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一再強調「結構」條件的影響，有網友與我爭論「結構」與「個人」的作用孰重，他列舉穆罕默德、雷根等人，強調他們個人能力的重要性；他也引用孔子、曾國藩與蔣公等人的話語，論證人的重要性。以下是我對他的商榷回應。

我不否認不同個人間有差異，包括他們的能力。不過，僅就個人能力的比較而言，由於「能力」概念其實就指涉一複雜結構，所以，真要嚴格而公平的進行比較，已經很不容易（僅就單一向度做比較，會容易些）。

要在「結構」與「個人」之間做比較，是個麻煩議題。那些喜歡討論「結構」概念的社會學大師，沒有人做這樣的比較。他們很可能認為這種比較很荒謬，兩者間有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te)。但是，因為我們企圖做出功過評價，所以很難避開這個難題。那就容我先從比較具體的議題談起：關於卡特與雷根之間的相對評價。

作為領導者，雷根比卡特「成功」。這大概是坊間的共識。不過，這裡仍然可有學理上的討論空間。重要的是，普遍的評價標準本身就是「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的結果。而社會建構過程本身則深受既存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與侷限。

舉例來說，漢代對王莽的能耐與功過的評價，就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某種特定（也就是有侷限的）價值標準。初時，王莽還未篡漢，人們對他的能力與操守都有非常正面的評價，他也因而獲得掌大權的機會。但是，一旦他篡了漢室皇位，社會對他的評價就立即倒轉。他就成了一無是處的皇帝。這裡，或許有一部分原因是皇帝的權責與宰相又有巨大的差別。所以，依「彼得原理」，他會陷入不能勝任的困境。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犯了「非劉姓而王」傳統原則的禁忌。

傳統原則是被社會建構的價值標準。違反者就遭到價值否定。至於王莽真正的能力與品行，其實無關宏旨（他先前既能獲得好評，就反映他未必真如之後所傳那麼惡劣。前後評價的不一致，主要是使用不同的價值標準評價的結果。而且，傳統評價標準很可能是使王莽最後失敗的重要成因。

雷根獲得肯定評價，可能是因為他的確能力較佳。但是，也可能還有另一面，那就是美國社會的既存價值標準或當時美國人心的傾向。美國人渴望重振某些傳統價值，如家庭、上帝…。而雷根能給出或願意給出這些。這並不需要太超凡的能力，而比較是性格與結構條件相適合（符合主流價值觀或多數人的心理期待）。美國民主黨在價值觀上比較偏左，特別是在民主黨長期執政以後，美國民眾就會開始懷念傳統偏右價值，而對長期偏左的政策感覺難以忍受。這時候，雷根的政策正好能迎合大眾的期待。雷根的執政也就能順風順水。

評價本身不只是事後的事，而可能影響執政作為本身。如果評價差，就易使執政困難，從而又影響執政的客觀成果與後續評價。

一個觀念開放的社會（這是一種結構特性），容易讓各種人才出頭，因為它給予各種輔助、鼓勵，而且不會輕易否定個人的表現。反之，有些社會很少鼓勵、輔助，卻常否定個人的表現，特別不鼓勵創新的嘗試或不同的作風，結果常使多數人感覺挫敗，創新的嘗試或不同的作風更是少有成功機會，最後，社會整體也因而難有進步。

舉具體的例子來說，美國大發明家愛迪生讀小學時被認為不堪受教而被學校送回家，其母並不氣餒，自行教育愛迪生，結果大成。如果愛迪生的母親也接受學校的評價，認為愛迪生不堪造就，世間恐怕也就少了一位大發明家。當初的小學教師對愛迪生的評價為什麼如此負面？很可能是因為依據傳統狹隘的評價標準（記憶力、表達力與服從性…），而忽略他的獨立思考能力與想像力。一個堅持用狹隘標準評量人才並依此評價決定支持與否的社會環境，可能就會犧牲掉一群優秀的人才，並使社會發展遲滯不前。其實很多社會都已經經歷了這樣的過程。

當然，對學生的評量固然可能有以上的問題，對政治人物的評量又何其不然？一個社會會形成威權、專制或獨裁統治，通常都不僅只是統治者個人的觀念、意志的效果，背後也常包含集體的評價、反應過程，只是其評價、反應模式可能不合理（結構特性）。試想，如果美國總統候選人高唱「領袖萬歲」的口號，他能當選嗎？但是，在某些時代、某些地方，這種口號卻可能具有神聖意義。神聖意義是社會建構而成，而它可以促進領袖個人的威權形成。

以上所述，大體都是結構因素影響個人成就的一面。

我們當然不宜說：全體個人的表現，相對於「結構」都沒有太大意義。因為這樣的說法正是把「結構」與「個人」看成是在本體論(ontological)上的不同實體。這種思考顯然謬誤。但是，在特定個人與宏觀結構之間，我當然認為個人是相對渺小的，即使他是領導者亦然。只是，我們未必能察覺某些所謂「個人」成就背後的「結構」作用。

關於蔣公「中興以人才為本」的說法，如果人才只是指特定一、二領導者，那恐怕比較有爭議。國家發展所需要的人才應該是各種不同領域的大量人才，那仍然是一種結構特性。舉例來說，德國與日本在二戰後都能很快從失敗中再度崛起，與其說是因為有什麼特別英明的領導者，不如說是因為他們有廣大勤奮、敬業、守秩序的人民群眾。有了這樣的宏觀結構條件，一個稍為不錯的領導者就能表現出卓越的集體成果。

反之，如果認為群體的成果取決於一、二特定領導人才的優劣，那麼，對於國共鬥爭的勝敗結果，我們恐怕就只能以「老蔣的領導遜於毛澤東」來解釋。但是，我卻不這麼認為。雖然我認為毛確實是天才，但是，中共的勝利，我認為主要是階級鬥爭路線的勝利，因為那個時期的中國社會，階級矛盾已經惡化到無法以政策來挽救。而選擇階級鬥爭路線，卻未必是出於理性選擇，也未必與個人智能有絕對的關係。群體意識型態的形成，本身是社會文化結構的產物，而選擇階級鬥爭路線卻主要是意識型態的產物。

再說到曾國藩「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的說法。我們不妨以歐洲16世紀的宗教改革為例。由於馬丁路德與喀爾文等一、二人，改變了基督教，也改變了歐洲與世界，就這個意義來看，一、二人的重要性似乎不言可諭。但是，話再說回來，為什麼宗教改革緊跟著文藝復興而來？

文藝復興帶起了一些人本主義與解放思想，而這種思想又轉折導出宗教改革（抓緊宗教的某些基本元素，而解放其他）。

伊斯蘭教會在七世紀初興起於中東，可能與當時波斯薩珊王朝與（東）羅馬帝國在亞洲勢力的雙雙衰頹有關。宗教信仰主要是提供一種精神聯繫，以促進被統治群眾的團結禦侮。穆罕默德當然有他的個人能耐，但是，他的教義能發揮如許的力量，很可能是它傾向藉神秘且神聖的信仰來合理化阿拉伯人的傳統習俗，所以容易被阿拉伯人所接受。傳統習俗與神秘信念結合，力量遂能強大。總之，這裡，所謂「個人」成就其實還隱藏著「結構」的作用，需要被揭露。

我以上所述就是屬於結構性的解釋，但並不排除特定個人在歷史發展中的創新作用。關於個人行動的可能歷史意義，或許可以用如下的譬喻來理解：一桶汽油與一支火柴放在一起，也許什麼事也沒發生，卻也可能引來一場死傷慘重的火災悲劇。火與油的相遇是緣，故悲劇發生與否有「緣」的成分。而人的（點火）行動，或許又是促成緣起的關鍵。但這並不意味著個人的行動一定具有超乎尋常的力量。

「個人」與「結構」孰先？就創生(genesis)過程而言，我以為應該是同時，並無先後之別。好比人的身體也有其結構，我們不能說人這個有機體出現在先，而人體結構在後。當有機體生成的時候，同時也就有了結構（各部器官及其間關係）。結構就是元素結合的模式與規則。如果有機體先於結構，就表示存在著「無結構的有機體」，而這卻是不可想像的。

社會結構也未必是個人所創造，特別不必然是有意識的創造結果。結構的形成過程中固然可能包含著有意識的行為，但是，意識未必是朝向要創造該結構（譬如性行為未必是出於有意識要傳宗接代的制度舉動），整體結構的形成恐怕更多是無意識的結果。

在清末沈葆禎為紀念鄭成功所撰寫的楹聯中說：「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據我的理解，他應該就是在說，鄭成功最終未能完成偉業，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非人力可控制的因素使然。如果去除這裡的神秘意涵，那麼我們或許可把後者想像成「結構」的作用，結構的作用不同於個人意識與意志，而且非個人意志所能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