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灣生回家》作者田中實加被爆不是日本人，而遭到連串批判，甚至出版社也被批作假，我心中只想到一部拍攝於1981年的電影《假如我是真的》。

活過1980年代的人應該都不陌生。《假如我是真的》原劇本作者是沙葉新，導演為王童，演員是當時青春小生譚詠麟、胡冠珍，電影主題曲由鄧麗君主唱。故事描述一個貧窮的下鄉青年，因為女朋友懷孕，回上海見面，卻遭到排擠。

不料陰錯陽差，被人誤認為是某軍方高幹子弟，於是各方人馬追捧，奉若上賓，深怕沒攀上關係。故事的結局當然是他被拆穿，在眾人的唾棄下入獄，他的女朋友羞愧自殺，他在獄中也自殺，只獄壁上留下6字：「假如我是真的」。

那故事要反諷的是一個崇官僚、尚特權、走後門、靠關係的社會。故事的最後，原著沙葉新讓受審者在法庭上說出一句話：「我錯就錯在我是個假的。假如我是真的，我真的是張老或者其他首長的兒子，那我所做的一切就將會是完全合法的。」

那麼，來看看《灣生回家》吧。田中實加本不是一個日本人，更不是灣生的後代。但她冒用這個身分，整個人彷彿比台灣人「高了一等」，不僅有了故事性，她的各種奮鬥，包括拍片過程中尋找資金、尋求協助、影片行銷、書籍行銷等，就帶有一種傳奇性，彷彿他們是日本當年的移民者留傳於台灣的、那流著日本之血的後裔。

那故事背後所隱含的意味是：日本人真愛台灣啊，不僅把台灣當成了殖民地，還當成朝思暮想的故鄉，所以他們叫「灣生」。那種「愛台灣」的意識，於是如《海角七號》裡，那一堆永遠無法到達的信一般，堆積著一個離去的殖民者，對他失去的殖民地的永遠的懸念。然而，真實的台灣，卻如恆春的老婆婆，成為永久被遺棄的人，一個等待被愛的可憐角色。這難道不正是台灣現在的隱喻嗎？

但真相是：一個是殖民者，一個是被殖民者。二者的身分與地位，從來也未曾平等過。當年移民台灣的日本人，他們的地位與獲得的資源，從來就是數倍於台灣人，這一點，日本政府從未遺忘。

看看日本人自己的記載。1917年，適齡兒童就學率，日本人是92.03%，而台灣本島人是6.64%；到了1935年，也就是統治台灣40年之後，日本兒童就學率已經達到99.26%，而台灣本島人只有41.10%。什麼是不平等？什麼是二等公民？這還需要解釋嗎？

更不必說1930年之後，殖民政府對台灣社會運動者進行大逮捕，文化協會的知識分子、農民組合的幹部被抓進牢裡，甚至不少人硬生生被刑求致死，導致農民組合的幹部在獄中舉辦追思會。

也就是這些反抗的台灣人正在獄中受難的時候，還是有人在平行的時空中，台北印著唱盤，跳著歌舞，彷彿台北是歌舞昇平的太平盛世。那就是十幾年前所出的紀錄片，名為《跳舞時代》。

我有時看著這些紀錄片，彷彿那是兩個台灣。一邊是受難受苦的庶民百姓，一邊是有錢有閒的上流社會。是的。它們都是真實的存在，但為什麼有人選擇記憶這些？有人記憶那些？日據時代的歷史記憶，為何如此斷裂、如此破碎？這樣歌頌著日本殖民者的功德，甚至還重建日本神社，要如何對得起當年為了捍衛自己的傳統信仰、祖宗牌位而奮然對抗日本神道的先人？

那些死於日本人獄中的農民運動青年，難道就不如一個移民來台的灣生？有這樣甘於懷念二等公民、懷念軍國主義統治時代的成年人，那麼，高中生要把納粹當偶像裝扮，有什麼可訝異的？

回到田中實加吧，她只是一個悲哀的「假日本人」，一個想當日本人想瘋了的台灣人，這樣的人，在台灣社會還少嗎？「這個國家」和這個政府，如果核災食品都想進口，那面對田中實加的「變形記」，又有什麼可駭異的？它只是一個沒擺脫二等公民意識的殖民地社會的傷痕之再現而已。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