)領導一切;這和過去的「台灣經驗」不大一樣,台灣是由國民黨專政走向「美國模式」。具體來說,1980年代以前,國民黨專政雖然建構了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對美日的依賴體制,但為了爭奪中國法統與道統,在意識形態宣傳上還是以中國為主體,稱大陸民眾為同胞。到了「美國模式」剷除國民黨專政以後,只有反共傳統被台灣當局繼承下來,仇中成為意識形態宣傳的主流,且由於市場機制主導政治生態(即所謂「民主」),而將反共仇中意識形態逼向極端化。政黨政治投其所好,必然跟隨或煽動反共仇中民粹主義,而不可能犧牲選舉市場的利益,去拂逆民粹思潮。

 

    也就是說,對立、衝突、戰爭的「美國模式」已佔領台灣,這是不分藍綠的台灣當局都要不斷購買軍火的因素。

 

    就這個意義來說,台海戰爭本身就是「美國模式」的勝利,甚至是「反攻大陸」的另一種勝利。與此相反,大陸當局在1979年就從中國全局來考量,決定「和平統一」的方針,這不是選舉市場或政黨政治的產物,而是「中國模式」的性質所決定的宣示。

 

    當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說:我們寄希望於一千七百萬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30多年物換星移,被「美國模式」佔領的台灣當局已無望可寄,「和平統一」的主心骨只能是大陸當局。所以習近平在十九大的涉台報告,歸納起來就是「和平統一」、「國民待遇」八個字。而「國民待遇」,又表現出區別對待台灣當局與台灣民眾的方針,這是基於對台灣社會的清醒認識。

 

不靠譜的台灣民調

    台灣社會並非鐵板一快,但是「美國模式」掌控島內的黨政軍學媒則屬現實,就像「美國模式」也支配了一些大陸公知與「武統」學者的思維。

 

    一個直接的例子是民調,台灣民調能反映民意,但未必反映民心。在大陸「中國模式」的黨政體制下,政治和市場運作都由層層考核出色的菁英來主導,民眾的意志跟隨學能品俱優的領導人物之後,其民調反映的通常是長遠的、廣大的、清醒的、堅定的民心。

 

    台灣不然,由於「美國模式」將政治市場化,票決制出身的領導人往往不是學能品俱優的菁英,而是像特色商品的偏才,甚或是市儈的庸才。且由於「民主」流行病,「人民當家作主」當道,因而是誰都不服誰的六神無主的平庸政治。那麼,既選不出全才菁英來領導,庸才領導又常被「民主」踩在腳下,台灣民眾的政治意志因而是渙散的、易變的、短視的、脆弱的。

 

    比如台灣民調中國人身分認同,以及對蔡當局的滿意度或支持度。一年之內,許多人變身為中國人了;一年之內,許多人把女神當女妖了。前倨後恭的台灣選民,像極了〈范進中舉〉裡的胡屠戶,而成為政治鬧劇。政治生態這麼低能,這麼綜藝化,學界、媒體和軍方的笑話也就層出不窮,比如士官可充任軍官、吸毒、性騷擾、導彈誤射、坦克掉水裡、周末戰士、鍋貼二兵、學生審議課綱、高中教本只有大陸初中程度、鄉民充任「國民法官」、免學測可升大學、18歲可選舉政治領導等。台灣民調彷彿在說,整個台灣已成為令人悲嘆的失智樂園。

 

    既然如此,還把台灣民調當成認知依據,還用「美國模式」來認識台海問題,恐怕不是明智之舉。台灣民調可信的只是在選票流向,並不是在身分認同與國家大政這種非市場化的根本問題上。

 

    習近平的對台方針是為國家統一裝置了雙輪驅動,留著台灣搞市場驅動,既給台灣人看一看,也給大陸內部的公知派看一看,移植「美國模式」的治理後果。換句話說,保留台灣制度或許是作為現成的政治經濟參照體,來比較兩岸包括對於人才磁吸的種種績效,以驗證「中國模式」與「美國模式」的高下。戰略學家張文木稱許毛澤東的對台政策不採取直搗黃龍,因為「目的並不是將台灣打跑,而是為了將台灣拉回」;[3]顯然,十九大的對台方針也再次體現這種戰略深意。

 

兩岸問題服從於三大任務

    事實上,「和平統一」、「國民待遇」這八字方針,是由中共的三大歷史任務來決定的,即現代化建設的進展是國家統一的條件,國家統一是世界和平與共同發展的基礎。而中國國家統一的方式,又是世界和平與共同發展的範式,並決定自身現代化建設的進程。用《中國時報》的話來說,習近平是「世界領袖」,而不是政客,不可能不從國家的最高和長遠利益來思考統一的問題,「八字方針」就是最好的說明。它扶正了兩岸關係服從於三大任務的結構秩序,而不是相反。

 

    所以,在十九大之前,由於台獨政客及其別動隊的戰術搗鼓,掀起兩岸部分網民的仇恨情緒和思維,「武統論」一時佔據輿論的主流,兩岸網民都出現敵視台灣黨代表盧麗安的言論。但就大陸而言,那只是民眾一時還沒跟上黨政領導的全局思維;況且,「武統論」也不無可能是大陸領導順水推舟、見好就收的戰略運用。台灣的情況則不同,多數民眾的意向是渙散的、易變的、短視的、脆弱的,因為黨政領導總是在民意後頭跟風,而非前導民心士氣。況且,支持統一的民心長年擠不上「美國模式」支配下的輿論版面,也無法在市場化的民調數據中呈現出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主動訴諸「國民待遇」,就是置放一個收攬台灣民心的平台,由台灣人自己去衝擊兩岸壁壘,從而為「和平統一」鋪陳戰略道路。

 

以台灣的對美軍購為例,這本是華盛頓和台北之間的政治雙簧,而沒有實際的防務作用。「國民待遇」能促使多數對軍購無感無知的台灣人逐漸醒悟,看破新殖民主義者與其代理人聯手構築的「國家安全」,原來是長年對自己進行政治訛詐的言說。再以自造潛艦為例,且不說台灣沒有自造潛艦的工業體系和技術,光是預算方面,就要耗費民脂民膏達4000億台幣,而且預估到2040年才能「成軍」,[4]這豈不是一個笑話?蔡當局「建軍」,揮霍的不是台幣,而是台灣民心。

 

兵法說「攻心為上」,「國民待遇」將是直接而徹底瓦解台灣當局數十年來對大陸敵國化教育的上策。

 

台海問題的解決與中國文明體系的世界地位

    有人說大陸在馬政府時期讓利台灣,台灣人的中國認同卻降到最低,證明對台政策失敗。這種說法可能忽略台灣關於認同民調的特性,還忽略馬當政時期固然大肆對美軍購,但在那8年兩岸和平發展以來,雙邊關係已多方面完成深度整合,為「和平統一」建立了無法逆轉的物質條件,也讓「國民待遇」的操作能夠有所本,這是蔡當局的新南向與拉結美日徒勞無功的原因之一。

 

    以今年19台灣經濟的出口成長為例,台灣對新南向18國出口成長15.2%,進口卻成長25.4%,使貿易順差減少6400萬美元;同時期台灣對大陸出口則成長22.7%,大陸對台灣出口成長的貢獻達40%,遠高於新南向18國。[5]

 

    再從外部環境來看,「八字方針」是創造世界新領導的一套話語模式。台海統一是中華民族復興運動的具體表現,它將具有世界文明史的地位,以及相應的一套文明模式與詮釋。「武統」應堅持用在於保證中華民族文明崛起的位置,用在於保證接近滿分統一的位置,而不是用在於「台獨」水平的相對位置,因為後者已經不是蔡當局的底牌,而是無法言說的謊話。

 

    台海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但也表現為不同文明體系之間的競爭關係;完成「和平統一」,就是用「中國模式」創新了領導話語,而不是用「美國模式」延續舊的領導框架。儘管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企圖破壞台海「和平統一」的模式,現在川普又因為「通俄門」事件而可能牽動日後美國的亞太戰略;但十九大的「六個任何」,已對破壞台海「和平統一」的任何企圖發出了歷史強音。

 

    換句話說,19世紀60年代美國國家統一的方式,將不會在21世紀被中國國家統一所複製,這是習近平為中國文明崛起所做的戰略選擇。

 

                                                   2017年12月3日



[1] 見吳密察《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香,1991年,頁86-90及頁97。

[2] 石之瑜〈先請北京交出一個時間表來〉,《自由時報》,20171023日,A14板。

[3] 張文木《國家戰略能力與大國博弈》,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8月,頁215

[4] 見《中國時報》,20171129日,A3版。

[5] 尹啟銘〈大說謊家坑殺了台灣經濟〉,《中國時報》,20171129日,A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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