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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斗哥】張光斗／不打不相識的天津阿姊 2017/06/27 10:25:30 聯合報 文／張光斗 https://reader.udn.com/reader/story/7044/2547810?from=udn_ch1014cate7004_pulldownmenu 聽著聽著，王姊的眼神變了，我察覺，她的眼底閃過一絲不忍及溫柔……  肇因於從小太愛看電影，才懵懂的年歲，我就立志長大後要當編劇，要拍電影。這個夢想，直到四十歲之後才逐一成真。 圖／江長芳
氣壯山河的開拔出征肇因於從小太愛看電影，才懵懂的年歲，我就立志長大後要當編劇，要拍電影。這個夢想，直到四十歲之後才逐一成真。 累積了一些編寫、製作電視劇的經驗後，我不僅毫無畏懼地挑戰連續劇的製作，還帶領團隊遠征大陸。夾雜著大陸與台灣兩地的工作人員，中間還有香港演員，此一陣仗，沒有強大的心臟，是絕對無法承擔的。 果不其然，我一開始就中招。才與電視台簽訂以美元為單位的製作合約，美元忽然應聲大跌，還沒出發就注定慘賠。好心朋友勸我，趕緊剎車，與電視台改訂合約，但是心高氣傲的我，如何拉下這層臉皮？居然就氣壯山河的開拔出征了。事後回想，我大概是自小看多了西部與戰爭電影，下意識裡，悲劇英雄已然是我最熱中扮演的角色。 這支雜牌軍裡，編劇同時在尬另一檔戲，就算我好話說盡，劇本的進度依然嚴重落後，後來他乾脆撒手不管。男主角表面上挺我，其實私心作祟，推薦給我的製片主任與導演都是他兄弟，所以一開拍，女主角就翻臉，因為劇組太偏心不說（好吃好喝的，乃至現場的電風扇都是男主角優先），導演老給她側臉，男主角幾乎全是正面特寫…… 其他的工作人員一見有縫可鑽，就頻頻出招，要漲薪的更是魚貫出現；就連來自天津的會計，也因製片主任上一檔戲的屁股沒擦乾淨，指定她要同時做帳，把她累到沒時間睡覺，竟然在製片主任的授意下，也向我要求提高薪水。 沒錯！她就是王琇慧。王姊，我們真是不打不相識。 我很火，連厚道老實的王姊都造反，簡直令我七竅生煙。她在我房間一坐下，我就哇哩哇哩地先發制人，口氣當然不好；她很沉得住氣，眼神篤定，兩頰微紅，抿著嘴，就是咬著要漲薪。我沒法子，只好將我的難處一一道出，她是會計，應該最懂組裡的明爭暗鬥。聽著聽著，王姊的眼神變了，我察覺，她的眼底閃過一絲不忍及溫柔。 拍完了戲，我得將拍攝好的帶子運回台灣剪接，但忽然風聲緊張起來，聽說海關託人都不見得有用，搞不好帶子會被扣押沒收。平時自稱很有辦法的製片主任此時不吭氣了，我一時間也不知如何是好。 此刻，王姊跳了出來，義氣地說她的外甥在天津也是製片人，各方面的關係都不錯，她找他來想辦法。結果，王姊的外甥慨然相助，帶著我搭乘天津的飛機離境不說，入關前，在機場裡外奔走，跟相關人士報備，說明那兩大袋的帶子是他剛拍好的新戲，要送到香港做後製作……當我乘坐的飛機順利升空時，打轉在眼裡的淚水差一點要流出來。 記取教訓，東山再起這一檔戲我賠慘了，一千六百萬新台幣的紅字，將台北辦公室與台中老家的房子都抵押給銀行了。 記取教訓後，我試圖東山再起，第一件事情，就是將王姊延攬到劇組裡，依然幫我管理財務。 上一檔戲，男主角在電視台主管面前吃得開，力保我接戲，衝著這一點，他後來可以對我不仁，我卻無法對他不義，他推薦的人，我只能容忍到最後。這一次，大陸的燈光師牽線，與大陸的電視台連上線，唯一的條件是想做製片主任。我心想，誰不都是由第一次開始做起？慨然應允。 但是，新手上陣卻露了餡，他生性膽小，不敢獨自面對生人，不敢得罪組員，所有的人際關係都要我出面，所有的黑臉都要我扮，既要充當前鋒，還要押陣做後衛；結果，我既是製作人，也得身兼製片主任。偏偏他倒勇於內鬥，與台灣的製作助理不合，成天尋事，組裡的好事者，外加演員，逐個選邊站，山雨因此滔滔而來，山風更是席捲而下。我看勢頭不對，只好陣前斬馬謖，將他逐出劇組；在此之前，我與王姊做了深度談話。 王姊果然是明白人，她早在請款的單據中發現了各種充水瞞混的勾當，就連汽油錢都成了有心人覬覦的目標。她起先不願沾上渾水，經我再三請求，終於點頭，即刻兼任起製片主任。 她勤奮用心，親自跑去加油站溝通，阻絕弊端；導演對服裝有意見，她在深入了解後，寧願犧牲最要好的同鄉同事，也要顧全導演的喜惡，將問題化小，小事化無。雖然金錢的出入、帳目整理的工作繁重異常，王姊沒有喊累過，她原則堅守，樣樣顧全；除非必要，絕不敲我房門，讓我專心盯劇本，抓進度。就算背後有人批評她是漢奸，幫著台灣人來治大陸人，她不但不為所動，還毅然放話：「製作人飄洋過海來拍戲，無非是想賺點錢，做檔好戲；大家聚在一起，共同為完成一件事努力，沒人舉槍強迫，都是自願的。老闆時間一到就發薪水，沒有苛扣一分錢，這樣的老闆哪裡找？」 後來，我們轉景點，由蘇州揮師上海，她一樣不讓我操心，沒出一點差錯；距離預定拍攝的時間還沒到，全劇就殺青了。 王姊的老公與我同姓，在王姊口中，我們都是張先生。王姊的張先生久為病痛纏身，我在大陸拍攝第三部戲時，王姊自然是製片主任的第一人選，但是為了照顧她的張先生，最後還是婉拒了我的死攪蠻纏。張先生七年前病故，王姊沒有一點遺憾，她說雖然萬分不捨，可她沒有辜負這一生與張先生的夫妻情緣。 我與王姊就此結成莫逆。天津大爆炸，我急著找她問平安；台灣鬧地震水災，她也擔心我與家人的安危。如今，王姊在天津專心帶著她的小孫子。小孫子三歲開始學習書法，在王姊全力栽培下，已然揮就出驚人的成績，行書隸書草書樣樣精采，無法置信是十一歲小童的功力。 五月，我由北京轉天津，探視王姊一家。從進門開始，就是水餃伺候；然後是各種新鮮水果、酒水、精緻的館子……晚上不讓我住旅店，硬要兒子睡客廳，將臥房騰給我；就算次日告辭前都在家中，她與另一位曾一同共事的田姊，也整治出一桌的菜，讓我滿腹而歸。唯一遭我嘮叨的是伴手禮太多了，天津麻花、各式乾果，拎都拎不動，差點讓我的五十肩毛病復發。 天津，我真的不熟悉，根本沒有看真切過，但因為有了王姊這位長我四歲的阿姊在，我對天津是有份真感情的。
李清志／橋下大叔的城市改造 2017-06-25 02:02聯合報 李清志 https://udn.com/news/story/7340/2544748?from=udn_ch2cate6643sub7340_pulldownmenu 從谷歌地圖上觀察，台北市區有兩條巨大動脈，市民大道與新生高架，在這兩條高架動脈的交接處底部，最近湧現強大的活力與能量，令人好奇想一探究竟。 那是個充滿負能量的空間，是兩座巨大高架橋交叉通過的地方，有如蝙蝠俠電影裡的黑暗高譚市，是都市黑暗的角落，同時也是兩三天就會發生車禍的意外頻繁地帶；對許多人而言，會認為這裡的風水很差，磁場很怪異，根本是個不祥之地，之前開的店，不論是便當店或是檳榔店，都開不了多久就關門大吉。 但是橋下大叔徐政瑋卻與大家的眼光不同，他對這座位於高架橋下的怪異建築情有獨鍾，說起這棟二層樓的小房子，原本應該是座完整、規模不小的房子，但是在新生北路高架橋與市民大道高架橋的拓寬興建下，整座建築被切割成奇形怪狀的造型，整座建築幾乎沒有一面牆是方正垂直的，是一棟典型的畸零屋。 在一般仲介的眼中，這是令人嫌棄的物件！但是在橋下大叔眼中，這座畸零屋卻有如一顆未經雕琢的鑽石，充滿著閃亮的價值。不可否認地，這座位於兩座高架橋下怪異建築，本身就有強烈的能量，吸引著周遭人們的目光，所有開車經過這個路口的人，很難不注意這座建築，這也是橋下大叔選擇這裡開店的理由。 事實上，這些被切割零碎的城市空間，有時候經常是都市中最具活力的地帶；以紐約市為例，曼哈頓地區街道方正整齊，只有百老匯大道是歪斜穿過市區，那些百老匯大道切割出的畸零地，反而是整個城市最有能量的地方，不論是時代廣場、熨斗大樓（Flatiron Building），亦或是哥倫布圓環等大小空間，都是最引人矚目，最具有磁吸能量的地方，可以說整個紐約活力都聚焦在這些城市節點上。 橋下大叔似乎具有偵測城市磁場能量的敏感能力（他以前開的「閑隅」咖啡館也是位於巷道交錯的角落地方），他找到這個高架橋交會的奇特地點，簡單粉刷整理這棟畸零屋，塗上藍色油漆的外牆上有霓虹燈英文字樣，甚至在部分外牆開放塗鴉客自由創作，讓人感受到某種藝術能量的醞釀；店家有事沒事就開開音樂派對，反正高架橋下本來就很吵雜，沒有人會抗議音樂太吵，反而讓夜晚冷清的城市暗黑角落充滿活力！ 橋下大叔的店販賣簡單的燒肉飯、蓋飯，但是做法、擺盤卻不簡單，給人一種粗曠隨意的路邊美食概念，卻可以吸引粉領族輕熟女的喜愛；媒體雜誌紛紛下標題說，這是「大叔料理」或是「男子漢料理」，其實就是很日常的美食，讓人沒有拘束的用餐空間，甚至吃紅燒五花肉蓋飯，還可以搭配紅白酒啤酒，所以這家店面小小的畸零屋餐廳，竟常常爆滿，生意異常興隆。 市政單位的大型城市規劃建設，經常會產生許多怪異暗黑的城市角落，橋下大叔的畸零屋再生，可以說是一種都市改造的策略。利用民間自身的力量，將都市建設下，被犧牲或忽視的城市角落，重新灌注新的活力！從另一個角度觀察，這些具有創意活力的小店，就像是人體細胞的自癒系統，慢慢修補醫治城市的受損區塊，讓城市角落又重現活力。 我們的城市需要具遠見的規劃設計，同時也需要橋下大叔這樣的城市細胞，修補醫治我們的城市空間。（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鄭培凱／說茶四題（上） 2017/06/25 08:06:03 聯合報 鄭培凱https://reader.udn.com/reader/story/7048/2544409?from=udn_ch1014cate7007_pulldownmenu  說茶四題喝茶講究用水，蘇東坡被貶到海南瘴癘之地，居然雅興不減，自己在春夜去取水，而且要到江邊去取最清澈的江水…… 圖／王春子
喝茶講究用水，蘇東坡被貶到海南瘴癘之地， 居然雅興不減，自己在春夜去取水，
而且要到江邊去取最清澈的江水…… 1. 望茶興嘆玉川子盧仝（795-835），是唐代中期著名的詩人，好喝茶，後代經常把他與陸羽並稱。現代人最喜歡引用他的〈七碗茶〉一詩：「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只要是跟茶有關的物件或地方，總是用各種字體，密密麻麻印著盧仝的詩句。裝茶的茶罐上見得到，送禮的茶盒上見得到，賣茶的廣告上見得到，走進一些裝修古雅的茶室，也時常迎面而來，在牆上寫滿了這一段盧仝詩句。好像盧仝是推廣茶葉的代言人，為了鼓吹喝茶的好處，呼籲人們喝茶，專門寫了這首詩，讓賣茶的、買茶的、喝茶的都感到精神滿足，身心愉快，飄飄似神仙。其實，這是個美麗的誤會，而且大概還介入了現代商業炒作的伎倆，故意斷章取義，有意製造假象，讓人以為盧仝寫過〈七碗茶〉這麼一首詩。 盧仝從來沒寫過〈七碗茶〉這樣一首獨立成章的詩。這些詩句是他寫的沒錯，卻來自〈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是一首長詩當中的段落，不但有前後文，而且看了前後文，你就知道，他說喝茶能通仙靈的感覺，不是所要誇耀的主旨。這首長詩共分三段，第一段寫好友孟諫議送新茶給他，是早春上貢的好茶。皇帝要嘗新，老百姓就必須冒著生命危險，在驚蟄期間就上山去採茶：「聞道新年入山裡，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第二段寫的，是新茶真好喝，也就是一般人豔稱的所謂「七碗茶」。接著就有第三段：「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中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墮在顛崖受辛苦！便為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這才是全詩的主旨，說的是民間疾苦，是蒼生不得安寧，為了皇帝喝新茶，「墮在顛崖受辛苦」。 盧仝寫了一首為民請命的詩，批評皇帝老子只顧喝新茶，不管蒼生性命，是一首諷喻的好詩。怎麼到了現代人的手裡，就斬頭去尾，斷章取義，完全不顧詩人的原意了呢？這第三段雖然有點隱晦，使用詩家想像的婉轉筆法，卻也不會看不懂的。他說喝了七碗茶後，飄飄似神仙，乘風歸蓬萊仙山而去。看到仙山上的神仙無憂無慮，統治著生活在人間大地的百姓，自己地位清高，無風無雨，全然不知民間疾苦。盧仝便從送茶的孟諫議想到天下蒼生，不知何時才能安居樂業，不受官府的無情驅使。 寫官府驅使百姓冒著嚴寒，上山採茶，作為早春貢品，供朝廷在清明祭祀及宴請群臣之用，以至於民不聊生，是唐宋詩人關心民瘼的一個主題。唐宣宗時期中進士的李郢，寫過〈茶山貢焙歌〉，批評官府為了早春採茶而魚肉百姓，詩句更是凌厲，毫不留情：「春風三月貢茶時，盡逐紅旌到山裡。焙中清曉朱門開，筐箱漸見新芽來。凌煙觸露不停採，官家赤印連帖催。朝飢暮匍誰興哀，喧闐競納不盈掬。……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啖春山摧。驛騎鞭聲砉流電，半夜驅夫誰復見？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為了趕上清明宴，地方官府把老百姓驅上山，還到處打著紅旗，頗似大躍進時期改天換地的情景，表面上遍山熱火朝天，士氣昂揚，實際卻是飢寒交迫，苦不堪言。回顧唐朝貢茶的歷史，知道喝明前茶背後具體採茶的辛苦過程，讓人不勝浩嘆。 唐朝一位來到顧渚御茶園監督的官員袁高（727-786），寫了首〈茶山詩〉，把他親身目睹的早春採茶情景，描繪得歷歷在目：「黎甿輟農桑，采掇實苦辛。一夫旦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欹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心爭造化功，走挺麋鹿均。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眾工何枯槁，俯視彌傷神。」茶民的辛苦，讓他望茶興嘆，也使他彌感傷神，做出了一件值得稱頌的壯舉。他把這首〈茶山詩〉和監製的三千六百串貢茶，一道獻給了皇帝，居然還得到了朝廷的回應，減輕了貢茶的數量。 希望朋友喝明前茶的時候，也想到唐朝有這麼三位寫茶詩的正直詩人。 2. 煎茶寫詩蘇東坡喜歡喝茶，寫過大量的茶詩，抒發飲茶的樂趣，從中可以窺見詩人爽朗適意的性格，以及隨遇而安的心境。經常被人引用的一首〈汲江煎茶〉，是他晚年遭貶流放，在海南儋州寫的：「活水還須活火煎，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忽做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碗，坐聽荒城長短更。」這首詩寫得非常好，寫喝茶的過程，從自己夜裡到江邊汲水，煎茶時水乳翻騰，到空腹喝了三碗，結果睡不著覺，聽到海陬邊城長長短短的更聲。表面上文字順暢，平鋪直敘，其實運用了精妙的詩藝，融入了喝茶的典故，讓懂茶懂詩的人讀起來，感到妙趣無窮。妙在哪裡呢？我們且聽聽古人的分析。 南宋詩人楊萬里也是個愛茶之人，他認為這首詩整體而言，「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第二句「自臨釣石取深清」寫得精采至極：「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清取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指出第二句的精采，也就順理成章點出第一句「活水還須活火煎」的立意，說明了為什麼要深夜到江邊去取水。接下的三四兩句，「大瓢貯月……小勺分江」，楊萬里說，「其狀水之清美極矣，『分江』兩字，此尤難下。」 怎麼理解楊萬里的評析呢？喝茶講究用水，蘇東坡被貶到海南瘴癘之地，居然雅興不減，自己在春夜去取水，而且要到江邊去取最清澈的江水。取水用的是大瓢，不說「貯水歸春甕」，而說「貯月歸春甕」，描寫月色明媚，映照在水甕之中，好像把月亮貯入甕中，更顯得江水的清澈。回來烹茶，用小勺把甕中的水，分到茶瓶裡面，寫的不是「小勺分水」，而是「小勺分江」，把春江夜景的意象灌入了茶瓶，遣詞用字瀟灑自如，正好與「大瓢貯月」對仗工整，顯示清夜之中飲茶的詩情畫意，讓楊萬里佩服得五體投地。 對於這首詩的妙處，楊萬里還有更深刻的分析。他說，「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忽做瀉時聲」，用的是倒裝語法，「尤為詩家妙法，即杜少陵（杜甫）『紅（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也。」所以，蘇東坡寫烹茶的過程，把煎茶的色彩與聲響，都描繪了出來，卻用倒裝語法，扭轉原來平鋪直敘的「煎處已翻雪乳腳，瀉時忽做松風聲」，突出「雪乳」（茶湯沫餑的雪白色）與「松風」（水沸如松濤之聲）。一首敘述喝茶的詩，原來如平靜流動的江水，夜色澄靜，萬籟無聲，突然進入了峽谷險灘，每一個字都跳躍起來，奇峰突起，就如東坡的詩句，「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從取水的寧靜到烹茶的躍動，一首詩不但從平面變為立體，而且陡然跳了起來，的確是「字字皆奇」。 最後的結尾兩句，楊萬里也有說法：「『枯腸未易禁三碗，坐聽荒城長短更』，更翻盧仝公案，仝吃到七碗，坡不禁三碗。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這裡講的盧仝公案，指的就是盧仝名詩〈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中提到的「七碗茶」：「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蘇東坡夜裡空腹喝茶，說是喝到第三碗就支持不住了，心底大概想的是自己的文章，遠遠超過盧仝的「文字五千卷」，卻淪落到天涯海角的儋州，夜聽荒城敲響斷斷續續的更聲。 蘇東坡還寫過一首〈試院煎茶〉，其中有這樣的句子：「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繞甌飛雪輕……不用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但願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寫煎茶的程序，與〈汲江煎茶〉所述類同，說自己滿腹經綸，卻「貧病常苦飢」，雖然感慨平生事功坎坷，但是能夠喝一碗好茶，一覺睡到日頭高起，也不失為人生一樂。 從蘇東坡喝茶寫詩之中，我們看到了一種豁達人生的境界。（上）
作伙呷飯：新加坡小吃小販的故事2016/03/17 12:13:36 萬宗綸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1569171
「來！小弟，吃的包的？」（內用還是外帶的意思）菜飯大哥問我，「蒸蛋、苦瓜、雞肉、高麗菜，還有那個是什麼？」我指著一道看似油炸物的菜問，「那是Sotong（烏賊）」大哥回應我，「要滷汁嗎？」「可以幫我淋點Kari（咖哩）嗎？然後我還要一份花生小魚乾，謝謝。」 老一輩的記憶中，1950年代的新加坡也是個充滿食物味道和小販叫賣聲的城市，那樣的感官記憶，遠超過眼下集約管理的「小販中心」（Hawker Center）。早年這座島嶼仍是英國轄下的海峽殖民地時，大批湧進的移民以單身男性居多，一般的居住環境也是相當擁擠，在家開火自己做飯的可行性較低，華人食物的街頭小販開始現跡，以因應如此需求市場。 根據《作伙呷飯》（Eating Together），當年街頭販售的食物以廉價的家常菜為主，肩膀挑著扁擔，小販在路上行走以尋找顧客，或有時在熱鬧街角逗留聚集，也有一些設備較齊全的，直接推著能夠當場烹調的餐車從這一點移動到下一點，更聰明一點的，會在靠近咖啡店（kopitiam）的地方做生意，跟咖啡店老闆談好合作後，客人就能買了食物進咖啡店坐下來吃。 然而，這樣的場景卻與新加坡邁向現代化城市的道途產生衝突，殖民政府當局起初透過牌照制度試圖管理小販文化，但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小販受到這個制度管轄，其餘都是無照販賣，有牌照的跟無牌照的小販間也出現嫌隙，問題似乎沒有因此得到改善。
1950年，殖民政府成立「小販管理隊」（Hawker's Inquiry Commission），目的是要調查街頭小販對當地的各種可能影響——說白話些，就是「處理」街頭的小販文化。同年4月20日，小販管理隊的第一次公開會議就在維多利亞紀念館舉行，除了警方與市政當局之外，沒有牌照的小販也被允許出席發表意見。會中，除了討論「小販問題」的各種面向，小販管理隊也要求警方，在尚未有要求除去小販的報告發布前，警方不得對小販採取行動。 不過，小販的擔憂沒有瓦解，一名唐人街無照販售蔬菜的小販李阿秋（音譯：Lee Ah Chew）就在後續的會議中，被記錄下對政策的抱怨：每次她看見政府官員和警方前來，就像「看到鬼或是惡魔一樣」，她希望政府能夠「瞭解小販的難處」，並且「暫時停止警方對無照小販的搜捕行動」，管理隊回應警方目前只舉發造成交通堵塞的小販，並沒有全面與小販為敵，小販的建議會回報給政府作參考，但是管理隊沒有權力讓政府停止搜捕。 而每次搜捕過後，警方沒收並銷毀小販設備與存貨的做法，反掀起對行政不滿的輿論，民間也更同情這些窮困的街頭商人；此外，另一項困難，則是部分小販開始鑽營執法的灰色地帶，除了賄賂警察以外，甚至還得交付保護費給地方幫派，以求能在原地好好做生意而不被刁難。 最後，新加坡政府經過了5個月的調查，終於在1950年11月針對小販問題發布了首份報告：從城市衛生與公共健康的角度來看，「小販是一個公共麻煩（public nuisance），需要從街道上予以移除」；不過有趣的是，官方的報告並非不支持小販，在調查中，當局也特別提到了公眾輿論對小販處境的支持與同情，並承認小販確能提供新加坡本地人「低成本的飲食」因此，較好的解決方案會是持續推動牌照制度，讓小販覺得牌照是一個值得擁有的東西，並嘗試將小販從主要街道移動到後巷、停車場、閒置土地，或是專門為他們建設小販中心。 不過儘管這樣的報告發布，當時並未有強制性政策要求小販改變位置，但一些小販開始認為在有屋頂庇蔭的空間內營業也是個不錯的選擇，或是一些區域譬如森麻實道（Somerset Road，靠近現在的烏節路鬧區）的小販，主動組織並提交計畫給市議會，希望能形成被核准的市場。不過，這些自發性的改變並非一眨眼間就能完成。
▎清除小販的富國最短路徑 1965年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政府希望找尋一條最能急遽讓新加坡脫離第三世界國家的道路，淨化與綠化是政府的策略之一，這使得小販活動成為強烈衝突的存在。新加坡政府分別在1968與1969年進行了全島的小販登記，他們派出調查員日夜記錄各地小販的販售商品、營業時間與地點，結果顯示，2萬4000名的小販中，有高達1萬8000名是街頭小販，政府對這些小販發放臨時準照，接著希望能讓無照小販的數字不再增生，開始實行重置街頭小販的政策。 1972年，政府的小販管理部門從原本的健康部被整併進環境部，這時候已經有16座小販中心正在興建中，後來成為小販部門主席的吳鎮東（音譯：Goh Chin Tong）表示： 我是這樣看這件事情，更大的目標是要讓新加坡乾淨。當然，你把他們重置到合適的地方，接著健康好處就會跟著來。但是主要的原因是要如何讓新加坡乾淨。這些小販汙染了新加坡河的流域，然後老鼠就出現了，讓這城市變成像那些寮屋區一樣。所以政府就決定要蓋小販中心。
很快地，隨著社會大眾也開始對街頭小販的環境衛生表示不滿，截至1986年止，街頭小販幾乎銷聲匿跡，小販中心中的所有店主都經過環境部的發照。建屋發展局順利地蓋出一棟又一棟的組屋，居民搬了進去，組屋區旁政府也興建了小販中心，接著小販進駐。這個場景已然成為當代新加坡再熟悉不過的都市規劃。
2004年起，小販中心歸由「國家環境局」（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管理，而受其控管共有107個小販中心。當局採取眾多規則以提升小販中心的環境衛生，包含「犯規記分制度」、「食物攤檔分級制度」、「冰鮮鍊制度」、「小販中心提升計劃」等等零零總總的措施。以「犯規記分制度」來說，這是用來懲罰觸犯公共衛生法條的小販，譬如持有牌照的當事人在一年內被記達12分以上，就會被暫時吊銷牌照2個星期。 種種作法，看來似乎是現代化趨勢下合理的劇情，也是「新加坡故事」（The Singapore Story）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是沒有這樣的舉措，或也沒有今天的新加坡。不過，政府與小販間的協商卻並非總是那麼滑順美好，在當時，這些層層列管的小販政策，並不是一件大家都開心的事情。過去那樣市場叫賣的氛圍與伴隨而來的地方感，就這樣在政府事業中「被」消失掉；更進一步來說，原先小販是在政府控制之外非正式經濟中的主人翁，逍遙而自在，卻因為被收編進制度後，開始得調適自己去因應從安全法規到食物衛生檢驗的層層規範──並不是說消費者的健康與公共安全都不重要，而是在整個制度化的過程裡頭，生猛而熱鬧的都市景觀確實被犧牲拔除，成為外表上不可見、不可聞也不可聽，如此一棟又一棟的小販中心。 不過，屬於小販中心的文化也持續孕育中。配合組屋的族群混合政策，大部分小販中心也出現多族群的飲食與客人，走進小販中心，華人的菜飯（類似自助餐）、印度餐、馬來菜已是基本組成，其他像是客家食物的釀豆腐（Yong Tau Foo）、海南移民發明的海南雞飯（chicken rice），以及愈來愈常見的香港燒臘飯、韓式料理、日式料理、四川麻辣香鍋等等，在愈靠近鬧區的小販中心，你也很難預測老闆會是哪裡人。
新加坡地理學者Lily Kong就認為，小販中心也是新加坡社會的縮影： 鄰居在此相遇，CEO和清潔工、阿公阿嬤、初中生出現在同個空間，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亦如是。
這樣的混成，也讓種族界線分明的新加坡社會出現「第三口味」（third taste）的可能，所有族群皆沒有禁忌的食材成為創意得以萌生的中間地帶，比如符合清真標準的海南雞飯（Halal chicken rice），或是以沙嗲為底的沙嗲米粉（Satay Mee Hoon）。儘管平常來說，因為穆斯林飲食的清真需求，不是很常看見馬來人或印度穆斯林到華人店鋪消費，光是確認哪道菜沒有豬肉就要花費彼此很多時間。 至於「新加坡不可不吃的十大美味小販中心」這類的封號，也開始在旅遊文宣出現，幾乎整天都能見到人在吃飯、牆上電視播著家和萬事興的小販中心，已融入新加坡市井生活中的小販中心，其功過優缺，或許也愈來愈難黑白分明地攤開檢視。
保母國家新加坡：嚼口香糖，真的會被鞭刑？2017/03/24 18:43:42 萬宗綸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2362826 在新加坡的幾百個日子裡頭，有個名為「算命先生說我會在新加坡發光發熱」的臉書粉絲專頁總能讓我捧腹大笑，經營專頁的是個在新加坡臉書公司上班的台灣女生。有一次，她拍了一張她從台灣帶了大批口香糖進獅城的照片，讓網友們感到相當震驚—— 新加坡不是不能吃口香糖嗎？ 根據李光耀的回憶錄，當他還是總理時他發現口香糖造成非常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有人會用嚼過的口香糖去黏住信箱口、鑰匙孔，甚至是電梯按鈕，那時候是1980年代，新加坡正大量興建高層組屋，口香糖這種東西的特性，讓原本象徵新加坡走向現代化與完美國家的工程，變得骯髒不堪。甚至在地下鐵系統啟用時，也曾發生過零星幾次有人將口香糖黏在車廂門的感應處，造成地鐵公司需要支付高昂的修復成本。 1992年1月，時任總理吳作棟遂而公布禁令——全國禁止販售口香糖，也不得進出口口香糖。如果違法販售口香糖，根據《食品販售法》（SALE OF FOOD ACT）第283章第56-1節，得處以兩千元新幣以下的罰款，相當於四萬八千元台幣；而若違法進出口，則可能被判二或三年以下的牢獄，或是罰款十萬（兩百四十萬台幣）或二十萬（四百八十萬台幣）以下的罰款，視詳細情況違反哪條細項而定。 1999年美國與新加坡展開貿易談判，直至2003年的最後階段，兩項仍待解決的議題就是伊拉克戰爭與口香糖禁令。最終，新加坡允許開放醫療用途的口香糖進口，在符合醫藥法規的規範下，由牙醫師或藥師提供給病人。 換言之，新加坡從來沒有禁止過在其境內嚼食口香糖。而通常小量攜進新加坡的個人用途口香糖，也不會被海關禁止攜帶。
李光耀在2000年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時，曾不諱言地告訴記者，新加坡就是一個保姆國度（nanny state），政府管制一切生活周遭的大小事，從幾歲結婚到買賣口香糖都要管， 但是結果是比起三十年以前我們活得更好、活在一個更宜居的地方。
走在新加坡的觀光市集裡頭，一些紀念品就直接以"Singapore is a fine city"為主題，挪用了"fine"的雙關，既表示良好、也表示開罰。新加坡的好，是建立在政府全面性的規範之下。 如果仔細查看新加坡路邊架設的禁止標誌，有時還真會嚇一跳。譬如地鐵站內不准抽菸、不准飲食、不准攜帶榴槤、不准溜滑板、不准溜冰、不准玩滑板車……琳瑯滿目的「不准」，不禁令人好奇到底執法狀況如何，抑或是說說而已？ 若你離開新加坡灣區，走到中部老城區或是更西部的地區，便會發現一樣有老人家隨地吐痰、有人亂丟菸蒂，或是路上隨處可見垃圾。其實新加坡的執法並非那麼嚴格，而大多是仰賴「檢舉」，新加坡人說：「法律寫那麼多只是要告訴大家做什麼事都要尊重彼此、想到別人。」 根據教育學者左林（Levan Lim）的觀察註1，新加坡人習慣「被動」，在新加坡的社會中，人們需習慣遵循明確的規則跟界線。因此，由政府來訂定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變得相當重要。當然，這也許是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 換言之，這是一個建立在互相尊重之上的社會，如果沒有人特意去檢舉你，也不會有台灣民間流傳的——「一嚼口香糖就被抓去鞭刑」。更何況本來就可以嚼口香糖。
「保姆國家」又被學者稱作「父輩領導」（father leadership）註2。類比上來說，政府宛如父親，駕駛著這一輛名為新加坡的車，父親在過去總是把方向盤操控得很好，乘客們也很樂於信任父親的駕駛技術與方向感。不過，當父親希望家庭成員們一起選擇行車路線時，問題就來了。 新加坡社會像是一個在工作上班的成人，但是仍然和家長住在一起。仍然有人煮飯給他吃、有人幫他繳帳單。因為打從新加坡獨立以來，幾乎新加坡政府包辦了一切，從住宅到公積金註3如何使用，都是如此。 但有時候這種包辦也挺可怕的，大抵上人們都會說新加坡是一座不斷在建造中的城市。有時候忽然之間街角巷弄就多了一個工程，但是很少人知道那個工程是在做什麼，有一天突然就做好了，原來是把公車站升級、把舊座椅換新，或是蓋了一個新的社區活動中心。反正政府提供的，就去使用就行了。 正是這個包裝在現代化工程說詞背後的大小工程，讓新加坡從甘榜快速成為組屋森林。同樣的手段，發生在政府說要重建組屋、就重建組屋，組屋裡頭的居民只得接受政府的安排，到別的地方去住。 新加坡政府每每頒布都市計畫，就是一整區的大改造，然而居民鮮少能夠反抗，或是舉手說不。 這個政府很惡劣的，說要拆掉你的房子就拆掉的，不需要溝通，也沒有要跟你溝通的。
我坐在回家的143巴士上，一位老伯跟一個中國留學生解釋道。
不過由於推出的都市計畫總是很漂亮，充滿著華麗的進步想像，贊成的人總是比反對的人多。 又比如說新加坡最老的生態園區——裕廊鳥園（Jurong Bird Park），在1971年開幕，當時政府認為要豢養老虎大象等大型動物過於昂貴，所以決定先建一個鳥園，而非動物園。因為，養鳥實在便宜得多了。 我因為朋友有免費的入場參觀券而有幸拜訪，這是一個很受在地人與外國觀光客歡迎的鳥園。不過，它即將要搬走了。最快在2020年，鳥園將會遷至新加坡北部的萬禮（Mandai）地區，與一個規劃中的熱帶雨林公園聯合成一個園區，這會比較靠近現在的動物園和河川生態園，而原本在裕廊的這塊地就會歸還給政府。 也就是說，新加坡中部將成為一個巨大的生態觀光樂園，這聽起來很令人振奮。 不過即將成為鳥園新場址的那塊地，本來是荒野一片嗎？當然不是。那裡原先是一個鳥類保護區，繁殖外國鳥種以供國內外的鳥類專家與學術工作者參訪，這個1994年開幕至今的鳥類保護區，面臨了政府要收回土地的窘境。 創辦人之一的張先生，現齡73歲，他感到十分錯愕，他對亞洲新聞台記者說：「這裡被規劃成農業科技園區，所以我想說我們應該很安全。我讀到萬禮的新規劃時，我覺得我們的保護區應該會和他們很合。」 政府執意要收回土地，以建設他們能夠促進觀光業的生態樂園。最終的協商結果是，鳥類保護區將要移至另一個只有一半大小的土地。然而那裡容不下多達三千隻的禽鳥，張先生必須得尋求國外買家，找尋是否有人能夠照顧好他的鳥兒們。
資深的媒體人、也是前南洋理工大學的副教授喬治（Cherian George），曾將新加坡比喻為一個「空調國度」（air-conditioned nation），意指新加坡的一切都彷彿由新加坡政府這個中央空調來調配設定著。 喬治在2000年前後指出，新加坡極權式的規劃勢必會在接下來的十個年頭中顯得不合時宜，新加坡需要「新政治」。他的專書《新加坡：一個空調國度》中，引述了李光耀被記者問到「最偉大的科學發明是什麼？」時，回答「空調」的這段對話—— 因為如果沒有空調，熱帶工人工作時間會大大縮短，新加坡的生產力亦會下降。從歷史上來看，偉大的文明發展於氣候溫和涼爽的地區。
喬治寫道，大部分歷史學家絕對不會同意李光耀的空調說。李光耀曾談及自己從英國留學歸國時，對於新加坡悶熱氣候的不習慣。喬治懷疑，如果當年沒有了空調，李光耀是否仍能展開他的「新加坡故事」註4？他說，李光耀的一席言論，講述著他對於新加坡炎熱氣候的執著，也透漏著似乎他自己從未將自己當成屬於這裡的人，而是一個來自北方的、那樣氣候溫和的人，受限於這座島嶼之上。
這個被中國人戲稱為「李家坡」的國度，對於喬治而言，是他的國家，但顯得既熟悉又陌生。李光耀曾經說過：「人民想要的是能夠提升生活品質、降低生活成本的政府」，而非需要一種「高尚的政治原則」——比如「民主」。 2009年，南洋理工大學拒絕了喬治的「終身聘書」申請，他被告知他的批判寫作「被認為」將會對於南洋理工大學的未來造成「名譽上的危機」。 接下來2009年至2012年間的數次年度評鑑中，喬治聲稱他從未被點出有任何研究或教學上的缺點，反而是學校方面建議他去「多與政府接觸」，或是「調到南大中比起新聞教育較不政治敏感的系所。」 最後，喬治被逼著離開南洋理工大學，現正在香港浸會大學任教。2014年12月，南洋理工大學校長接受《海峽時報》採訪，指出喬治的離開，是因為「他的學術能力不足，而非政治原因。」 ※ 本文摘自《安娣，給我一份摻摻!透視進擊的小國 新加坡》（遠足，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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