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來的中國人，承受著巨大的苦難。直到近三十年，中國才有了比較明顯的安定與繁榮。但即使在這時候，像川震、青震、西南大旱、華北雪災等災難仍然不時傳出，繼續帶給許多中國人很難承受的痛苦。
五年前我去東北，上長白山一遊。回頭在長白山口附近住宿。為我們做腳底按摩的年輕女孩描述他們的生活，他們來自長春，在長白山下工作了一年多，不曾上山遊覽過，因為上山的費用太貴，而且停工會使收入減少，他們也不願意。
後來有人告訴我，這些人可能故意渲染他們的困苦以博取同情，希望客人多給小費。
但即使是渲染，我仍然相信他們的生活是困苦的。要為些許小費說謊，終究還是因為匱乏。
其實當我看到東北原野上一望無際的青綠玉米田，我覺得這裡不會是中國最窮困的地方。這裡一般應該不至於餓死人。依我想像，最窮困的地方可能是黃土高原的偏僻地區，新疆、西藏等最邊疆的偏遠地區；還有像雲南等偏遠地方大山的深山裡。
當然，戰亂才是苦難的最直接來源。現在，中國承平了，日子總是好過多了。
但是，想想為什麼會有戰亂發生？
清朝乾隆皇帝自號十全老人，表示他對自己的文治、武功非常自得。但清初盛世也就在乾隆末期結束，內亂再度紛起。這是為什麼？
當然，也許部分是因為乾隆人老政弛，致出現統治危機。不過，一個結構性的因素是人口。清初百餘年，中國人口快速增加：清康熙53年（1714）時中國人口約1.23億人。乾隆27年（1762）約2億，55年（1790）超過3億；道光20年（1840）約4.13億。也就是說清初中國人口快速增加，速度可能破中國有史以來的記錄。結果，這帶來了中國的經濟困境。田畝開闢、糧食增產趕不上人口增加，致經濟困窘而生內亂。
十九世紀以來的中國，先有內亂，進而引來外患，再加上隨之而來的列強經濟勢力的侵逼，中國遂陷入百餘年的苦難中，生靈塗炭、百姓流離。
中國人可以把一切苦難的帳，算在外國人頭上。確實，如果不是列強侵略，中國不至於苦難一至於此。
不過，如果是要把中國人的苦難根源去除，那就不是這麼簡單的外部化算帳法可以解決。內亂、落後或積弱可能是外患的前提。為什麼內亂、落後、積弱，則先是內在的問題。
譬如，就中國人口數而言，毛澤東曾與北大校長、人口學家馬寅初爭論是否應該控制人口成長，結果是毛的權力壓制了馬的專業，朝著「人是最可寶貴的」立論，沒有立即進行人口控制。最後，只有依賴更嚴苛的一胎化政策來解決問題，且已經嫌晚，造成人口兩難之局（嚴控就老化，放鬆就過多）。這是中國的結構面問題。
當然，結構面的問題很多，教育與文化政策、工業發展政策、其他經濟政策、專業與意識型態孰重的政策…，如果不當，就都可能產生結構面的問題。甚至對於宗教的管制政策也可能帶來結構面的影響。
不過，在諸多政策背後，我認為最值得關注的還是與普遍人們的思維、心態直接有關的結構，也就是文化。我一再嘗試指出，近代中國之所以落後於西方與日本，主要是傳統中國文化為主的內在、結構性的因素所致。我所謂內在，意指內在於中國社會，非中國社會以外的因素所導致。結構性，則是指社會中諸元素以特定方式環環相扣的結果型態。特定個人的偶然特質或作為，非結構面。
在社會學者韋伯的比較研究中，他嘗試指出儒教與清教(Puritanism，基督新教的主流派別)的倫理的差異。他說：清教的倫理對（非理性的）俗世抱持巨大、緊張的對立（不過並不拒絕介入俗世事物）；他們認為「現世」是要被依規範來改造的，要對世界進行理性的改造；人自我控制的目的在於有條理地凝聚人的心意於神的意志上；最終要達到人的義務之客觀化；人際關係只是手段與表現，人與上帝的關係才是第一要務。
儒教雖然也是理性倫理，但是將與此世的緊張性降到最低，認為這個世界是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泯除此世與個人超俗世的命定間的緊張性；要求適應世界，缺乏透過內在力量自傳統與因襲解放出來而影響行為的槓桿；儒教徒沒有超越塵世寄託的倫理，沒有上帝使命與塵世肉體間的緊張性，沒有追求死後天堂的取向，沒有惡根性（原罪）的觀念；人的宗教義務是在人際關係裡發展自己，是對具體的人盡孝道及對相近者表現人倫恭順；人對上帝無所負欠，也不必被神聖概念所束縛；正確的救贖之道在於適應永恆的世界秩序（道），以及適應於順從宇宙和諧而來的社會生活的要求；虔敬順服於世俗權力的固定秩序優先於一切之上。
總之，清教比儒教更積極入世，且是積極要改造世界，讓世界變得合理、公義。久之，相對於儒教的「適應此世」，清教的社會也就表現出進步較快的模式。美國是清教立國，也呈現了進步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韋伯暗示儒教對促進社會進步的作用不及清教，但是儒教可能已經是中國社會內部最理性、積極的一種力量。中國社會內部還有其他的結構因素，會使社會陷入僵滯、不進步，甚至漸漸腐化。
我常提到的一些思維舊習，如情緒化、理性溝通的習性不足、獨斷、偏見、我群中心，甚至反智、欠缺公領域的自律等，其實並不是中國社會獨有的特徵，也未必是儒教鼓勵的習性（註一），而可能是一般人類共有的傾向。只是，在希臘的理性主義與清教的自律訓練下，部分歐美社會大幅掃除了這種舊習，並促進了社會進步。而其他社會，包括中國，則因此相對落後。
韋伯其實也研究了印度宗教與文化，認為印度教的世界觀是「遁世」(escape from this-world)。比起儒教的「適應此世」，印度教似乎更消極，進步的速度可能更慢。
當然，韋伯沒有討論清教倫理的後期可能變遷趨勢。以美國來看，由於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似乎從根處漸漸改變、甚至侵蝕了清教倫理，使清教原本的積極效果逐步喪失，進步幅度也似乎緩慢下來。值得注意的是，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其實主要也是清教的產物。這可能符合一種辯證的史觀：事物由內生出自我否定的力量。
對於我屢屢依循韋伯的討論而認為基督（新）教倫理比較有利於社會進步的說法，部分網友似不以為然。因此，他們常指出（部分）基督徒行為上的不良表現，或晚近西方國家的問題面，再或是預期西方國家的衰頹。似乎想由此來否定以上我關於中國為什麼進步相對遲緩的論述。
對此，我很難多做回應。因為我的個人觀察雖然與他們的觀察不同，但彼此可能都是片面的、不嚴謹的觀察，都缺少測量效度與代表性。而且，晚近的基督（新）教倫理似乎漸趨式微，信徒的行為表現並非始終如一。不過，有些現象或仍可讓我們一葉知秋。早年容閎留學美國，之後雖然曾嘗試回到中國服務，不過最後他還是決定終老美國。而在他的「西學東漸記」一書裡，他對中國社會做了許多遺憾的回憶。現在的華人，一樣以留學美國為尚，而且留後不歸的比例也高。他們為什麼做這樣的抉擇？這至少是值得我們多思考的一個指標。
註一：儒教倫理與中國人欠缺公領域的自律等習性多少存有關係，只是關係複雜，並非直接而明顯。儒教倫理對於法治的壓抑可能不利於促進中國人在公領域的自律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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