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評述》

                                                叄、結   論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正文共六章，係屬集體創作，第1章前言與第6章結論，係由前國史館已故館長張炎憲執筆，第2章事件的發生及其對臺灣的傷害、第3章南京決策階層的責任、第4章臺灣軍政層面的責任，以及第5章事件相關人員的責任，分別由黃秀政教授、陳儀深研究員、陳翠蓮教授、李筱峰教授與何義麟教授等五人撰述。撰述事件的發生經過，必然須略述其後果或影響；同樣地，追究各階層相關人物的責任，當然須列舉相關史實佐證。因撰述人梳理史料角度不同，學養又各異，因此採用的相關史料往往重複不一，甚至相互矛盾。但是，最最令人無法了解與接受的，則是下列十二大偏頗與錯失！若此荒謬偏頗之作，倘如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願，經認定為「官方版」，成為教科書得以引據之史論，豈不是國家之恥辱，並成世界之笑柄？！

一、去中國化：中國史是本國史，而非西洋史。《研究報告》全書拒奉【民國】正朔，通篇改採西曆紀元；將大陸稱為【中國】，使與【臺灣】區隔分立；稱政治野心家編組之武裝部隊為【民軍】，使與【國軍】平等對立；連名帶姓呼叫【蔣介石】、【陳儀】，並視彼等為元凶寇仇；拒絕【光復】臺灣，並否定【祖國】，甚至以【接收】臺灣，呼應【臺灣地位未定】論。凡此均為去中國化之最為具體明顯例證。

二、嚴厲譴責貪汚腐化，對暴民逆行竟然禁聲不語：嚴厲譴責陳儀政府貪污腐化，對各地暴民逆行竟未加以任何斥責，反稱【二二八事件不是『叛亂』，參與的民眾不是『暴民』，反而是國府治臺政策不當，引起民眾抗爭，『要求改革的運動』】，正如食指指著別人，其餘四指正指向自己一樣，竟渾然不知打殺掠奪逆行已嚴重違法，並非反對抗議貪污腐化之合法手段！

三、先射箭後畫靶，引據偏頗不實：明知戰後臺灣【工廠停業】、【商店關門】、【民眾失業】以及【民生困苦】等經濟惡化景象，全係【戰爭末期日人的搜刮掠奪、戰爭的破壞及戰後物材資金的匱乏】之後果，竟全歸罪為【陳儀及其接收集團採取的經濟統制政策】所致；再者，政府大力推行國語，禁止方言，竟視為【刻意拉抬中國正統意識，壓抑臺灣文化】之手段，殊不知共通語言正是增進彼此了解、消減誤會與促進和諧之最佳工具！更何況臺灣回歸祖國之後，增進臺灣同胞對中華歷史文化之了解與重視，乃政府刻不容緩之責任。

四、缺乏正確法治觀念，大開民主倒車：要求政府將誤殺陳文溪的元兇傅學通【就地正法】，要求政府【無罪釋放肇事被捕民眾】，又要求政府不得秋後算帳；另要求政府推動改革施行民主，竟不顧公平正義原則，強求政府特別重用省籍人士。凡此不僅背離公平正義概念，更大開民主法治倒車。《研究報告》不僅未予以駁斥，反而列舉【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中高級官員省級統計表】加以聲援，的確令人費解！(按：公務人員之任用與晉升均須具備一定資格與年資，通常普通考試或高等考試及格任用後，約需服務十五年後才能晉升薦任或簡任。臺灣光復至二二八事件發生，僅短短一年半間，長官公署316名高級官員中，省籍人士佔有17名，人數看似不多，但任用升遷之快速已足令人咋舌！)。

五、曲解政府善意，惡意指控誣陷：事件發生之初，行政長官陳儀委曲求全，承諾【懲兇撫卹賠償】與【免保釋放肇事民眾】，後來又再三敦請省籍士紳蔣渭水參與處委會，以協助溝通斡旋，旨為自力救濟尋求和平解決，可謂用心良苦，誠意十足，竟被曲解為【分化對策】與【爭取派兵時間】之計謀；另蔣主席在各方建議及要求下發兵來臺救援，旨在掃蕩意圖【奪取政權】與【脫離中國、背叛中國】之【政治野心家】與【暴民】，竟被誣指是針對【要求改革、抗議不公】臺灣人民，並藉故鎮壓殺害【無辜】，以利獨裁統治。

六、指控政府濫殺無辜，竟放縱姑息不法暴民：政府派兵鎮壓傷及無辜，固然應該道歉賠償，但是縱容暴民逆行，則屬嚴重失職。事件發生後，打殺暴行迅速蔓延中南部各地，所謂【民軍】及【暴民】攻擊侵佔政府機關、學校、機場及軍事要塞等事層出不窮，形同造反叛國，顯已嚴重違法，中央接受地方要求，派兵掃蕩取締，於理於法均屬正當，豈可厚非？《研究報告》全書不僅未加指責，反而指控政府濫殺無辜，確實有損史家春秋之筆！

七、苛責政府各階層官員，竟獨厚民間野心政客與暴民：《研究報告》以全書篇幅追究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新聞媒體工作者，以及線民、告密者與構陷者等之責任，惟獨對各地處委會【政治野心家】與【暴民】之禍國殃民罪責未見追究，確屬重大偏失！

八、事件中共產黨煽動利用野心政客與暴民之事蹟斑斑可考：【共產黨員根本不可能事前進行事件之策劃】，但是【事變擴大後共黨份子混雜其間，進行部份的煽動則確有其事】！又政治野心家【鼓動群眾，要脅政府，他們最初是想作官，後來反為奸偽所利用操縱】則是信而可徵！事實上，煽惑【群眾武裝暴動】之【主謀】，不論是共產黨或是政治野心政客，政府都有義務與責任予以掃蕩取締，並非針對共產黨才是【鎮壓有理】，才【免負責任】！

九、所謂【民兵（民軍）】到處打殺掠奪自是【暴民】：臺北、新竹、台中、嘉義、雲林及高雄等地編組之所謂【民兵】武裝部隊，【怒打屠殺無辜外省人】、【毆打軍警及公務員】、【包圍攻擊侵佔官署】、【焚毀公家宿舍倉庫及財物】及【搶奪軍警槍械砲彈」等逆行，已非【國府治臺政策不當，引起民眾抗爭，『要求改革的運動』】，而是武裝【起義】【叛亂與共黨從中煽動的事件】，【其參與的民眾】當然是【暴民】！

十、吹捧歌頌日據時代參政之臺灣【士紳】為【社會精英】，竟稱光復後從政者為【依附當局的政治新貴】：前者是日本【外來政權」統治下具有【社會地位】之【傳統地方精英】，後者竟是【依附(祖國)當局】，【壟斷地方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之【政治新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為「灣生」之蕃薯仔，竟妄厚前者，而蔑視後者，其心態確令人費解，不無媚日之嫌！

十一、縱容「政治野心家」與「暴民」之罪行，未對渠等追究任何責任：所謂【臺灣社會精英】之【士紳】，於光復後紛紛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並【與政府人員接近，藉以維持其特殊勢力】，【事變之後目睹政府之弱點，認為有機可乘，至是乃利用處理委員會之名義擴大組織】，甚至編組【民兵（民軍）】或參加【起義】，【企圖利用偶發的緝煙案鼓勵民眾推翻政府】，因此事件後被捕殺者不少。這批所謂【臺灣社會精英】之【士紳】，是否正是閩臺特使楊亮功與監察委員何漢文所撰<調查報告>中所稱之【政治野心家】，自有待方家詳加考證明辨。

十二、對暴民之罪行與【政治野心家】之圖謀，了無片語隻字之微詞，竟嚴厲指責政府派兵平亂，是【『屠殺』和清鄉的『鎮壓』工作】：事件發生後，不法【暴民】打殺無辜外省人及公務員，搶奪收繳軍警槍械砲彈；【政治野心家】鼓動群眾【起義】，編組所謂【民兵（民軍）】武裝部隊，攻擊接收政府機關學校，侵佔破壞機場倉儲要塞，甚至要脅軍警棄械投降。因此，不法【暴民】才是事件元凶，【政治野心家】應是禍首！

總統   蔣公於民國十七年領導北代，統一中國，成為中華民族救星，但是短短二十年之後，竟逃難退據台灣，依照「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說法，蔣公確屬敗者無疑。但是，稍加檢視北伐統一後至大陸淪陷之間的史實，不難發現蔣公後來失敗絕非「專制獨裁」所致。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全國統一；二十年九一八事件，日本佔領東北三省，同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二十一年一二八事變，日本攻佔上海，同年滿洲國成立；二十五年西安事件；二十六年爆發蘆溝橋事件、淞滬會戰及南京大屠殺，二十七年武漢會戰、中央政府遷都重慶；二十九年汪精衛成立「偽」政權；歷經八年抗日艱辛，三十四年獲得勝利，光復台灣並返都南京；三十五年制定中華國憲法，同年中共全面叛變；正思全力重建之際，卅六年不幸發生二二八事件；三十七年蔣介石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三十八年蔣公下野；同年政府退守台灣。由上述簡史可知，三十四年抗戰勝利返都南京後，全國百廢待舉，政府既致力全面重建，又要團結內部對抗中共，在內外艱困情勢之下，最後退守並鞏固台灣，應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了解光復台灣前後大陸情勢之後，再回顧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臺灣實況，則不難體察當時中央政府面對戰後臺灣農工停滯、失菐嚴重及人民生活艱困等情形，確屬「心有餘而力不足」！而被「忍痛棄養」的台灣同胞，受日本统治虐待五十年後，欣喜重返祖國懷抱，無奈祖國竟處於危難存亡之秋，無法得到預期溫暖與慰藉，失望激憤之情又豈是祖國同胞所能完全體悟？

往事俱已矣，至盼同處於寶島並血濃於水的同胞，了解正確史實後，能相互了解，放下仇恨，並捐棄成見，進而彼此恕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