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個常有的感觸是，許多社會的改革努力最後結果常讓人失望。最明顯的例子，像法國革命。法國大革命爆發，曾經令許多人激昂興奮，但是接著卻又讓人從慨嘆到怖慄。總之，在建立第一共和之後，法國屢扑屢起，現在已經是第五共和，前面已經有四次失敗的紀錄。

共產黨的革命，也經歷了許多坎坷。馬克思 1848 年的革命，只落得自己亡命英倫，回不了故土，還窮愁潦倒，子女相繼辭世。 1917 年的俄國共產革命，好像成功了，但是 70 年後，共產革命努力的意義好像又被否定了。

中國近百餘年來，人們為改革所做的努力犧牲也絕不能算少。康梁變法失敗就不用說了，李鴻章的自強運動也不能說不是一種改革努力，但是經過中法、中日兩場戰爭，不但南、北洋艦隊完全遭到殲滅，甲午以後的中國更陷入比自強以前還淒慘的境地。接著的推倒滿清、北伐，也有許多血淚犧牲，結果呢？之後的文革是不是改革的努力呢？大躍進、人民公社又是不是呢？我認為都是。只是，改革的過程與結果非一般人願意接受、願予肯定。似乎只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才得到了大多數中國人的肯定。那麼，前期的許多努力與犧牲，意義究竟何在呢？

我不是要否定諸多改革努力的意義，反而是要在普遍肯定改革努力的前提下強調改革努力往往遭到挫敗的事實。

改革努力為什麼往往遭到挫敗呢？抽象地說，基本上有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一是結構本身的性質。所有的長期形成的結構都有盤根錯節的特質，其中相當部分是會有互相支援的效果。就像是小說裡描述的什麼北斗七星陣之類，有各部相呼應的情形。即使是已經存在著深刻內在矛盾的結構，這種互相呼應、支援的特質也不會少。從而，要去改變它，當然不易。反彈力道往往超乎想像。革命之所以總要有烈士也就是這個原因。

這是改革問題的基本面。但是，問題不僅於此。人們的意識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就像馬克思所提到的「偽意識」 (false-consciousness) 或批判理論喜談的「迷思」 (myth) ，都是改革中常遇到的人的主觀層面的問題。簡言之，人們未能清楚認識社會問題的確切性質，或是自身（階級）的真實問題處境，以致人們的「努力」可能連結著不恰當的施力方向或方式。有許多人根本就是在用力抵制改革，甚至包括改革者自身在內亦不能免。而且，直接、間接抵制改革的人主觀上卻可能認為是為所應為，或為所不可不為。正因為抵制的主觀力量強大，才使改革常難以順利成功。

產生抵制或遲滯改革力量的主觀層面，包括人們的價值觀、認知與其他相關的複雜思維、感覺模式，通常這種抵制力量是來自傳統、來自習慣，來自人們認為是直覺的慣性思維與感覺。只是，人們並不慣於回頭反省自己的思維與感覺模式、價值觀、認知，而是憑著慣性思維與感覺來評判事物的是非，並對所認為非者進行抵制、對抗，或在需要支援時冷漠以對，而在不自覺間扮演了抵制或遲滯改革的角色。我特別要強調這種主觀上「不自覺」的狀態。正是因為有這種「不自覺」的抵制、遲滯力量，才使改革總是分外困難。會「不自覺」，是因為有「迷思」、有「偽意識」（或翻譯成「錯誤認知」，比較易懂）。

這時候，要使改革更順利，需要依賴集體的、強大的理性反省來改變上述的主觀條件。但是，理性反省卻往往並不充分，人們的透視力不足，無法超越傳統、慣性的思維與感覺。最後，改革常見的挫敗悲劇就發生了。

當然，必須指出，改革也可能流於過激、躁動、情緒主導。這裡，問題通常未必是在不該有改革的努力，而是在改革中，理性失去主導地位，尤其是集體理性未獲彰顯。而社會的矛盾性也特別容易藉著集體不理性而發展成為拖累改革的力量。我始終還是認為，大陸的文革是一次改革的努力，我也相信即使是四人幫終究也存著改革的動機。但是，問題極可能部分出在理性化的不足。人們通過慣性的思維與感覺模式，實踐所謂「破舊立新」的文革綱領，結果因為欠缺集體理性，其中具體的問題包括運動中夾帶著過多的人際仇怨，以致使運動變成一場大災難。改革從而被污名化。

總之，如果我們大家不能自我超越，集體不能表現較高的集體理性，我們就往往會陷入困境中，甚至是悲劇的循環中。而我們如果不肯去檢視我們的集體理性「問題」，則將使困境更難被突破。

希望這麼一番解說，能讓網友們對我的憂慮與奇言怪論有較多的同情與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