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大戰結束，德國作為戰敗國，與美英法等戰勝國簽訂凡爾賽和約。所謂和約，對戰敗國來說，當然就等於是降約。德國在戰爭中已經損財折兵，降約則進一步讓德國損失更重，而且尊嚴嚴重受損。1919年初的德國，照韋伯的描述，那是個最寒冷的冬天。韋伯在一系列嘗試鼓舞人心的演說中，一再提到一種擁有所謂charisma的特殊氣質的領導人，他慨嘆德國缺乏真正的領袖，暗示需要有那種具有特殊氣質與魅力的領導人出世，能領導德國（走向富強？他沒有這句話，不過此等心意想必是有的）。他在解釋什麼是charisma的時候說到，真正的charisma是有上天賦予的一種特殊氣質，讓他能有熱情、有抱負，又有堅毅不拔的意志力與魅力。不過，他也說，重點在於，這些特質是要讓大眾相信他擁有。至於是否真有「上天」的gift，其實不是重點。

1930年代，希特勒領著他的國社黨出台，德國人民終於找到了他們的希望。希特勒表現了他的魅力、意志力、強悍與抱負。當然也充分表現了他對德國的熱愛。從此德國走上了復興與富強之路。

希特勒是否是個有能力的領導人？看起來是的。至少在30年代的初期，他給許多人的印象是如此。從而，他成了德國首相（雖然過程並不完全平順，但是大體合法，且是依據民主與法治的程序）。此後，他一步步把德國帶向二戰，最後帶向更慘烈的敗戰與政府的瓦解。並且還讓世人長久記住，德國人曾對這個世界做出什麼樣的罪惡來。

回到30年代前半。當時的一些德國人心中又是如何看待希特勒？尤其那些德國年輕人？他們對希特勒充滿信心，並且願意對他效忠。他們也因為希特勒而對未來充滿希望。（有少數人對希特勒抱持懷疑，如興登堡總統；還有許多猶太人逐漸發現希特勒的可怕，但是他們卻很無奈，能走的就走吧。）

當然，這個歷史案例可能給我們各種不同的教訓，也許有人會強調一種普遍的幻滅感，主張對任何政治領導人都不要有期待。我對這種說法不以為然。簡單說，人沒有期待，其實很難活得下去。而且，我認為並不是所有的政治人都不可信。他們確實可能有他們的難處（以致行事難以盡如人意），但這並不表示他們都沒有道德感或理想性。拿清末的李鴻章為例。丘逢甲寫詩罵他，說：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可是，我們知道，李鴻章為了不肯簽署馬關條約，遭日本浪人暗殺，雖然未死，驚嚇難免，而且子彈卡在臉頰上，動手術都難以取出。再說，今天的史家，也已經愈來愈肯定，李鴻章無論如何是個能臣，而且有大功於清。類似的情形，宋子文在國府播遷之後，旅居美國，但是他被兩岸華人（也許還要加上旅外華人）異口同聲指責，認為他禍國。但是，最新的歷史資料卻愈來愈顯示，他是被冤屈了。他為中國與西方國家間的金融貿易事務爭取了不少權益；反之，他並沒有從中國得到什麼不該屬於他的財富。

總之，人民從主觀期望與總體結果來評論這些個別的台上人物，常常是有失公平，最重要的是所導致的結果對整體未必好。

人民希望與失望，當然有其淵源。我們不能說人民不該有這些情感反應。但是，先有了情緒，再從情緒引導評價。容易出問題。我們要盡可能多些理性。甚至，是某種冷酷的理性。身為官員的人也許不該說這種話。但是身為人民的我，倒是覺得這是我憑良心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