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散人兄删掉了那篇文章。那篇文章主要是讲大陆人过马路时不看红绿灯，需要有人管！进而指出大陆人素质差是没有采用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需要这些海龟用驯老虎的精神来启蒙我们这些老百姓！小弟凭记忆回应下那篇文章的吧。也与兄探讨下怎么看待大陆人素质与文化问题！

第一，人们的一般素质不是靠政治制度决定的。政治制度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更不是万能的！这是常识，精英们明显引申过当！

第二，中国是一个没有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同比西方先进国家的社会环境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但纵比之前的历史，横比当代其它发展中国家，我们国民的现代素质是退步了，原地不动还是在进步？！显然在进步。

第三，中国的自身文化与客观环境决定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不可以完全比对西方的一般社会规则与文化意识。我们对一些生活里的细节不可以有求全与过度的引申：对比印度的大街上自由的牛，我们是否太没有人文的与社会学的思考与关怀？

第四，物质决定意识。当海南连汽车都少的时候我们怎么要求人民有红绿灯的观念？当中国人刚刚开始全面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里还没有真正的完成一代人的轮回的时候，我们怎么要求人们形成在城市里生活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建设？！当中国高速城市化刚刚进行了30年时，当一年前还是农民的人刚刚成为市民时，怎么可以要求人们与完成了城市化上百年的西方国家一样的建立好城市的文化规则？在乡下的时候我们见过红绿灯吗？我们国民长期在非城市里生活建立起来的自然经济的文化心理与潜意识可以一夜就消除吗？！文化与心理的稳定性是很强大的！
何况，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上，我们还远没有达到西方的水平。我们过马路的设施太少了。中国特殊的国情，人口的众多需要更多的地下过街的通道！解决这个硬体问题比讲一万句“制度”都有效！硬体不够是会形成硬体不够下的行为规范与“道德”的！那些只看西方人过马路而不看人口密度与设施的精英又能提出什么意见来！不要忘记了中国特殊的规模与较低的起点！

第五，资源的多寡会在本质上决定大多数人的行为！古语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西方的人均资源占有与历史的财富积累是很多西方人可以绅士的经济基础！没有了这个，一切的礼让就变得可疑了！中国人现在还是在遵守穷人的道德而非贵族的修养！中国很多问题是由于社会公共产品供应不够产生的。制度只是起分配的作用：虽然重要但根本上要靠发展解决！一切罪恶都因贫困而来！发展是硬道理！在一定时空背景下，对于一些不好的事情要有悲悯之心而不是去看马戏！实际上，西方由于经济下行，路上闯红绿灯的人也是非常多的！

第六，人文与社会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在中国合乎逻辑的现象不见得与西方的等同。比如由于刮痧引发的争议与吃狗肉引发的对抗！我们既要包容不同的解读也不必随之起舞！

第七，历史的哲学观是看待一些现象的标尺。当我们在历史里长期带领人类前进时，西方的生活与道德水平又怎样呢？《清明上河图》的繁华与同期的欧洲脏差的城市对比我们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同样，当清末英国人来到清朝，看到的是他们认为的野蛮与老朽。我们又要怎么解读呢？！不谈人文与哲学来说历史与社会是会陷入傲慢与偏见的！

第八，可耻的精英意识是阻碍我们进步的一个巨大障碍。那个作者用了一个驯虎的例子故作高深！其实他何尝把自己放在老虎的位置？天然的，他将自己放在了驯化员的上帝的角色里！自然的，他们把持了解释权来代表人民了！这样的“精英”一手拿鞭子一手拿肉高声说：你们要听话！这是什么狗屁的逻辑？！又是什么制度？！谁来保证不会有“驯化员的暴政”？！民粹？纳粹？陈水扁？希特勒？这个比喻实际是制度万能论与精英理性论的旧瓶罢了！他们不过是小弟以前说过的是西方优势地位的强势文化论述能力在弱势一方的投影。是一群“三苗精英”！指望他们不如指望鬼来的好！

第九，文化是制度的灵魂，而经济基础是文化的根底！这个考察人类的演进史是很清楚的。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道德；有什么样的道德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不是吗？宗教的社会就有伊斯兰的道德与伊斯兰的行为；资本主义就有资本主义的道德与资本主义的行为！

有怎样的经济基础就有怎样的文化与哲学，进而就有怎样的上层建筑！这个哲学问题不解决，就算照搬世界上最好的上层建筑都是无用的：不然就不会有企业文化是企业制度的核心一说了。制度好学，文化难求。

小弟以前用过国共两党来举过例子，现在再写在这里！所谓上层建筑形式上是一种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这是谁都可以抄的。但是背后却是这个政党的文化与哲学观，也是这个政党代表的利益阶层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参考国共近30年的斗争，如果老共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很好很有效，国民党几十年来还没有抄过去那也太小瞧人了。实际上是国民党有着相似的设计却无法有效如老共。

原因就在政党的文化与哲学观，更底层的是政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简单的说老国民党的文化与哲学观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性的东西，而其代表的利益阶层多为彼此利益有零和关系的军阀与买办。

老共总的来讲是个人是从属于组织的，而老国民党是组织从属于个人。老共就算是党内分派斗，也是在组织框架里。一旦有危及组织的事情发生，老共晓得没有了组织个人什么都不是；而老国民党是军阀与买办组织起来面对共同的敌人，大家的利益相对组织有独立性：大家都是入股的，谁都想利用组织来给自己赚钱。要是自己出钱维持组织而别人却可以少出，那么不论整体来看组织赚了多少，自己都是组织里面最亏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孟良崮国民党军整编74师3万人被围，20万国民党军3天没有推进10里。相对老共在锦州打塔山阻击战的口号：只要能守住塔山，我的部队打光了都没关系。这还要问结果吗？这不是简单的上层建筑不好，改改就好。这背后的原因还是有文化的原因，根底上还是要到经济基础上去找。

如此种种，不需多言了！

第十，最终新文化的建立与国家的发展将解决这一红绿灯的问题。小弟以前也论述过：我认为的方法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这是行之有效的，并且是加速度的。实现方法就是大力发展制造业。我们现在还在这条路上，没走完。但不必用西方现在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心理来解读大陆现在的人们。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发展阶段与文化心理。用前者的文化心理来证明后者状态下的人的行为是有问题的。当然，文化心理有相当的稳定性，这个是“双刃剑”，好的坏的都有。但总的来讲，一旦经济基础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文化心理加速渐变是肯定的。

当每个人出生时就生活在“红绿灯”下，他们自然知道怎么过红绿灯！这完全不需要那些“精英”们拿鞭子与肉来“教导”我们的政府与“启蒙”我们的人民！

第十一，中国现在最缺乏的是思想。从本质上说，思想危机才是中国改革面临的真正危机。
从表面上看，中国并不是没有思想：现在大陆知识界百家争鸣可谓热闹！
但这样的“百家争鸣”很可疑！因为各种思想并没有真正的交锋，大家各说各的话，各自寻找社会支持力量。但说“百家”是非常确切的，什么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在大行其道。
但是很多思想实际上是舶来品。有太多的人从海外进口思想，而不是从观察中国的实践来发掘和发展思想。一些人往往从概念出发，试图用苹果（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橘子（中国）和改造橘子。从本质上说，这些舶来品思想没有现实可行性。
同样，大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说的依附权势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一点倒是很“民主自由”的与西方接轨了！
我们现在缺少那种切实能够解释中国现实、改造中国现实的思想。我们现在没有了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久了！我们有的是“精英”们自私，偏执，极端与绝对化的论述与“乌托邦主义”色彩浓厚的“信念”！
襄樊散人兄删掉的那篇文章里的精英由红绿灯的个人生活素质上升到国家民族的文化与制度不就是这样的“思想“吗！仿佛一提到中国就是制度，一提到制度就是民主，一提到民主，就是多党制！似乎除了多党制，就没有其它政治途径了。同样一些极左派看到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往往想着要往回走。
这些不过是一些原教旨主义者的梦话而已！所谓“以之昏昏，使人昭昭”！可笑复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