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新生高案，將北市府秘書長由證人改被告身分傳喚到案，偵訊後諭令六十萬交保，並限制出境。

　　在法律上，後續發展不論是起訴、不起訴，法院判決是有罪、或無罪，總之，就是有法定的監督機制，來確保國家刑罰權得以適正發動，並且兼顧到當事人權益之保障。

　　但是，在政治層面，選民根本還等不到法律確定結果，就必須在十一月廿七日投票日做決定，即使，最後證明被誤導了，也完全沒有補救機會。

或許檢察官會說，檢察官只管依法辦案，至於媒體、社會大眾要如何解讀，那是社會輿論問題，他們不該管、更管不著。 表面上，這樣的說法似乎言之成理，事實上卻無法迴避以下的疑問：

　　檢察官的升遷調動，除了依期別、資歷考評以外，是不是辦過社會矚目案件，也有一定加分作用，而「選舉期間」就是動見觀瞻的最佳時機。試問，法務部或檢察總長、各級檢察長是不是有一套通盤的機制，來有效管理萬一檢察官「也趁選舉作秀」的偵查行為呢？

　　更何況，從社會心理的層次，只要把官員列作被告、甚至是起訴，本就較易搏得「摘奸發伏」的美名；相反的，在台灣劣質的選舉文化之下，不辦官員，即使原本就是清白的，也易被說成是「包庇」。

　　類此問題，檢察體系是不是已有充分反思，並提出因應對策呢？

　　此外，別忘了檢察總長黃世銘，在立法院接受同意權審查時的報告：「『提高辦案定罪率』是全力推動的重點工作。…尤其貪瀆案件之定罪率為百分之六十左右，遠低於先進國家」。

一場激烈的選舉，卻可能受到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定罪率的檢察官作為所影響，司法，還能不趕快大刀闊斧改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