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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9/17 11:01:06瀏覽1465｜回應4｜推薦7 | |
| 在網路上的討論中，有網友提到：如果你看魯迅和柏楊的書，你當然可以體會在他們眼中中國文化的黑暗面。但你若不看吳濁流的書，你很難理解台灣許多獨派眼中的中國印象是如何發展出來的。從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黎明前的台灣」，「無花果」到「台灣連翹」。敘述著台灣人對中國從憧憬到幻滅的心路歷程。
容我也談談對中國的憧憬與幻滅這個議題吧。 其實我身邊的一些親友也曾對我說過如上類似的話，說我不了解（今天的）中國，所以對中國還有憧憬，如果我了解得夠多，我就會感覺幻滅，就不會再對中國有任何的憧憬。 回溯當時談話的脈絡，我稍前曾提到說：其實我們要了解中國（大陸）人並不那麼困難，想想我們自己是什麼樣，就可大體理解大陸人是什麼樣。我還打了個比方，說就像古人一直難以想像大地的整體形狀為何，其實很簡單，抬頭看看天上的太陽與月亮，就可以推得大地的整體形狀也是圓形或近圓形，而且是懸吊在空中。那麼，為什麼人們不能做這樣的類推呢？而要用盡各種玄想，最後還是弄得迷迷糊糊。只因為我們覺得大地是這麼的遼闊、龐大、繁複、變異，哪裡會是天上那兩輪圓球可以相提並論。 我們不自覺得地把自己膨脹了，把「他者」小視了，而且不自知，還覺得自己的感覺是如此的真實，因此不可能有錯。 儘管我這麼比喻了一大堆，我那位親友還是嗆我說：不曾長住過大陸的人，不夠資格說大陸人如何如何。 的確，我相信台灣人是不同於中國（大陸）人，許多方面的差異應該在統計上達到顯著。但是，我也還是認為，兩岸間的相似程度，遠超過我們所以為的那樣。問題部分在於，我們其實也未必很了解我們自己，我們未必能想像，如果我們處在某種不同的情境下，可能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就像我認為，我們如果身在扁位，可能很多人也都會做出類似扁的貪腐作為。只是，我們一般人並沒有機會接受這種考驗。）我們通常只有機會表達我們對於他人行徑的不以為然，而不知道我們也可能會做出類似的錯誤行為。等到真做出了，這時候通常不會再去注意反省自己陷入錯誤的歷程讓別人也能得到教訓，而是忙著為自己已經做出的錯事辯護或遮掩。（即使他真做了反省，一般人大概也不會太認真看待，而會認為他是在飾詞狡辯。） 對不起，扯遠了，只是有所感而發。 吳濁流對中國曾有期待，最後又陷入幻滅、絕望。這裡，我對他有很深的同情。而如果現在的我也還對中國有所期待，會不會將來也陷入幻滅與絕望呢？我必須從前人學得教訓，而不能重蹈覆轍。那麼，我究竟該怎麼做呢？ 我想，在真理面前，我們都很卑微，我們只能努力、審慎地進行觀察、分析、研究。盡理性之極，以求真。我們在這裡的討論，也可算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只是，網路上的討論，很多時候似乎太多情緒，又太容易陷入武斷、獨斷，很需要自我調整。 容我後設性地檢討一下吳濁流的中國經歷或觀察。如果吳是在進行一場中國研究，那麼，我認為他的觀察所選取的時間點不很恰當。（當然，他的觀察時間點其實並不是由他所選取，而是受限於他的生存時空。我只是拿「客觀」研究所需要的理想條件做個對比。） 我們知道魯迅是怎麼看中國人的，他常透視中國人性格中的陰暗與扭曲，甚至暗喻中國如同密閉的鐵屋，裡面躺著一群昏死的人。相對於魯迅，吳濁流所看到的中國，至少是在初期，還多了一些正面期待。只是，他對祖國的主觀期待，可能在後期轉成更多的遺憾與失望。此外，他與祖國的關係中，又比魯迅多了一層因兩岸分而復合所生的隔閡與敵意的酵素。 總之，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80年代以前的中國，是個很不堪的中國，甚至是六、七百年間最不堪的時期。一則，這時候中國農村的經濟崩潰了，被先行工業化了的西方工業產品打垮了。再則，中國被西方勢力侵凌，被動地陷入了所謂「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中，也陷入了法國社會學者涂爾幹(Emile Durkheim)所說的「脫序」(anomie，社會因失去規範而陷入迷亂)的狀態。 所以，如果我說，這時候的中國幾乎近於南北朝大混亂的時代，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最悽慘的時代之一，我覺得並不為過。從而，選擇這樣的時間點來觀察中國，要感覺不幻滅，難矣哉！ 但是，中國真的讓人如此絕望嗎？中國真的是個沒有希望、沒有生命力的國度嗎？我想，現在的中國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否證了這一點。而我，一再討論所謂「中國的人本主義」的議題，也與此一議題有關。我試圖強調中國人本主義的兩面性意義：它可能帶來中國社會的低度紀律性，甚至混亂，但它也帶給中國強韌的生命力。觀察者應該同時觀照這兩個面向。 我所謂人本主義，最基本的定義就是強調人的主體性原則。在這個基本原則下，理論上可有多種不同類型的人本主義。中國的人本主義只是可能類型中的一、二種。中國的人本主義強調（君子）人的道德主體性原則。 我在乎的是：這樣的一種非普遍主義的（片面強調君子人的）人本主義對廣大民眾道德自律習性養成上的作用。就其教條旨意來說，它理當對人們的道德自律習性起到積極作用。但是，實際情況似乎遠較複雜、弔詭。我認為：一種非普遍主義的人本主義加上專制制度與物質條件匱乏等因素交互作用，實際上使廣大中國人難以在公領域裡普遍形塑自律習性。籠統地說，它缺乏外部制度與強烈內在信仰力量的支撐。因為，（君子）人是（道德）主體，在價值系統中位居最高位階。（君子）人不應該被框限，在人性之外不應該另加限制框架。從而，法治精神與合理法律制度遂難以開展、落實。此外，中國的人本主義也不假定有個至高無上的真神，讓人順服於神，並接受神所判定的人的原罪。從而，人作為主體，似乎沒有強烈的追求超越的動力。 這種非普遍主義的、缺少內外支撐力量的人本主義，在愈是資源匱乏的條件下，其負面效果似乎就愈大，因為人本主義易於縱容主體膨脹，而匱乏使人忽略「他者」，片面強調個人主體。當主體不得超越，又片面被強調，而不能發展出互為主體性的狀態，社會就易於混亂、失序。 但是，即使是這種人本主義，也不全是負面的作用，它終究還是帶給中國社會強韌的生命力。作為主體的人，擁有能動性，也就有生命力。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甚至道德性，雖然可能因為惡劣的外部條件而被扭曲、壓抑，但是在主觀上，它還是始終擁有價值正當性的，因此就不致於完全失去生機，而可待機再起。也因此，中國的未來不會沒有希望。 回到關於吳濁流的中國論述。以上的討論，目的並不在於指出吳濁流的中國論述有不當之處。吳可能有吳的思想侷限性，我們卻又何嘗沒有我們的侷限呢？只是，我們本來已經可以擁有更寬廣的理性觀察、反省空間，卻仍要以吳濁流當年所意識到的中國為準，作為我們自己面對中國時的抉擇依據，那是我們自己的問題，而不是吳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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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教育文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