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想一下人類的長期發展史就知道，人類社會的進步其實遠比當代人直覺認為的要遲緩，而且進步也非必然。很多人類社群的發展其實是停滯的。只是，我們常忽略了停滯社群的存在，而眼光總是看向進步的國家，並且因此以為人類社會的進步是必然的。非洲的許多部落，幾千年來可能沒有什麼明顯的進步。澳洲的原住民、美洲的印地安人部落也有許多是停滯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人類社會在近代歷史中，其實只有西方國家展現了內在的進步動力。其他社會的進步則幾乎主要都是西方進步刺激下的產物。人類社會的進步，其實是少數社群的特例，而不見得是常態。

為什麼人類社會進步如此困難？

我的答案受到德國社會學者韋伯 (Max Weber) 的影響，我認為社會進步是集體秩序與集體自由的弔詭結合的結果。秩序與自由常存在著矛盾。自由常破壞秩序，要建立秩序常得犧牲自由。故兩者難並存。我以為西方社會是在特定情境下創造了這種結合的情境。具體言之，近代西方的進步是希臘的理性主義、自由主義精神與基督教的自律精神與改造世界的精神相結合的結果。

只是，這樣的結合並非沒有內在矛盾，所以近代西方的文化精神是高度流變性的，從基督教倫理作為主調漸變成世俗理性主義作為主調。在這樣的流變過程中，西方經歷了璀璨文明的創造，但是很可能也將經歷文明衰退的過程。晚近的金融風暴，及西方與伊斯蘭教世界、東亞世界的摩擦、衝突，就可能是反映西方文明衰退的跡象。

反觀中國社會，在西風東漸以前，中國的政治結構有近兩千年的時間處於相對停滯的狀態。中間曾經有小幅度的變革，也曾經歷有意識的變法。但是，變法的結果幾乎都是悲劇下場。即使在在近百年間西方勢力衝擊下，中國經過了長時期的憂患、苦難，也只有在近三十年間才有比較明顯的、持續的、可喜的進步。

近百年間，台灣社會也有明顯的變遷。譬如，百年前台灣人的平均壽命是 30 歲，而現在是近 80 歲，這就是一項大變革的重要指標。相關的變革指標不勝枚舉，包括教育、經濟、家庭、人際關係 ... 等多方面都有了重大的改變。不過，台灣是怎麼改變的？如果這是進步，是什麼力量有以致之？

無可諱言，前半段的改變主要是日本政府的力量。日本藉著武力、藉著強勢的宰制力，迫使台灣改變。日本殖民政府靠著軍隊與警察做後盾，強迫實施了系列的改革。開始的時候，台灣人民可能不願接受，但等到感覺到改變的利益後，態度就慢慢改變了。好比說，花蓮縣經過日本人的土地重劃，現在看來，道路寬直，田地方正。台灣現在還有些地方未經土地重劃，則是道路彎曲，田地畸零，而且如果要進行重劃，總是遇到強烈阻抗。

光復後，國民政府憑藉軍隊做後盾，以非本地人為主流的政權開展了另一次的建設。雖然也被本地民眾嚴厲批評，但是終究又完成了一波的變革。總之，在亞洲，台灣的發展領先許多地方。不過，這裡面，進步的動力都有強制力作後盾。

當然，不論是日本殖民政府或是國民政府，在建設台灣的時候，都不只是展示強制力，而也都顯示了理性與知性的一面。這種知性，包括了學自西方的科技與制度等面向。至於其中的理性，則除了受西方的影響外，也包括從現代化過程中的挫敗經驗學到的教訓。

只是，社群固然有學習教訓的能力，卻未必能從教訓中獲得穩固的、充分的選擇智慧。因為我們也保留了許多傳統習性與情緒性的思維與行動模式。中國現代化之落後於日本，恐怕部分就是未能擺脫這些傳統與情緒化的成分。也可以說，理性化相對不足。從而在競爭中吃了大虧。在台灣社會的進步過程中，強制力或許能強使非理性的力量被壓抑，從而產生積極效果。

中國人中當然也出現過許多有志改革之士，但是，改革派的主張固然未必正確、考慮未必周詳，更重要的的是：抵制者亦眾多、勢力亦強大。所以康梁變法就不免受挫。民國期間，其實又何嘗沒有過改革的努力呢？只是，最後看來，成效極微。為什麼？理由當然很多。但是，一個內在的重要理由就是對改革的抵制勢力太大。改革的抵制勢力未必出於惡意或私心，甚至可能出於高度善意。但這正可能是使問題難解的一環。抵制勢力的頑強有部分正因為這些人是憑良心、善意做事。所以，他們的抵制並不猶豫，也不易退讓。他們的直覺告訴他們，這麼做是應該的、是正義的。當許多人都這麼思考、行動時，勢力就變得強大。

他們的「直覺」對嗎？嚴格來說，這並不是什麼嚴格意義的直覺。或者，我們可以問：究竟有沒有真正意義的所謂「直覺」，而且這種直覺有某種神秘的正確性？我認為很可疑。所謂直覺，其實多數是社會心理學所謂「捷思法」 (heuristics) 式的思想，也就是比較欠缺系統性、邏輯性深思的一種「直覺式」思想。也可以說，這裡面有很多是傳統習慣性的思維與行動。但是，因為習慣，就覺得理所當然，覺得這麼想、這麼做是對的。反之，違背直覺的主張則被容易認為是錯的。面對這種「錯誤的」的改革主張，因為會引起人們的認知失調 (cognitive dissonance) ，所以人們偏向拒斥它，甚至敵視它。

因為許多人都不自覺地循著這種慣性的「捷思法」，而拒斥、敵視改革，改革也就變得非常困難，從而社會就難以進步。

另外，我常提到中國的人本主義精神。這部分很可能會更加強人們直覺的自我肯定。人本主義精神有其極美好的面向。而且可能是經得起千錘百鍊的最佳人生態度，從而更易使擁抱者抱持理所當然的態度，不再去反省可能的相關問題。 但是，我卻認為人本主義有可能因為過於強調人的主體性而傷害集體的紀律精神，並從而影響集體秩序。

回到當今的台灣社會。我們的社會有足夠的理性精神嗎？有足夠的自律精神嗎？我們的民眾會不會因為傳統性的思維與情感反應模式而生錯愛？錯恨？會不會因為民眾的愛憎選擇與不耐久候的情緒，使進步的火炬又變得微弱？我誠懇地建議大家，可能要多試試背離習慣、拋棄直覺來進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