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之前與某些網友討論到民主化的議題，中間牽涉到可能作為民主化條件的宗教信仰。有網友認為宗教信仰是意識型態(ideology)，是他律，不是自律。我沒有直接回應這個議題，一方面因為該網友暗示不擬繼續討論，另方面則因為這個議題複雜萬端，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處理得了。但是，反過來說，宗教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卻又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忽略這個議題，可能造成嚴重的問題。

簡言之，由於受到社會學先驅大師韋伯(Max Weber)學說的影響，我相信基督新教的普遍自律（或謂「禁欲」）習性是歐美國家走向政治民主化與經濟進步的重要條件。反之，華人社會缺少這種高度自律的習性，影響我們的民主化與經濟進步的發展腳步。

當然，宗教與政治民主化的關係絕不是簡單、一致的。一方面，不同的宗教的影響固然可能不同，就是相同的宗教，在不同的時間點，影響也未必相同。更有甚者，同一宗教在同一時間內，其影響也可能是多元的，其中也許有些是正面，有些卻是負面的。

即使是新教倫理，對於西方的影響，也未必是完全正面的意義（雖然韋伯顯然強調其正面意義）。韋伯也說，新教徒的理性化發展，背後卻可能是出於一種非理性的動機，出於一種尋求得到救贖（而不可得）的焦慮。尤其是喀爾文教派，因為「預選說」的教義，使信徒更是處於對自身命運高度不知又不確定的狀態。為了尋求得救的徵兆，因而孜孜矻矻，現世打拼，希望藉由在現世榮耀上帝的成就，證明自身得救的命運。從而，也就造就了現世的整體事功與成就。然而，非理性動機終究是非理性動機，它可能表現為不斷地追求現世的財富，永無饜止。從而引起馬克思對此等企業家的強烈厭惡感，並亟思推翻此一統治、剝削階級。

撇開上述功過不論。新教徒的行為究竟是否出於自主？從某些角度來說，我以為可以辯護說他們是自主的，因為他們已經將相關的行為規範內化，規範已經成他們內心的自我要求，而不再只是外在的制約力量。人的所謂主體我，終究不外是遺傳的生理、心理特質與被內化的、形成習性的心理傾向的合成體，除非我們假設真有先在的靈魂。

強調宗教信仰是他律的論者顯然不會同意有先在的靈魂。因此，說內化的心理特質也是主體我的一部分，應該並不是那麼難以被接受。如果否定內化所形成的心理特質，可能就要強調靈魂的重要，或是強調人作為物的性質。想來，這並不是他們議論的初衷。

而且，以抱持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者來說，難道抱持這種史觀不也是一種意識型態，不也是他律？那麼，人的行動自主性究竟要依憑什麼？

我以為，自我並不是一種與環境絕緣的事物，也不是一旦受到環境影響就會完全失去自主性。自我本來就是一種統合體，其中包含著外在事物的成分。只是，所謂的自主的自我，應該是內部高度統一、協和的狀態。換言之，被內化的特質，與其他既存的特質不相矛盾、衝突，也不會因為有內在的矛盾以致於自我失去動能。

我並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卻相信，人與上帝之間的契合，可以通過對福音教義的深度內化，而達到高度的統合。不僅如此，這時候的自我，處於一種特殊的境界，一種自我提升的狀態。這時候，內心的道德感自然昇華，人處於一種富有神性的存在狀態，或者說，人將投射給上帝的完美性，通過對上帝的認同，而還諸己身。總之，人因此而達到超越的境界。

並不是所有的意識型態都能起到這樣的人性昇華的作用。它至少需要兩種條件，一是虔誠信仰，一是所信仰的對象是（被賦予完美性的）超越性存在--上帝。從而人獲得了自我昇華，以及進步的行動力量。

基於條件的嚴苛，這樣的境界並不容易達到。但是，達到這種境界則可能意味著歷史將因此而改觀。民主化因此成為可能，在新教的國度裡首先成為可能。

當然，事情也可以做不同的解釋。所謂民主化，也許是宗教勢力對抗政治勢力過程的副產品。所謂主體性，其實是神佔據人心而排除俗世權力（對人心的滲透）的具體表現。

總之，民主化也可以被疑懼、被批判、被拒斥。

就當代的現實來說，民主化之所以常遭拒斥，因為它是需要嚴苛條件的。如果不具備特定條件，民主化很可能會為我們帶來災難。人們會恐懼民主。台灣在民主化後所經歷的動盪，甚至經濟的停滯，就給大陸一個「很好」的理由拒斥民主化。

因為民主化會帶來許多的問題，所以疑懼、敵視民主化。此等思維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民主化需要普遍自律能力作為基礎條件。而基督新教則提供了所需要的重要條件。

華人社會欠缺與新教相同的教義。從而，華人社會的民主化的基礎條件是可疑的。這是我們必須要深思的議題。我們可能因此選擇放棄民主化、敵視民主化。當然，我們也可以做其他的選擇。無論如何，我們需要從問題的根源處深思相關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