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 9 月 1 日 ，中華民國誕生了第一個記者節。迄至今日，這個「良心志業」足足過了 77 歲之久。

當初為什麼把這個日子， 9 月 1 日 訂為「記者節」，時代雖不遙遠，但文字漫漶，印墨已失，久隔已不復記憶。但有一句話，是可以確定的，也是時下廣播新聞系的老師必會朗朗上口的。

「讀書人辦報救國。」

果然詳加考證這話的來源，不但可往前推到民國初年，還可上溯至光緒年間的上海「申報」。

「中國人要有自己的報紙。」

這種面對「西夷東漸」，中國人應當奮發自強的求知若渴，讓「申報」有了一個替庶民百姓出口惡氣的窗口，也是當年那批腦後掛著長辮的前輩記者最輝煌的年代。

滿清末年所發生駭人聽聞的最大疑案──「楊乃武與小白菜」，申報足足持續報導了整整 3 年之久，不但讓案中男女主角的冤枉，得以昭雪，也為全國百姓揭發了此案搞到最後，竟變成朝廷新舊兩派勢力的政治鬥爭經過。

這種追求真相，不畏各方壓力的勇氣和智慧，從此成為後來報業的先鋒和典範。以此等到溥儀退位後的民國初年，面對北方軍閥的蠶食和割據，不管是主張中體西用或西體中用的儒林士人，開始認真的把目光轉向媒體這一行業。

「讀書人要有辦報救國的志氣。」

「辦報是志業，不是養家糊口的工作。」

於是歷經北伐，逮至民國 22 年的 1933 年，媒體從業人員終於有了自己的節日，更在 10 年後復經國民政府追認同意頒訂 9 月 1 日 為「記者節」。其間的奮鬥與艱辛，真要細究，恐怕不是區區這篇短文所可承載的。

然而，從前媒體先進的志氣昂揚與為民為國的不辭辛勞，試問，如今又有哪個媒體人會銘之在心，不敢或忘的？

以前，把辦報和進入媒體這一行業服務，視為是畢生光榮的豪氣，爾今安在哉？是不是變成──「辦報求名利，跑新聞都是為五斗米而折腰」？

如果有人對我的話大不以為然的，請看看補教名師高國華的誹聞案，足足折騰了我們多久？

長達兩個星期之久！

然則高國華，何許人也？不過就是一個補習班的老板，他的婚外情與全國民眾有何相關，竟然可以從「社會新聞」跨界到「影藝新聞」去，硬是「謀殺」讀者觀眾整整 14 天的目光和心力。

這就結束了嗎？走著瞧。

低 IQ 的媒體，造就低智能的記者，從此讓整個社會邁入集體理盲濫情的年代。

可要是有哪個見義勇為的民眾打電話去媒體抗議，只會被他們嗆聲以對。

「人民有知的權利！」

這話好不好笑？好笑就好笑在，明明這句話的原始意涵，是來自我們對媒體的最基本要求，可如今卻搖身一變成為他們的擋箭牌。

可這還算是有水準的卸責之辭，不然，請聽聽那些宣稱自己是資深媒體記者出身的政論名嘴如陳揮文、黃創夏等人的反嗆之辭。

「媒體只報導事實、評論事實，沒有義務發掘真相，那是政府的責任。」

請問，這還能不是一句典型的蠢話嗎？

原因在，如今的媒體所刊登或播報的都僅止於「新聞事件的表象」，這和「新聞事件的基本事實」，每每有天地懸殊之遙，遑論真相的可以水落石出。這也正是為什麼任何具爭議性的各種新聞，不論是政治、社會，乃至演藝八卦，到了最後都會淪為羅生門的主要原因。

所以，政論名嘴的鬼扯可以休矣，一個對閱聽大眾負責任的媒體，理應是──

「身為記者，我們有報導真相的義務，而不是以停留於事件的表皮層次為滿足。」

然則，時至今日，還有哪家媒體能夠牢記這段記者的標竿和圭臬的？

正因如此，我們還能不產生底下的疑問嗎？──真正需要改革、改造的，恐怕是所有的大眾傳媒吧？最荒謬而可見的，不管是平面或電子媒體，都很喜歡對馬政府做民調，以之力拼收視和閱聽率，但就沒有一家傳媒敢詢問民眾，他們還有多少可信度？

美國人倒是敢的。

就在約莫一個月前，著名的蓋洛普調查發現，只有 25% 的美國人民對報業有信心，至於對電視新聞的可信度則只剩下 22% 。換言之，每 4 個美國人中，至少有 3 個是對他們傳媒嗤之以鼻的。

如此的不信賴，以及網路資訊無孔不入的大舉入侵，也終於導致一度和《時代雜誌》並駕齊驅的《新聞周刊》，被代表資方的《華盛頓郵報》以美金一元的代價售出。

美國人敢，咱們的大眾傳媒敢不敢調查自己在民眾的心目中，還剩下多少可信度和滿意度呢？

今年 3 月吧，《讀者文摘》倒是報導了，說是政論名嘴的可信度，還遠不如「性工作者」的排名在前。其中不言自明，也包含媒體在內吧？

時逢今日記者節，讓我們觀察有哪家媒體會不要臉的慶祝這個節日，因為這一天所代表的，是他們的恥辱，他們太愧對昔年為這一行打下一片榮耀天地的記者先輩了。

讓我們嚴正以告，別搞錯了，我們有知的權利，斷無知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