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網上偶然與人討論到劉曉波的一些論點，覺得值得再多討論一些。劉曉波應該是當代中國最有代表性的思想界人物之一，值得大家給予最大的關注。

劉曉波著作甚豐，這裡主要是以他早期的一本書「選擇的批判--與思想領袖對話」為準來談。他所謂思想領袖是指李澤厚。李曾任北大哲學教授，並曾在美國各大學任教。

劉曉波在書中提出他與李思想上的對比。

李澤厚：
強調集體主體性，以社會、理性、本質為本位；目光由「積澱」轉向過去；
將中國傳統文化分精華與糟粕，認為民本思想與孔顏人格為中國文化中最有價值的事物之一。

劉曉波：
強調個人主體性，以個人、感性、現象為本位，目光由「突破」指向未來。
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認為民本思想與孔顏人格為中國文化中最無價值的事物之一。

劉曉波並說，本質、理性是有限的，必然導致僵死、封閉。他推崇感性，感性帶來生命的活力與創造力。他說：最可怕的是感性生命中積澱著理性，因為得不到感性生命力的經常衝擊，用自身的教條性、保守性、有限性去主宰生命。久之，感性生命便異化為僵硬的理性法則。人就不再是人，而是來自外在的異己的力量。任何長時期的理性積澱，都將造成這種死亡，中國人的生命創造力的萎縮，正是這種死亡的反映。

劉曉波盛讚西方的感性的解放，認為感性的個人帶來近代西方科學理性的誕生。反之，中國則因理性與社會性而被束縛。而中國傳統文化所造就的國民性就是奴性人格，也就是無個性、無感性、無生命。

他還說，中國不但缺乏理性的生命進發，而且其理性也僅僅是極為狹隘的、帶有強烈功利傾向的道德理性。…它的主要作用，是對感性生命的壓抑。儒家的道德理性積澱的時間之長，已經形成了厚而堅的心理學刻板結層，不僅生命力被徹底壓抑，而且實證理性、思辨理性、宗教理性也一直處在萎縮的狀態。…要想恢復中國人真實的自我意識，首先要解放生命活力本身，只有生命本身的解放，才能帶來為生命服務的理性覺醒。

劉曉波顯然在思想上是尼采的門徒，試圖顛覆傳統，以再創新局。我以為劉曉波是個浪漫主義者。

對於這種浪漫主義精神，我並不完全反對，但我還是抱持質疑的態度，甚至以為其中蘊含高度的危險性。

理性與感性應該是相激相盪，又相反相成。由理性淹沒感性，會造成悲劇。反之，如果感性淹沒理性，又何嘗不是悲劇？就這個意義而言，劉似乎只強調了前半的問題，而忽略了後半的問題。總之，理性與感性終究不是絕對對立的事物。從而，劉的二分的論述，比較是策略的看法，是針對特定時代背景的問題提法。

對我來說，劉曉波的論述中最重要的問題是「主體性」的問題。

我以為劉曉波太迷信「主體」（這與他反對「本質」概念，有違背之處）。他好像真認為通過個人的主體性可以開展出美好的世界。

讓我套用他的反「本質」論，我以為人根本沒有什麼「主體性」。人有本我(id)，有超我(superego)，有自我(ego)（這些其實也是概念建構），就是很難有什麼主體性。人的本我使人能活動、能創造。但是，這個本我也隨時被「物性」牽引，像禽獸一樣行為。人的超我，可能就是劉所說的社會性，那也可以是僵硬、無生命力的。唯一的機會，是人的自我，或許能做出調和，使我們活得更統一、更適應。但是，那是什麼主體性？主體性在哪裡？

主體性是臆說，是被建構出來的概念。

人常拿著「主體性」概念來要求解放，而實際卻是任性施為。文革就是任性施為。而劉卻痛斥文革，絲毫不肯定文革中人們的作為。

我不是說我肯定文革，而是要問什麼是主體性？怎麼樣才能實現主體性？讓人們自由，結果人們卻肆意搗蛋、破壞。那是什麼主體性？

我們根本抓不到主體性。主體概念是被建構出來的，個人主體的實質也有待社會來建構。個人主體不是自動迸出來的。當國民人格普遍有某種偏向或缺陷的時候，「解放」並不能彰顯主體的美好，而可能是醜陋；並不帶來創造，而可能是毀滅。

多數個人的主體性，其實是由社會來建構的。所以，社會如何建構個人主體性，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反社會，倡個人。這路是走不通的。

那麼，如果是反傳統中國社會，反傳統文化呢？我以為也未必恰當。孔子嘗試建構的個人主體是僵硬的、無生命力的主體嗎？未必。反之，孔子所嘗試建構的「道德主體性」可能是唯一的個人主體性的理想型態。也許，孔子下意識地太偏重家庭人倫，但是，這也不是一個「反」，就可找到正確答案的。

二十世紀初法國社會學先驅大師涂爾幹(Emile Durkheim)曾指出，個人主義是社會發展的結果，是分工的社會才使每個人成為「不可取代的」個體。我深以為然。

涂爾幹曾嘗試指出真正的個人主義為何，他抨擊古典經濟學者們所提倡的功利主義的個人主義。他認為功利主義的個人主義是無政府的、利己的，是一種利己式的自我崇拜。他並說：如果沒有任何超越個人利益的利益，所有的社會生活都將不可能。

涂氏同時也質疑由康德與盧梭所代表的所謂精神主義的個人主義，他認為康德與盧梭是要從孤立的個人演繹出個人主義的倫理，而未能覺察到後者其實是源自社會。

海耶克也曾區別所謂真的與假的個人主義，他指出假的個人主義的特徵是：要把所有的小團體分解成一顆一顆的散沙，成為毫無自身凝聚力的、原子論式的個體。

總之，涂氏與海氏都不贊成原子論式的個人。這與劉曉波的對抗社會的個人概念，相去甚遠。

涂爾幹也曾指出，規範是自由的保障。我個人對涂氏此說最有感觸。

我們一般以為，西方國家是自由國家。但是，我去美國，感受的是他們的生活裡充滿了規範。重點是這是他們的民眾所接受的集體規則，而不只是法律條文規定。他們會遵守交通規則，民眾甚至會自動扮演執法者。但是，在中國大陸，人們遵守公共規則的程度，遠低於歐美日（台灣似乎居中）。有一回，我在北京搭公車，司機先生一路大聲罵街，最後我受不了了，決定先行下車。這當然只是隨便舉例。但是，我要說，因為這樣，所以我在美國生活，反而比在大陸更覺得自在些。我的意思是，在大陸，因為人們不習於守規則，換言之，也就是社會缺少規範，所以我個人的自由反而被剝奪了。我深深覺得，自由確實是需要社會規範來保障。

從而，劉曉波將自由與規範對立看待，並認為傳統中國因為規範太過，以致失去生命力，我不以為然。

德國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認為，西方近代的資本主義制度之興起，關鍵的突破在於新教倫理所衍生的禁欲主義（與營利欲的奇特結合）。他還特別強調理性化的、去人性化的「科層組織」(bureaucratcy)的力量，在當代的重要性。

韋伯的說法啟發了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因此紛紛討論近代西方「工具理性化」的問題。這與劉氏歌頌近代西方（文藝復興時）的酒神崇拜的、感性的創發力量，實大異其趣。

當然，韋伯並沒有完全忽略感性因素在西方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但是，那顯然不是唯一的力量，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力量。

再看日本。日本近代的個人感性發展固然不可謂無，但是，他們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是他們的集體紀律。

要說感性，文革時期的中國大陸就展現了高度的感性。但是，這種感性帶來的，恐怕更多是集體的痛苦，而少有積極性。因為，這裡還缺少一個由社會建構了的、能遵守合理規範的主體。

我並不打算回到天人合一、萬物和諧的傳統理想。但是，我不以為劉曉波依賴「感性生命力」的創發真的是當前中國的一劑好藥。中國人的感性能力是需要開展，但是，那不應該是在與社會性、理性對衝的狀態下來尋求開展。如果是，恐怕會是一場悲劇。

但是，下面，我想指出我對劉曉波的推崇之意。

我認為劉曉波是當代中國少數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之一。比之李澤厚，我認為劉更具有衝決網羅、帶動文化突破的潛能。李澤厚批評劉太情緒化。是有可能。但是，適時的激情卻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時代推動力。

最重要的是劉的批判精神。他批判傳統中國文化，更批判傳統與當代的中國知識份子，認為中國的知識份子怯懦、奴性，卻自我感覺良好。

我不以為他說的都對。但是，他的反省夠深、衝擊夠強。總體而言，中國需要有這樣的批判聲音。

但是，他已經四度入獄。現在似乎還在牢裡未獲釋放。讓我們為他、也為中國的長期發展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