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撰寫「從動機處疑人」一文。文中提到，「我認為中國社會內部成員彼此信任度偏低，並因此影響中國社會的各方面發展。」我說，「信任與懷疑是人常常必須面對的抉擇。多疑也許可使人免於被欺騙。但是，多疑卻也可能失去一些好機會。」「我們可能永遠沒有足夠的資訊告訴我們什麼時候、對什麼人該疑，什麼又不該疑。我們就在困惑中各自做出抉擇。」「懷疑倒沒什麼不可，但是不要武斷的下結論。」

最後我說，（因為被懷疑動機）「我比較能體會到以往的一些改革提倡者可能遭遇的處境是什麼，也了然中國社會為什麼長期停滯、不進步。只是，這種了然的喜悅與看到中國社會因此陷入困境所產生的悲哀與無奈不成比例。」

總之，我不贊成隨時懷疑他人的言行動機，更不宜武斷地認定他人動機，特別是認定他人是出於邪惡動機。

這樣的主張應與詮釋學的一種主張--同情的理解--有所分辨，不宜混淆。

詮釋學者強調，我們要同情理解文本的作者（此處「文本」可做廣義解釋，包括一般言行）。這裡，理解包括理解作者的意圖與主觀意義…。當然，動機與意圖意義相近，理解動機也屬於廣義的理解範圍。

不過，這裡必須強調，這種理解必須是同情的理解。詮釋學大師Gadamer強調，唯有同情(sympathy)使真正的理解成為可能。所謂同情，應該是設身處地去感受當事人的感覺（’putting yourself in some one else's position in order to feel how they feel.’）。很可能，這時候我們必須排除許多自己的預設，設法去置身於當事人的處境中，在當事人的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中去感受。

這樣的理解不是從我們自己的特定立場與觀點去懷疑他人的動機，也比較不會直接懷疑他人動機的「邪惡」。同情的理解未必會得出對當事人動機的肯定性評價，但是，會使當事人的行動成為intelligible。也就是說，當事人行動的主觀意義可從人性的範疇內被把握。從而，我們不會動輒認為他人是妖魔鬼怪，是居心叵測。從主觀面來看，他人的行動也有一定的理路，甚至在主觀上他對自己的行動常是保持著自我肯定性的評價。

當然，在這裡，詮釋學與批判理論最終可能分道揚鑣（雖然批判理論在許多方法論上的見解較近於詮釋學，而與實證主義者的方法論立場較遠）。批判理論認為詮釋學者偏向價值相對主義（詮釋學者顯然多數會拒絕這個評斷），而批判理論不接受價值相對主義，認為終極而言，我們必須估定價值，並站在特定價值立場上進行批判。有些價值立場被認為較合理，有些則否。我們必須要有所選擇。

但是，我的想法是，我們不妨先排除所有的價值立場，先試循著當事人的主觀，去做最充分的理解，但是，當我們做出了盡可能的最大、最充分的理解以後，我們必須把這樣的理解客觀化（譬如變成多人可閱讀的文本），然後再度去審視，並依據特定價值立場進行批判。當然，我們在進行批判的當下，必須將自己的價值立場宣示清楚，甚至為其合理性進行充分的辯護。

詮釋與批判，最終不是互斥的。否則，我的論述就會陷入困境之中。要嘛我不能批判（那也等同於不能給予建議），要嘛我的批判流於謾罵。不能批判，因為我採取了價值相對主義，沒有了終極的是非可言。批判會流於謾罵，則因為我們沒有真正理解，我們可能誤解、扭曲他人的意思，也或者，我們的價值立場太缺乏自我反省性，我們見不到自己立場的缺失。

剩下的問題是：什麼樣才算是充分的理解？什麼樣的價值立場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這兩個問題恐怕也仍然是沒有簡單答案的，只有訴諸「詮釋性循環」(hermeneutical cir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