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真實，我們不容易知道（雖然有些人覺得他們很確定知道，但是真實可能比他們所以為的要更難認識）。康德區分「現象」與「物自身」，也就是在強調事物有其永恆不可全知的性質。換言之，我們總是只知道事物的某些面向，而非全部。甚至，我們以為知道了的這部分還有可能是誤解或是偏見。

求真之難，有些是出於技術面的因素。譬如我們因為看不到、觸不到宇宙的遙遠處，所以我們很難知道那裡的究竟。

但是，有些事本來可以更快就有答案，我們卻仍然無法得知答案。譬如中國人本來不知道地球是個大球體，只是簡略地說「天圓地方」，這個「方」是指一個平面，還是個立體，都沒有清楚交代。直到明清之際，西學東漸，才漸漸有了「地圓說」。而一些儒士猶在極力反駁。

大地是球形，其實可以更容易就猜到，因為仰望天空，最明顯的兩個物體就是日與月，而兩者大體都呈球形。僅僅用類比法，我們也應該可以猜想大地最可能的形狀就是球形。但是，中國人並沒有做這樣的猜想。為什麼呢？我想，理由也不難猜想。一則，我們的直覺式觀察並沒有給我們這樣的感覺；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相信大地可與渺小的日月相提並論。

我們何其大，他者何其小，此與彼怎麼能相提並論？

當然，這是我們的主觀與自我中心干擾了我們的認知。問題是，傳統中國人似乎並沒有深切意識到主觀性對認識客觀真實的嚴重干擾，至少沒有太嚴肅、深入地討論這個問題。蘇東坡說過「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雖然的確含有深邃的智慧，問題是幾乎沒有人繼續對這個問題做更系統、詳盡地討論，也就無從由此推論到我們可參考日月以忖度大地之形。

我們的主觀性扭曲我們對真實的認識，這恐怕是個永恆困擾我們的主題。我們當然應該用更多的謹慎與自制來處理這個問題。

說要謹慎，是當然之理，但是，也可能因為太理所當然，我們反而可能輕忽如何謹慎的問題。我們可能只是想像要讓自己睜大眼珠，讓意識的探照燈設法照得更亮一些。但是，我們很可能還是會忽略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的「善意」在認識活動中的作用。或者，更嚴格來說，是在自我中心的強大作用下，善意被無意識地用來扭曲我們對真實的認識。

善意可能會扭曲我們對真實的認識，理由為何？

一種簡單的例子是最近詐騙罪犯利用一般人的善意信任來遂行詐騙。我們善意地相信了別人，結果卻遭人詐騙得逞。往往愈是善意的人，愈是易被詐騙（當然，不同的智商與人生經驗，還有當事人的貪念等，應該也會影響被詐騙得逞的機會）。

而我真正特別在意的議題，其實是宗教信仰或其他信仰。信仰與善意間更有明顯的相關。我以為：愈有善意的人愈容易有信仰。當然，據說多巴胺(dopamine)的分泌量也可能使人易於信仰或執迷。不過，我相信，在多巴胺的作用外，善意是很重要的影響因素（當然，同樣的，智商與人生經驗也會有影響）。

我其實也相信，有信仰的人較幸福。所以，我曾以德國哲學家尼采與社會學大師韋伯為例，指出他們都挑戰既存宗教信仰，而也都變成精神病患者。這可能暗示，要自己去面對無神的世界，不是一般人所能承擔。信仰給我們精神支撐，使我們能獲得心靈平靜。

我也不完全同意馬克思的說法：將宗教信仰比為受苦者的鴉片，就像飲鴆止渴那樣，可得一時之快，卻可能更快走入絕境。宗教信仰的積極作用，不宜用鴉片來比喻，它不那麼帶來絕望，也不完全只對受苦者有積極意義，而應該是對所有的人都有積極意義。

但是，宗教信仰所信究竟是否為真，則終究還是個問題。這裡所謂「信」，不只關乎對上帝的信，而是牽涉到對世界的性質的認識。如果我們相信世界是由一全能、慈悲的主宰所創造與決定，與我們不假定世界是由一有意志的主體來創造與決定，兩者對世界性質的看法與我們存在意義的看法可能都將截然不同。存在主義者傾向將世界看成是一個荒涼的場所，從而，我們的存在意義也與信徒迥然不同。對信徒而言，我們的存在是當然有意義的，至少信徒或選民的存在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存在主義者卻無法當然肯定人的存在意義。他們偏向認為：人的存在意義是要由人自己通過行動與生活所賦予，人的存在並不當然有意義。

存在主義者有時候被認為是虛無主義者，因為他們往往不能肯定人的存在意義。但是，我們又如何能說這樣的看法是錯誤的呢？

有個詞彙是叫「天真的樂觀」，信徒就可能是持著一種天真的樂觀。抱持樂觀，很可能不但當下享受樂觀帶來的好心情，而且還能強化他的生活能力，使他的客觀處境也變好。

話說回來，天真的樂觀也可能是下意識漠視某些其實可見的現象。好比說，當下的世界，據說有十億人口處於瀕臨飢餓的狀態。當然，有些人還遭到戰火的摧殘，經歷生離死別與傷殘之痛。另外，好比南亞地震與海嘯，一口氣奪走三十萬人的生命，當然也將因此造成許多的生離死別之痛。

想像這種真實之餘，樂觀就可能變成是一種自欺，讓自己不去看痛苦的存在，並假定痛苦不存在，或是由某種特殊解釋來免除我們因此產生的困惑與不安。

但是，這些災難的存在與持續正可告訴我們，即使我們不去面對它，並不表示它因此就不存在，或不再發生。反之，正由於我們不去面對，所以問題也可能持續。我偏向認為：面對問題未必就能消除問題，但是不面對，問題更可能持續。

我以為，傳統中國知識菁英比較是傾向採取不去面對痛苦問題的態度，所以，當面對疾病時，傳統中國人更顯得束手無策。至少，相對於近代西方社會，傳統中國知識菁英顯得比較鴕鳥、不太肯去面對問題。從而，知識的進步也就更遲緩。

西方的基督教，很可能部分得益於希臘理性主義精神的幫助，而能漸漸昇華為一種高度理性化的宗教。在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以後，特別是基督新教卻（意外）促成了知識上的積極求真態度。就如韋伯所言，清教在去除巫術上幾乎已經臻於最高的理性化程度（僅剩下最後的巫術殘餘）。

摀住傷口，以免讓自己害怕或難過，這也許是人性的常態。但是，審視、處理傷口終究更為必要。摀住傷口則常貽誤治療之機。

抱持樂觀、希望，與摀住傷口不讓感覺害怕與痛苦，這些都可能是出於善意，而且可能有某些程度的正面作用。但是，久而久之，其為害也就愈顯著。

麻煩的是，我們往往在強調自己的善意之餘，就拒絕再做進一步的反省、檢視。如此一來，善意恰阻礙了我們的反省，也就阻礙了我們對真實的認識，而縱容了我們的主觀、感性態度所產生的認識形式。

連續犯罪發生，如果遲遲難破，必須注意可能有內賊、內奸。正因為他是內部成員，所以不加防範，從而也就遲遲難以破案。既然有某種善意存在，我們也就不再進一步檢討、尋找，我們會自動繞開來，認定問題成因必不在此。善意可能正是具有這種使檢查自動繞開來的作用。簡單說，善意具有正當性，卻又可能以合法掩護非法，讓問題檢討受到阻礙，甚至讓惡勢力得以被包庇。

將「求真」獨立看待，假定它最終也未必能與求善相侔，持這樣的假定究竟對我們是否有利，還很難說。有些人可能認為，求善目的應該高於求真，並且有權犧牲求真。求真如果撇開求善，確實可能當下帶來痛苦。但是，以求善為名，壓抑了求真精神，最後，社會將難以進步，也就是可能將掩藏更多的痛苦。我們必須做出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