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評述之七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係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於民國九十五（2006）年二月出版，該研究報告結論是蔣介石為二二八事件「元兇」。茲就該報告所述論點加以評述如下（以下【括弧】內之文字係摘自上述報告）：

十三、二二八事件期間，雖有「地方精英從政治領域中消失」，但是自從臺灣省臨時議會議員、縣市長及縣市議員，甚至鄉民代表及村里長直接選舉後六、七十年以來，不論 是黨內或黨外，都可說是「後浪推前浪」，甚至「前仆後繼」，「生生不息」，各地精英銳出，不斷新陳代謝，並未出現所謂「精英斷層」現象！

【二二八事件在國民政府的鎮壓與安撫中落幕。但此一事件⋯，不但打擊臺人心理，導致長期對政治的恐懼與冷漠；造成精英斷層；影響地方政治生態；而且利用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民主政治發展；加深族群隔閡，不利臺灣文化發展。】(詳請參閱第077頁第2行)

【例如1946年4月選舉省參議員之事來看，當時應選名額僅30名，然而全臺登記參選省參議員的候選名額，竟高達1,180人之多。其中，以臺南縣為例，應選名額僅有4名，但候選人卻有481人。】(詳請參閱第077頁第12行)

【經此事件，民眾原本對政治充滿熱情，卻遭政府壓制摧殘，嚴重打擊臺灣人民心理，產生對政治的不信任感，以及恐懼與冷漠，使許多經歷浩刼的人們絶口不提二二八事件，甚至勸誡其子弟遠離政治是非圈。】(詳請參閱第078頁第7行)

【在事件後於1951年11月舉行的第一屆臨時省議員選舉，應選名額55名，但候選人僅有140人參選，兩相比較之下，可明顯瞭解臺人對政治已不再有所期待，即使當選省議員者亦低調行事。】(詳請參閱第078頁第17行)

【戰後臺灣的社會精英，主要承襲日治時期所形成的社會聲望與地方影響力而來，他們大多數地方士紳或知識份子，其職業包括律師、教師、醫師、企業家、新聞記者、民意代表，甚至也有地主之成員。由於這些精英在地方上具有相當影響力，在戰後初期也曾參與三民主義青年團或相關政治組織形成一股勢力。因此陳儀抵臺不久即有意加以削弱，期間曾逮捕十餘位日治時期親日的士紳，另有一百餘名則在其預定逮捕名單中，】(詳請參閱第081頁第2行)

【臺北市的26位參議員中，有19位被當局列為事件的「主動及附從者」，而其中有4位被謀殺、7位遭監禁；當時代表臺灣最高民意機關的省參議會，總計30個參議員中，有6位參議員慘遭殺害、5位則被通緝與監禁。】(詳請參閱第085頁第2行)

【在縣市參議員層級上，全臺將近七成的參議員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退出政壇，只有三成的參議員願意繼續從事政治活動。而願意繼續參與體制內政治活動的本土精英，成功連任參議員只有總數的二成。其結果是，事件之後，全臺各縣市參議員這個層級的本土精英歷經劇烈變動，八成的地方精英從政治領域中消失，形成精英斷層。】(詳請參閱第085頁第9行)

【然而，填補這些空缺的，卻是一批依附當局的政治新貴。這些人是一群全新的、過去毫無政治經驗和政治地位，卻在當局的庇佑下，經由地方選舉或行政管道而慢慢崛起。這些人的出現，不僅取代了傳統地方精英的社會地位，也壟斷地方政治勢權力和經濟資源，改變地方原有的政治生態。】(詳請參閱第086頁第1行)

【因而在二二八事件時，當局除大力削減本土勢力，造成本土精英斷層外，也進行國民黨團內的派系鬥爭。】(詳請參閱第087頁第4行)

【由於日治時期臺灣士紳或知識份子，在日人統治下也逐漸發展自己在地方上勢力範圍，如再加上國民黨各派系的情形，可以說在戰後初期，國民黨在臺灣的發展仍處於不穏定且分散、各方制衡競爭的局面。】(詳請參閱第087頁第16行)

【國民黨在有效地臺灣政治、經濟與軍事資源下，進而奠定長期一黨獨大的政治局面。然而，由於長期一黨專政甚久，在內部保守且逐漸腐敗下，也造成若干弊端，阻礙臺灣民主政治的發展。】(詳請參閱第088頁第11頁)

【評述】：

【應選名額僅30名，然而全臺登記參選省參議員的候選名額，竟高達1,180人之多】，如此參選爆炸現象，確實荒唐離譜，夷匪所思，究竟顯示臺灣同胞熱切報效祖國心願？抑或如日本人所譏諷臺灣人「愛作官」心態呢？)

【1946年選舉省議員⋯應選名額55名，但候選人僅有140人參選】，參選與當選比率為3比1，應算是正常、合理合情！

【許多經歷浩刼的人絶口不提二二八事件，甚至勸誡其子弟遠離政治是非圈】，除了經歷浩刼不願重提傷心事外，難道不會有二二八事件漏網之魚，深怕多說而露出馬腳或東窗事發嗎？

所謂【社會精英】大多數是【地方士紳或知識分】，也是日據時代「既得利益者」

，受到日本人的重用，臺灣光復後初期【也曾參與三民主義，青年團】，除了出於報效祖國的心志外，是否也為了維護他們的「既利利益」呢？

日據時代 的【地方士紳或知識份子(職業包括律師、教師、醫師、企業家、新聞記者、民意代表，甚至也有地主之成員)】，被稱為【社會精英】；反之，【一群全新的、過去毫無政治經驗和政治地位，卻在當局的庇佑下，經由地方選舉或行政管道而慢慢崛起】的【這些人】，竟被稱為【一批依附當局的政治新貴】！同是台灣人，前者是「外來政權」日本統治下具有【社會地位】的【傳統地方精英】，後者竟是【依附(祖國)當局】，【壟斷地方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的【政治新貴】！如果國民政府不是「祖國」，而且像日本一樣，也是「外來政權」，為什麼同是臺灣人，前者是【社會精英】，後者則是【依附當局的政治新貴】呢？同是臺灣人的弟兄，相煎不是太急了嗎？

在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洪流裏，臺灣七十年來的民主政治發展究竟是快速？抑或太遲緩呢？其實，民主政治的發展絶非一步可蹵，人民教育素養、社會政治風氣，以及當政者的氣度和決心，都是缺一不可的決定因素！二次大戰後，亞、非各國推動民主政治，有多少是順利成功呢？而七十年來，臺灣在國民黨政府領導下，創造舉世聞名的「民主」和「經濟」二大奇蹟，應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何況，二二八事件後不久，尤其在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改制成台灣省政府以後，國民政府立即舉辦臺灣省議會議員、縣市長及縣市議員，甚至鄉民代表以及村里長等直接選舉，至今已有六、七十年之久，期間各地精銳盡出，不論黨內或黨外，都可說是「後浪推前浪」，甚至「前仆後繼」，「生生不息」，不斷新陳代謝，並未出現所謂【精英斷層】現象！這六、七十年來，「非國民黨籍」精英「前仆後繼」，不但未曾【斷層】，更在全省二十三個縣市都創造了「政黨輪替」的佳績(詳如【註一】)；同樣地，一批批【依附當局的政治新貴】(詳如【註二】)也很爭氣，拼命演出，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政績，更遑論立法委員、省議員及縣市議員！

【註一】：非國民黨籍縣市長：

1、基隆市(第4、5屆林番王丶第13屆李進勇、第17屆林右昌)；

2、臺北市(第2、5屆高玉樹、第一屆陳水扁、第六屆柯文哲)；

3、臺北縣(第11、12屆尤清、第13、14屆蘇貞昌)；

4、桃園縣(第8屆許信良、第12、13屆呂秀蓮丶第17屆鄭文燦)；

5、新竹市(第1屆施性忠、第5屆蔡仁堅、第9屆林智堅)；

6、新竹縣(第6謝樹燻、第11、12屆范振宗、第13屆林光華)；

7、苗栗縣(第13、14屆傅學鵬

8、南投縣(第13屆彭百顯、第14屆林宗男)；

9、臺中市(第1、2屆楊基先、第6屆林澄枝、第8屆曾文坡、第13屆張溫鷹、第二屆林佳龍)；

10、臺中縣(第3、5屆林鶴年、第13届廖永來)；

11、彰化縣(第9、10屆黃石城、第11屆周清玉、第14届翁金珠、第17屆魏明谷) ；

12、雲林縣(第13、14屆張榮味、第15、16屆蘇治芬丶第17屆李進勇)；

13、嘉義市(第1屆許世賢、第2、5屆許博雅、第3、4屆張文英、第6屆陳麗貞、第9屆凃醒哲)；

14、嘉義縣(第2屆李茂松、第14、15屆陳明文、第16、17屆張花冠)；

15、臺南市(第1、3屆葉廷珪、第10、11屆蘇南成、第13屆張燦鍙、第14、15屆許添財、第一、二屆賴清德)；

16、臺南縣(第12、13屆陳唐山、第14、15屆蘇焕智)；

17、高雄市(第2屆楊金虎、第一屆謝長廷、第屆陳菊)；

18、高雄縣(第4屆余登發、第10、11屆余陳月瑛、第12、13屆余政憲、第14、15屆楊秋興)；

19、屏東縣(第9屆邱連輝、第11屆蘇貞昌、第13、14屆蘇嘉全、第15、16屆曹啓鴻、第17屆潘孟安)；

20、宜蘭縣(第9、10屆陳定南丶第13、14屆劉守成、第16、17屆林聰賢)；

21、花蓮縣(第16、17屆傅崐萁)；

22、臺東縣(第5屆黃順興、第15屆吳俊立)；

23、澎湖縣(第11、12屆高植澎、第17屆陳光復)；

24、金門縣(第3、4屆李柱烽、第6屆陳福海)；

25、連江縣(第3、4届陳雪生）。

【註二】：國民黨籍縣市長：

1、蘇德良、陳正雄、張春熙、林水木。

2、臺北市：呉三連、黃啓瑞、吳伯雄、許水德。

3、臺北縣：蘇清波、邵恩新、林豐正、周錫偉。

4、桃園縣：許新枝、吳伯雄、徐鴻志、劉邦友。

5、新竹市：童勝男、林政則。

6、新竹縣：林保仁、陳進興、鄭永金、邱鏡淳。

7、苗栗縣：林為恭、謝金汀、何智輝、劉政鴻。

8、南投縣：洪樵榕、林洋港、劉裕猷、吳敦義、林源郎、李朝卿。

9、臺中市：林金標、張啟仲、林柏榕、胡志強。

10、臺中縣：陳庚金、廖了以、黃仲生。

11、彰化縣：陳錫卿、呂世明、陳時英丶阮剛猛、卓伯源。

12、雲林縣：林金生、廖禎祥、林恆生、廖泉裕、許文志、蘇文雄。

13、嘉義市：黃惠敏。

14、嘉義縣：黃宗焜、涂德錡、李雅景。

15、臺南市：辛文炳、林文雄。

16、臺南縣：高文瑞、胡龍寶、劉博文、高育仁、楊寶發、李雅樵。

17、高雄市：！謝掙強、陳武璋、陳啟川、王玉雲、許水德。

18、高雄縣：陳新安、戴良慶、林淵源、蔡明耀。

19、屏東縣：林石城、張豐緒、柯文福。

20、宜蘭縣：林鳯嗚、呂國華。

21、花蓮縣：柯丁選、黃福壽、吳水雲、吳國棟、王慶弘豐、張福興、范光群、謝深山。

22、臺東縣：黃鏡峰、蔣聖愛、鄭烈丶黃健庭。

23、澎湖縣：賴峰偉、王乾發、蔣祖武。

24、金門縣：陳水在、李沃士。

25、連江縣：劉立群、楊綏生。

十四、軍警「捕殺」嫌犯，未必全屬非法或違法，也未必全無其正當性。歷史學者有責任，也應該有能力，先去查明軍警「捕殺」嫌犯的確實動機、藉口及經過情形，而後才可據以正確評斷其是非對錯，不應該冒然使用「無故被捕，亦慘遭殺害」或「遭受無情的捕殺」等字眼，以免混淆視聽，貽人「信口開河」之譏！

【3月10日，陳儀下令解散處委會及各地分會，並四處逮捕丶暗殺處委會有關人士。至此，處委會居中調和丶建言的任務宣告終結，原以為官方誠心誠意與民眾和平解決此事件，那想到陳儀大玩兩手策略，一方面與處委會妥協和談，一方面卻急電中央派兵鎮壓，並派出特務擾亂時局 ，以利鎮壓丶搜捕民眾之藉口。】(詳請參閲第060頁第11行)

【二二八事件在國民政府的鎮壓與安撫中落幕。但此一事件⋯，不但打擊臺人心理，導致長期對政治的恐懼與冷漠；造成精英斷層；影響地方政治生態；而且利用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民主政治發展；加深族群隔閡，不利臺灣文化發展。】(詳請參閱第077頁第2行)

【在此事件前後，政府採取粗暴的武裝鎮壓，以公開或私下槍決的手段報復臺人抗爭行為，尤其是軍警在街上無情掃射開槍，造成大量無辜傷亡。】(詳請參閱第078頁第2行)

【經此事件，民眾原本對政治充滿熱情，卻遭政府壓制摧殘，嚴重打擊臺灣人民心理，產生對政治的不信任感，以及恐懼與冷漠，使許多經歷浩刼的人們絶口不提二二八事件，甚至勸誡其子弟遠離政治是非圈。】(詳請參閱第078頁第7行)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陳儀及其軍警人員即開始有計畫地逮捕臺灣社會精英，許多地方士紳或知識份子紛紛遭到暗殺或寃死獄中。例如省議員王添灯，因為時常針砭時政和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為當局所忌而被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飛命衛兵在其身上淋汽油，點火燒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任臺大教授的林茂生⋯被情治人員帶走，從此一去不回；臺灣本土金融鉅子、創辦人陳炘，⋯在病榻中被刑警帶走一，不知下落為何；⋯其他像省教育處副處長、擔任《人民導報》社長的宋斐如，⋯楊元丁，⋯郭章垣，⋯李瑞漢及其律師弟弟李瑞峯，⋯阮朝日，⋯吳金錬，⋯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王育霖，⋯林連宗等其他無數的全省各地精英們，都遭無情的捕殺，至今下落不明。】(詳請參閱第081頁第11行至第083頁第7行)

【著名畫家、嘉義市參議員陳澄波，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鈵欽、何麟等人，因赴水上機場交涉和平事宜，卻遭逮捕於嘉義火車站前公開槍決；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於事件中勸阻青年抗爭行動，竟遭士兵逮捕，受到酷刑屠殺；制憲國大代表、花蓮縣參議長張七郎，以及兩個兒子張宗仁、張果仁，無故被捕，亦慘遭殺害；】(詳請參閱第081頁第19行至第082頁第6行)

【上述臺灣精英受難日期，詳參表三「二二八事件臺灣精英受難一覽表」。】(詳請參閱第083頁第9行)

【臺北市的26位參議員中，有19位被當局列為事件的「主動及附從者」，而其中有4位被謀殺、7位遭監禁；當時代表臺灣最高民意機關的省參議會，總計30個參議員中，有6位參議員慘遭殺害、5位則被通緝與監禁。】(詳請參閱第085頁第2行)

【然而，填補這些空缺的，卻是一批依附當局的政治新貴。這些人是一群全新的、過去毫無政治經驗和政治地位，卻在當局的庇佑下，經由地方選舉或行政管道而慢慢崛起。這些人的出現，不僅取代了傳統地方精英的社會地位，也壟斷地方政治勢權力和經濟資源，改變地方原有的政治生態。】(詳請參閱第086頁第1行)

【因而在二二八事件時，當局除大力削減本土勢力，造成本土精英斷層外，也進行國民黨團內的派系鬥爭。】(詳請參閱第087頁第4行)

【由於日治時期臺灣士紳或知識份子，在日人統治下也逐漸發展自己在地方上勢力範圍，如再加上國民黨各派系的情形，可以說在戰後初期，國民黨在臺灣的發展仍處於不穏定且分散、各方制衡競爭的局面。】(詳請參閱第087頁第16行)

【國民黨在有效地臺灣政治、經濟與軍事資源下，進而奠定長期一黨獨大的政治局面。然而，由於長期一黨專政甚久，在內部保守且逐漸腐敗下，也造成若干弊端，阻礙臺灣民主政治的發展。】(詳請參閱第088頁第11頁)

【評述】

台北市省參議員王添灯之死，傳說不一，至今仍是個謎！是否確被憲兵從其府上逮捕？又帶往何處？是否真【在其身上淋汽油，點火燒死】，迄未發現任何具體事證！臺大林茂生教授，是否真被【刑警帶走】，帶往何處？為何不能從【刑警】處查明下落？又嘉義陳澄坡、陳復志、潘木枝、盧鈵欽與何麟等人遭逮捕並【公開槍決】之「動機」與「藉口」為何？是否合法、合理又合情？岡山牧師蕭朝金遭【士兵逮捕，受到酷刑屠殺」，以及【花蓮縣參議長張七郎，以及兩個兒子張宗仁、張果仁，無故被捕，亦慘遭殺害】，軍警之「動機」與「藉口」為何？都應該先行設法查明其情，才可據以評斷其是非，允不宜以【無故被捕，亦慘遭殺害】或【遭受無情的捕殺】等瞹眜字眼混淆視聽！

所述臺灣精英有被【點火燒死】者、有【被情治人員帶走，從此一去不回】者丶有【被刑警帶走，不知下落為何】者、有【遭逮捕⋯公開槍決】者、有【竟遭士兵逮捕，受到酷刑屠殺】者、有【無故被捕，亦慘遭殺害】者，也有【都遭受無情的捕殺，至今下落不明】者，其中被【燒死】、【公開槍決】、【屠殺】、【殺害】或【捕殺】者，既有目擊者，又有正確【受難日期】，應該較易找到「死者遺體」；至於【被情治人員帶走，從此一去】者以及【被刑警帶走，不知下落為何】者，應該只知「被帶走或失蹤日期」，如何得知其【受難日期】？

「二二八事件臺灣精英受難一覽表」(第083頁第9行)係李筱峰教授之大作，該表中列有失蹤人士王添灯、林茂生等人之【受難日期】，渠等既是【失蹤，下落不明】，何來【受難日期】？引據時未慎加查證，未免予人「草率」口實！

軍警負有保國衛民責任與義務，國家遭逢侵略顛覆，人民性命受到侵犯威脅時，軍警自應挺身捍衛，不容坐視不顧，因此軍警「捕殺」嫌犯，未必全屬非法或違法，也未必全無其正當性。政府及歷史學者都有責任，也應有能力，先去查明軍警「捕殺」嫌犯之確實動機、藉口及經過情形，而後據以正確評斷其是非對錯，不應冒然使用【四處逮捕、暗殺】、【採取粗暴的武裝鎮壓，以公開或私下的手段槍決報復】、【遭到暗殺或寃死獄中】、【遭士兵逮捕，受到酷刑屠殺】、【無故被捕，亦慘遭殺害】、【有4位被謀殺】、或【遭受無情的捕殺等】字眼，以免混淆視聽，貽人「信口開河」之譏！

陳儀為是臺灣省行政長官，負有守彊護土，捍衛人民生命財產之重責大任。二二八事件期間，陳氏一方面與處委會協商，謀求平息暴亂，另一方面電告中央，請求派兵支援，以防萬一，都是極其平常又普通之作法。軍隊固有「攻擊殺敵」之效用，但更重要的則是「嚇阻」之功能！請求派兵來臺，並非一定要「殺人」，但是國軍抵達後，面對台中「二二七部隊」在埔里、日月潭等地之【襲擊】、嘉義「民軍」【攻撃】水上機場、雲林「民軍」【包圍】虎尾機場，以及高雄【部分青年欲攻擊要塞司令部】，甚至【曾遭高雄地方中學畢業生率領學生開槍阻擋】等橫逆情形，難道只能坐以待斃，不可予以還撃嗎？

十五、日據時代日本政府推動日語教學，日文報紙雜誌風行，理所當然；同樣地，臺灣光復回歸祖國後，國民政府為增進彼此溝通，推行中文國語教學，禁止方言，豈可厚非？

【在日本戰敗投降後，臺灣人重回到「祖國」的懷抱，半世紀以來的辛酸心情驅使他們歡欣鼓舞，從張燈結綵，列隊歡迎祖國軍隊的熱閙場面，到人人爭相學習北京話，、參加各種政治團體等學習活動，無不證明當時臺灣人滿心歡喜迎接祖國人士的到來。不過，因彼此生活習慣、文化思想的不同，以及部分來臺軍警的惡劣行為，讓臺灣人對「祖國」人士的幻想與好感破滅。】(詳請參閱第091頁第3行)

【然而彼此間的誤解與對立所引發的二二八事件，卻不因事件的結束而平復，反而讓族群之間的隔閡更加深化與持續，影響臺灣社會文化的正常。尤其是事件後臺灣社會精英遭到當局迫害與打擊而日漸凋零，不但削弱政治影響的力量，也造成臺灣文化傳承的斷層。再加上中央政府撤退來臺，為營造政權的的正統化，乃強力灌輸中國文化，使得整個社會充斥著大中國影子，臺灣本土文化遭到漠視而邊緣化。】(詳請參閱第091頁第18行)

【當局強制性交地推行國語，藉此壓抑本土語言並貶抑其價值，使得「臺灣的小孩在學校不准使用臺語交談，如果稍有疏忽，無意講了兩句，便要受到處罰」，影響日後有些臺北市臺籍的學生，尤其是中學女生，不願意講臺語，特別是在公共場合，她們認為講臺語「沒有氣質」、「低水準一點」。】(詳請參閱第092頁第5行)

【自二二八事件後至1957年，臺灣正處於所謂「白色恐怖時代」，他(作家張文環)不但未發表任何作品，也誓死不學習中文與北京語。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從中國而來的人物與作品，例如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王藍的《藍與黑》等描述中國抗戰時的小說。】(詳請參閱第092頁第11行)

【此外，學校教育盡是中國悠久歷史與廣大地理的教學，卻少有臺灣歷史與地理的認識，因而學生只知中國對日八年抗戰，卻不曉得「二二八事件」；只知中國東北長白山，卻無法說出臺灣玉山的地理位置。凡此種種，皆肇因於國民黨統治心態的偏差與狹隘，以致當局無法廓然大公地認同臺灣文化，反而刻意拉抬中國正統意識，壓抑臺灣文化。】(詳請參閱第093頁第第2行)

【評述】

【在日本戰敗投降後，臺灣人重回到「祖國」的懷抱，半世紀以來的辛酸心情驅使他們歡欣鼓舞，從張燈結綵，列隊歡迎祖國軍隊的熱閙場面，到人人爭相學習北京話】之情況下，政府推動國語文教學，何錯之有？何況，臺灣既已光復回歸祖國懷抱，各級學校實施中國語文教學，並教授本國歷史地理文化，應是天經地義之事！

任何語文的教學都需要良好的學習環境，當時各級學校推行國語文教學，嚴禁學生在校內使用各種「方言」，並不只是禁止臺語 ，何況並未曾禁止在校外或家裏使用方言（事實上也不可能），因此，自無所謂【藉此壓抑本土語言並貶抑其價值】之故意或惡意！至於【臺灣的小孩在學校不准使用臺語交談，如果稍有疏忽，無意講了兩句，便要受到處罰】乙節，固然欠當，但應純屬學校或教師之偏差作為，而非政府之本意！此外，【有些臺北市臺籍的學生，尤其是中學女生，不願意講臺語，特別是在公共場合，她們認為講臺語「沒有氣質」、「低水準一點」】等節，乃學生個人之偏差行為，怎可怪罪政府、學校或教師？

臺灣光復後，政府推動國語文教學，中文報紙與雜誌風行，正如日據時代日文報紙與雜誌應運而生一樣，純屬自然且平常之現象，【他(作家張文環)不但未發表任何作品，也誓死不學習中文與北京語】乙節，也應係其個人之意志作為；至於【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從中國而來的人物與作品，例如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王藍的《藍與黑》等描述中國抗戰時的小說】，則是當時社會風氣和市場供需之調節，應皆非出於政府之干預！

臺灣既已回歸祖國懷抱，二二八事件又因【彼此間的誤解與對立】而發生，加強臺灣同胞，尤其是青少年學生對【中國悠久歷史與廣大地理】之認識，自有其必要！至於【少有臺灣歷史與地理的認識，因而學生只知中國對日八年抗戰，卻不曉得「二二八事件」；只知中國東北長白山，卻無法說出臺灣玉山的地理位置】等節，純係課程設計之缺失，應非【皆肇因於國民黨統治心態的偏差與狹隘】或【當局無法廓然大公地認同臺灣文化，反而刻意拉抬中國正統意識，壓抑臺灣文化】所致！又當時各級學校雖未特別加強臺灣歷史地之教學，但亦未曾禁止學生對臺灣史地文化之閱讀或鑽研！何況，當時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才僅一年四個月，政經百事待舉，初始使用之語文及史地教材，很可能皆是抄襲自大陸教本，而未及時加以修改，更何況臺灣只是全國三十五個行省之一，除非各級學校另開臺灣史地課程，否則有關中國史地之教學，必難符合比例原則！因此所稱【中央政府撤退來臺，為營造政權的的正統化，乃強力灌輸中國文化，使得整個社會充斥著大中國影子，臺灣本土文化遭到漠視而邊緣化】乙節，殊難令人接受信服！不知日據時代曾否特別或著重有關臺灣史地文化之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