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貼的章節「種族領域隔離」中列舉的四例 --- 日據時的台灣、中國大陸、南韓、日本，有的是國家政策、政府行政措施或法律的明文規定，有公權力因素在其中，上述日據時的台灣、中共、南韓的三例是這種情況；有的未必是明文制度或規則，但卻是一種可視為「民族性」的「國民共識」，「主流社會」／「多數族群」的絕大部分成員會自覺、無意識地這麼去做，日本排斥外來移民擔任普通公務員的例子，或許就是這種情況。

因此，上述四例顯現出的一個現象是﹕它們或許是公權力的產物，或許是大多數國民自覺與不自覺、顯意識與潛意識交錯作用下的行為，都不是個別社會成員的少數或孤立特例。有公權力明文規定，就成為一種「硬體制度」；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主流社會」的大部分成員都持此觀念，如此行為，這在事實上也等於形塑成一種「軟體制度」。這一「硬」一「軟」的兩個「制度」互生共存，互相支持，變成滲透全社會，操控全社會成員的「體制」，因此，我把上述四例顯現的這種現象稱為「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d）。以上四例，都是「體制化」的「種族領域隔離」。

不管是已經介紹過的「種族領域隔離」，還是在往後會有重點分析的「種族詮釋」，如有公權力介入，存在於公領域，或「主流社會」／「主流族群」從事之，不需兩者俱全，只要兩者居其一，就構成「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d）。

為什麼只強調「公領域」、「公權力」，卻放過「私領域」？因為「私領域」的嚴重性遠遠不及公領域，它可能只是某人、某機構的個別行為，未必有普遍性。如在美國、加拿大，我們常聽到抱怨說社會上存在著「玻璃天花板」。所謂「玻璃天花板」，它是「種族領域隔離」的一個生動比喻，特指少數族裔升遷難。雖然很多時候「玻璃天花板」指責不過是少數族裔多疑的「種族詮釋」，但說美加社會完全沒有「玻璃天花板」，卻也是不實的美化。但美國、加拿大社會的「玻璃天花板」，可以說，按照世界各國的「平均標準」--- 如果有這種「平均標準」的話 --- 只存在於個別私人機構，「公領域」基本上沒有這種「玻璃天花板」。

「公領域」通常代表國民意志，這在民主國家是沒有異議的。專制政權推行的政策有時未必有民意基礎支持，但惟其是專制，政策一旦要推行，不會遇到在民主國家常見的阻力，對社會的影響更為全面而深入。公領域和公權力是非常嚴重的因素。

一般來說，如果「族治」現象在公領域比比皆是，則私領域必然亦然；如果公領域沒有「族治」或很少，則私領域也一定不多。

反過來也一樣，如果私領域「族治」現象充斥，公領域通常也好不了多少；如果私領域難見到「族治」現象，則公領域通常會更「乾淨」。

但是，「族治」現象在公、私領域成正比例相關聯的定律，有一個例外，這發生在有著大量移民的西方「超族群公民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在哪裡，公領域和「主流社會」鮮有「族治」現象，但少數族裔社團別說私領域及社團內部的公共事務領域「族治現象」充斥，連處理與「主流社會」相關的公共事務時，「族治行為」也遠比「主流社會」多得多。亦即，「主流社會」「族治」現象的「乾淨度」，與少數族裔內部的「污濁度」，並不成正比。

為什麼會這樣？理由是不難理解的。

美國、加拿大等西方「超族群公民國家」的少數族裔多來自異文化、異語言的「族治」國家。在移民地「超族群公民國家」崇尚多元、寬容，禮讓少數族裔的大環境裡，這些少數族裔幾乎無一例外，都形成了完好保存其原有文化、觀念、習俗和語言的社團，仿佛是一個個「小外國」、「小故鄉」，遍及美、加各大城市的「唐人街」、「中國城」即是如此。除了強制性的法律規定，「主流社會」的觀念對這些生活在自己文化氛圍中的少數族裔往往影響有限，這些少數族裔不但在社團內部，即使同「主流社會」打交道，也常常遵循他們自己的文化觀念，行為與「主流社會」有相當偏差，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族治」。令人驚訝的是，「主流社會」對少數族裔的這些「族治」行為，經常並不怎麼計較，任其存在、操弄，形成「族治」四定義之一的「弱族特權」乃至「弱族霸權」。數年前發生在溫哥華的「華人團結參政運動」、美國華人持續多年的80／20運動等都是生動實例。這些情況在美國、加拿大的華人社團大量存在，以後會作更深入分析。

這就是為什麼除了「公領域」，還需要強調「主流社會」／「主流族群」。如上所述，在美國、加拿大等「超族群公民國家」，「族治」現象如果只發生「非主流」社會或少數族裔社團，那就不算是「體制化」，不影響在整體上把這些國家定性為「超族群公民國家」。

09.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