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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隆講堂:大漢帝國的昂揚精神(4) 太史公與史學精神
2008/12/23 08:15:49瀏覽2526|回應1|推薦0

主講人:楊照 

 

一、漢書司馬遷傳。

1.    漢書《司馬遷傳》,只有兩大段內容:(1) 大致照抄史記《太史公自序》,(2) 原文照抄《報任安書》。班固抄這兩篇文章的脈略、用意與細微調整,我們依然可以看出一些事情。

2.    「太史公」其名

衛宏《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

參著其他史料,這段文字一半對一半錯。漢興建立制度的過程中,設有『太史令』有「天下計書先上太史令」的規定,統計數字與重要紀錄應交由太史令保存,但沒有「在丞相上」。

班固父子不知如何處理「太史公」的稱謂問題,故改稱為《司馬遷傳》,把 「太史公」一詞在內文中保留,因此就形成了一個問題。

3.    為什麼司馬遷自稱「太史公」?

太史公自序寫的是太史「公」,不只是對他父親的敬稱,因為他也自稱太史公。司馬遷自序的意義在於他個人對「太史公」或「太史令」這個官職的重視與生命的意義。

 

二、兩代太史公的傳承與相異。

1.  司馬家族史

「司馬氏世典周史。」司馬氏一直是為周朝記載歷史的家族。

司馬談最重視的傳承:「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

2.  司馬談的理念。

司馬談著『論六家要旨』(易、陰陽、儒、法、道、墨),整篇著作的核心精神非常明確:論道家高於其他五家。在司馬遷的筆下,他父親的思想有著非常清晣的脈略可尋,就是道家。

太史公(司馬談)既掌天官,不治民。

司馬遷的成長故事,遊歷四方是他年輕時最重要的成長經歷。後仕為郎中(漢朝宮庭的基層官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3.   司馬談與司馬遷的對談

漢武帝第一次泰山封禪,司馬談沒能跟去,他視為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他對司馬遷說:封禪是漢朝開國之始(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從周朝以來我們家記錄歷史的傳承,難道就要斷在我手裡?…我身為太史,應是記錄所有典章制度之人,像封禪這樣大事我卻無法參加!這是命呀!(是命也夫,命也夫!)

你一定要接我太史的位置,完成我想論述的事,揚名於世,才是大孝。自獲麟之後(孔子記春秋絕筆之處)再無人著史,今漢興統一天下,皇帝聖賢,忠臣義士之事,我無法記錄下來,這些歷史,你必須完成。司馬遷回應:兒子愚笨,但會盡力。

這是兒子在父親病榻前動人的記錄。司馬談死後三年,司馬遷接太史令,又五年開始撰寫史記,漢朝有世襲爵制,但無世襲官職,太史令一職非可世襲。

 

三、「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1.  司馬遷的身份認同與歷史概念:

不完全源於父親的傳承,司馬遷用同樣的筆法寫《六藝要旨》,而對其最重要的就是春秋,他的自我的身份認知是儒家。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司馬遷引用董仲書的話:「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這是春秋最重要的三個目的,漢書改寫為「貶諸侯,討大夫,」如果不是班固父子的政治敏感度比較好,不然就是對這個理念已經無法理解。

「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或「亂臣賊子懼」(春秋目的另一種說法),目的在於大家好好做事,就可以幫助天子。但司馬遷和孔子顯然不是這麼想的。

2.  孔子作春秋的目的

孔子講的天子,指的是現實世界的周天子,他認為天子、諸候、大夫都應該服膺於一個於現實的政治理想。「以達王事而已矣」,代表做為一個王,做為一個天下秩序,必須遵守的原則,因為「天子不像天子,諸候不像諸候…」,所以才要寫『春秋』。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我與其說抽象的原理,還不如說具體的事例)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讓你了解,政治的最高原則是怎麼回事。)

『春秋』是「政治錯誤示範大全」-『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春秋』就是要彰顯為政之「本」,要標舉: (1)政治制度的理想。 (2) 理想當中的政治標準。

 

3.  為何司馬遷要寫史記

壺遂:孔子是亂世,所以作春秋,現在是盛世,你作什麼歷史?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是!但也不是!我只是要訴故事,而不是作春秋)

如果他真的只是要接續父親的遺命,重視的是道家與封禪,記錄皇帝英明、忠臣義士,文章中有關孔子與春秋的論述都可以刪掉。

在前後文夾述孔子與春秋,只是要讓春秋可以被記錄下來,那才是司馬遷的思想最核心的事情,這是件激烈的事情,如果太史公不相信,他大可不寫,也因此他的理念必須夾在兩段否定之中。

司馬遷後因李陵之禍受宮刑,勉強活下來,完成此書,他總結史記寫自序傳,早已不是太史令,「太史公」不是官職,而是司馬遷的自我認知與期許。

4. 兩代太史公的基本差異

太史公自序寫了兩個太史公,但司馬遷不是繼承父親思想的傳遞者,史記有其突破性的地位。

兩人最大的認知差異,在於歷史的用處與歷史核心的理解,司馬談的基本認知來自於「天官」,太史令掌「文史星曆」,「文星曆」-天文星象歷法,「史」-記錄符端,故司馬談在意的是封禪。

司馬遷把「史」重新定義─歷史的核心作用不是一開始就如同今日。以前故事最重要的核心是系譜,戰國策不是史,是縱橫家教科書;呂世春秋許多是唬人的神話, 司馬遷是以危險的方式講歷史。

 

四、《報任安書》的悲涼

漢書司馬遷傳: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任安(少卿)書寫於93BC(太和五年),信中要司馬遷放低身段注意小人,要推賢入任。)

受宮刑後,因為是閹人,不能再任外朝,改任中書令(皇帝的文書官),漢書用「尊寵任職」(深獲皇帝信賴)一詞形容。

報任安書寫於91BC(征和二年),兩年來沒回信為何此時回信-戾太子案/巫蠱之禍,任安未於第一時間發兵打太子,武帝遷怒,任安下獄,待處決。

「尊崇任職」-司馬遷絕對不要任安留下的印象,他不是皇帝身旁的紅人,他其實是活著比死了還痛苦。。

司馬遷為李陵投降辯護:「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因為誣上,卒從吏議。(這個皇帝我難道不認識嗎?)

「傳曰『刑不上大夫』,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而我又受了什麼屈辱)

「僕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我是為了把書寫完而活,怎能還對皇帝說些什麼? )

司馬遷乃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志、但絕非空言。

 

五、「就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1.  「天」不是指神秘的是事情

《六國年表/序》「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埶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豈非天哉』-太史公對高祖的最後評斷。秦楚之際月表

秦國實力不好也統一天下,高祖這樣的傢伙有太多的理由可以失敗,但他都沒有失敗。

就「天人之際」,最重要的是分析,什麼是人的行為而來的,偶然的是「天」,不是歷史,歷史是指人作了什麼,會得到什麼的因果教訓,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是非,所以一定要把偶然隔開來。

2.  通古今之變-不只是記錄變化,而且看到歷史變化的通則。

3.  「成一家之言」

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判斷,他非常認真的思考過歷家與歷史間的關係,不是每一個稱職的史學家,寫出來的所有史書都會一樣。

但史記的格式是司馬遷的發明,他只要「成一家之言」。

但當漢書、後漢書沿用史記的體例成為正史,史記變成為了天真而必然的基本格式,除了少數作者曾經思考過這個矛盾,後世絕大多數史家寫歷史是傲慢的-認定自己寫下的就是歷史。

 

六、項羽本紀、呂后本紀

本紀是以政治的統治者或朝代為敍事單位,將大事記入的體例。

項羽本紀-他沒有稱帝,沒有建立王朝,漢朝是認定自己接續秦朝,不認同漢朝正統,司馬遷認為,亡秦者實為項羽。

呂后本紀-史記沒有惠帝本紀,這是司馬遷的一家之言,漢書將呂后改列高后本紀,以皇太后的身份。太史公沒有這麼主張,因為呂后是想建立呂氏王朝,只是沒有完全成功。

 

七、孔子世家、陳涉世家

孔子世家-而不是孔子列傳,沒有人司馬遷比孔子更重要,整個把孔子的地位向上抬升。

陳涉世家-陳勝吳廣是第一個揭竿而起之人。

高祖稱帝反而有很多偶然的因素,陳涉、項羽作為歷史的身份比作為平民或貴族的身份更重要。蕭何、曹參、張良、陳平、周勃五人也沒封王。這些都是司馬遷的個人判斷。

 

八、封禪書

本紀-將與政治有關的事件科條陳引。

世家列傳-牽涉其中的人,他們的作為更詳細的記錄。

表-年表對照,並把當時重要,但事蹟不足以作傳的名字留下來。

書的體例-以事為主,是非常了不起的史學發明

封禪書-看起來是在說,之前的帝王無人不封禪,但也告訴你秦始皇之前的記錄都不太可信,封禪由兩個巨大的迷信系統組成:(1)秦建國後,由西戎傳入。(2)秦始皇稱帝後被東方齊魯方士影響。

古代沒有這種事,文景也沒有相信,但武帝即位後故事就精采了。 

他在敍述武帝的真實故事,封禪的騙局總就是有這種人會信。

這種故事無法寫在《今上本紀》,也絕對是一家之言。

 

九、漢朝的經濟問題

平準書﹣官方政策的經濟狀態

貨殖列傳﹣民間的經濟描述

 

十、中國歷史精神的豐沛原點

春秋是歷史哲學,史記是歷史記錄(時像)

史記是中國歷史的豐沛原點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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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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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甲
春秋與史記
2009/06/07 10:10
因為春秋與史記,使得中國知識份子在手無寸鐵的情形下,得以憑藉其知識批判統治階層,建立是非標準,而使得統治階層不得不與之妥協,以對知識份子的理想的(表面的)尊重,交換其知識與能力,以維持其帝國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