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院三法官涉集體收賄，震下了司法院長，顯示的是台灣司法問題已嚴重到不容矇眼不看的地步。這一把司法之火，如從結構角度而論，並非無跡可循。限於篇幅，除筆者在二年前所寫的〈馬總統的司法考卷〉的文章外，筆者想挑出二點來檢視，一是我們的法學教育出了問題；二是制度的不完備，讓司法人員有不受監督濫權的空間。
    　在法學教育的問題上，問題非常多也非常複雜，其一是考試主義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我國法律養成制度，一直無法脫離考試主義的主導，對法律專業人員（法官、檢察官、或律師）的資格審定與國家任用，都是以考試做為篩選的關卡，法律人無不以通過國家考試為務，也因此連帶形塑考試領導教學的大學教育病態。
    　然而考試受限於考試技術，終究只能考驗學生機械性的反應，卻測不出法律人最需要的素質｜正義感與理想性。要完全打破考試主義對法學教育的影響，有其難度，要如何匯集看法、找出共識並付諸行動，需要民間與政府一起攜手。當然，考試主義只是其一，其他如過度強調實證主義式的法學教育，容易形塑工匠式的法律人，僵化並脫離現實的教授升等制度，都是有待思慮的教育問題。
    　第二則是欠缺對司法人員（包括檢察官）的制衡機制。「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敗」這句話通常被用來形容掌握行政權的政治領袖，但實際上，這句話不僅對政治人物適用，它對任何人都適用，包括司法人員。
    　筆者認為，台灣的司法，特別是法院體系，應該已能走出政治的影響，堪稱「獨立」，因此，法官的獨立性在台灣，就算不一定到一百分，也應該有九十分以上的高標。然而這樣的「獨立性」卻引起了另一種結構性的致命點，那就是太獨立的結果，使得法官失去了他律的約制，而成為失去監督、或欠缺品質的怪獸。
    　台灣的法官，幾乎沒有退場機制可言，一部《法官法》想要納入法官退場機制，就在各方利益角力下，一躺廿多年。除非罪證確鑿的涉及刑事犯罪被定罪，其他離譜的失職怠惰法官，除了少數極端離譜的個案，幾乎不具備有效的機制可以懲處並勒令其退場。
    　從人性言，倘若我們沒有一個對於司法人員輕怠職務行為的有效懲戒機制，又如何奢求司法人員忠誠於其司法職分呢？這可說是司法改革最迫切要面對的核心問題。司法獨立不是壞事，但獨立到成為不受節制的怪獸就會噬害全民，所以我們需要去尋求其間的平衡。
    　不管是法學教育、法律人文化乃至於制度改革的問題，我們其實都看到了，但下一個問題是：然後呢？該怎麼去改革改變，或者說該由誰帶頭去改革呢？容筆者不客氣的說，身為法律人總統的馬英九可說是責無旁貸。
    　馬總統本身堅持清廉，操守無慮固不必論，這次提名黃世銘出任檢察總長，揮劍肅貪也令人耳目一新；但筆者認為這樣仍不足夠，因為馬總統一人的清廉若不能化為整個政府，包括司法部門的清廉，這樣的清廉作用有限。而用對人可以讓反貪腐的力量發揮更大的擴散，但如果教育、制度等結構性問題不去改革，那麼黃世銘的寶劍也只能削去結構性貪腐的表皮，而難以擊刺其核心。而這種教育與制度的結構性改造，我們不能不將期待放在馬總統的身上，畢竟他是法律人出身的國家元首，擁有最大的改革資源，也當然要肩負起最大的改革責任。
    　筆者認為，ＥＣＦＡ簽署後的馬總統，在經濟上已交出了初步的成績單。我建議，馬總統此時更該做的是，親自召集司法改革會議與法學教育改革會議，廣泛邀請五院院長，相關部會首長如法務部長、教育部長等，還有律師公會、仲裁協會等團體，以及各大學的法學院院長，從法學教育到司法制度，進行全面體檢，研擬長久的結構性改造計畫。這樣的司法改造工程不容蹉跎，特別是在司法風紀已受到嚴重質疑的此時，總統，必須依循其高度，找出做法、凝聚共識，付諸實行。（作者為律師，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