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是基督教信徒，但是我似乎一直在表達對基督教倫理的高度評價。這是為什麼？其實，我也會自問這樣的問題。是因為中了社會學者韋伯論述的毒嗎？很可能是。不過，我又自認為並不完全是這麼回事。我對基督教倫理作用的期待，似乎已經超過韋伯論述所點到的那些倫理元素與影響層面。容我試著闡明我的相關想法。

我其實接觸了不少對基督教的批評論述，所以，我會提到孔德、費爾巴哈、馬克思、尼采、佛洛伊德，乃至涂爾幹。這些人幾乎都或多或少對基督教倫理有些不以為然的看法。最簡單的歸納，就是說他們都是持以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思維。所以，他們強調對人的肯定與關注，乃至崇拜；而對於神本主義思想，他們多少都有些隔閡。其實，就對神本主義思想的態度來說，韋伯也和上述這些人是同屬人本主義一邊的。

我這裡嘗試以孔德、費爾巴哈、馬克思、尼采、佛洛伊德等人為代表，簡單分述一下我對這些人的相關論點的不以為然處，以及我自己的相關想法。（涂爾幹與韋伯的想法，我雖然不是完全服膺，但是，要鮮明指出我不同意他們的地方，我大概還做不到。）當然，我首先必須承認，我的批評很可能是盲人瞎馬式的胡亂評論。不過，我還是覺得話說出來，嘗試交流意見，即使說錯了，也比有異議卻只放在肚子裡好。

簡單說說與我不同行的佛洛伊德的論點。佛洛伊德討論道德議題，認為人的道德意識主要是來自人的“超我”(superego)的作用。但是，佛洛伊德顯然對超我的性質與內涵並不以為然。一方面，他認為超我主要是落在人的潛意識的層次。換言之，這也比較是非理性的存在，比較是未經理性意識檢討過的事物。而超我的內涵主要源於社會群體的規範，經過人心內化，變成人的超我；而既有的社會規範也未盡合理。從而，即使將這些社會規範內化，也並不表示人擁有理想的道德。

我的感覺是，佛洛伊德大概受夠了身為猶太人所長久懷抱著的普遍的罪惡感，認為這是很病態的思維，故而亟欲去之而後快，或者，至少是要大幅解構、解放或修改這種由超我所主導的道德。他似乎更追求一種健康的人格狀態，一種由理性自我主導的人格。

我同意，既有的各種社會規範內涵都有被修改的可能，乃至必要。也就是說，這些道德條目的合理性（以正義為依歸所說的合理性）是可疑的。但是，佛洛伊德似乎終究是太個人心理學式的思考，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陷入某種獨我論(solipsism)式的思維。

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首先關切的會是社會的整體秩序。也可以說，是關切如何避免整體社會陷入混亂悲劇。我作為社會學者之一，也是比較從社會的現實面切入來思考問題的。簡單說，社會生活裡，充斥著因為不道德行為造成的悲劇。譬如，最近的一個案子，大陸徐州一名長像清秀的少女，被人拐賣，又說她是精神病患，割舌、下啞藥、用鐵鍊鏈住，供多人洩慾.…。幾十年就這樣過去。類似這種情形的案件據說還有一定的數量。在這時候，我要問的是，相關人等的道德意識為什麼闕如。據說，除了買賣雙方的犯罪外，還有可能牽連到基層的公職人員明知而縱放。甚至，這也涉及高層官員在政策面上的忽視。這種罪惡，如何才得以被消除？這樣的悲劇，如何才能免除？

當某些人在形成自己的健康人格，甚至像尼采說的“超人”人格時候，社會上可能正在上演這樣的悲劇。少數個人的人格健康，乃至超人境界，能夠免除這種悲劇的發生嗎？如果前者並不保證後者，那麼，何者應該優先考慮？

尼采抨擊基督教倫理，認為那是弱者的倫理。但是，至少基督教所強調的是，那是關心、照顧弱者的倫理。要把這種倫理消除嗎？

當然，個人的道德意識，也可以從另外一種觀察層面檢視。譬如我們知道華盛頓曾經很有機會連任第三任的美國總統，但是，他翩然而去，拒絕再競選連任。當然，我們更在意的是，他也沒有通過修憲（像拿破崙、希特勒那樣），搖身一變，成為終身執政、獨裁者或國家君王。如果他那樣做了，不管是否如願，今天的美國很可能就不會是這樣穩固的民主憲政。

相對於美國的華盛頓，我們知道，中國的袁世凱卻走上了復辟君主制的道路。這又是為什麼呢？除了兩國國情的不同外，顯然兩個人的內在修養或心理狀態也大不同。對袁世凱來說，君主的權位可能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但是，對華盛頓卻不然。這又是為何？要知道，兩個人的這種心理差異可能導致了怎麼樣的集體後果的差距；後續的中國，因此發生了多少生靈塗炭的悲劇。

這裡，我試從兩個不同層面來略做分析。首先，權力的吸引力部分來自其實際效果。如果君主無法憑藉君主的權位而可率性指點江山，那麼，那樣的權位就沒有很大吸引力。在基督教社會裡，因為始終強調一種神國與世俗國度的分別，在神的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而神的國度的重要性，至少在思想上甚至是優先於世俗國度的。從而，雖然是處身在現實社會裡，人也就比較容易形成一種較平等的人際關係。換言之，權位的作用就沒有那麼大，而權力的吸引力也就沒有那麼大。華盛頓可以快樂地回到田莊去過幸福日子。但是，袁世凱可能會極度不甘於權力受限，更不肯退隱鄉居，卻結果更慘。這裡，情境的差異，其實是由普遍心態的差異所塑造。

另外，我也相信，基督教一般而言對自律習性的養成是有一定效果的。這種自律習性會自動限制權力的運用，從而權力也就顯得比較沒有意義。即使做了總統，也不能每日醇酒美人，或任意指點江山，那這樣的權力就沒有什麼吸引力。而之所以不能，部分卻又是自律的效果，是自己的內心不允許自己這麼做。總之，最後的結果是，華盛頓沒有讓自己變成君主或獨裁者，從而美國的民主憲政也得到更有力的維護。這所產生的對民眾福祉的影響，恐怕是不可數計的。

但是，如果是作為“超人”，面對袁世凱或華盛頓的抉擇處境，又會怎麼選擇呢？又或者是作為健康、理性的人，又會怎麼選擇呢？以現代人本主義者強調的“自我實現”這個目標來說，是更大的權力能夠更多的自我實現，還是放棄權力更能夠有利於自我實現？我以為，高強度的自律、自制，大體是出於絕對義務式的（康德意義下的所謂“義務”）行為模式，是基督教式的自律。（我想，康德講的義務概念，很可能就是從基督教倫理中獲得的認識）而如果純從個人的理性角度考慮（特別是工具理性式的計算），這種自律、自制似乎並沒有必要。但是，如果缺少這種自律，很可能也就沒有那種境界的社會整合秩序。

總之，我的意思是，那種被認為“不（盡）理性”的倫理行為，其實可能是社會整合之所必要。基督教倫理提供了這種倫理，所以西方才得以率先走上較穩固的民主憲政。總之，從社會的整合秩序來看，基督教倫理可能是集體理性（而非個人理性）的一個較佳範例。它作為集體理性，要從不同於個人的、比較是歷史社會性的觀點才能夠看得更清楚。

當然也有人極力強調基督教世界的種種罪惡。這個議題是可以討論。但是，人們其實早就用自己的腳做出了判斷與選擇。對此，我就不多置喙了。

至於有一些社會主義者，如馬克思等人，似乎想要在基督教倫理之外，另外找到更合理的社會秩序模式。這種嘗試值得鼓勵。人確實可能找到比以往任何一種社會秩序模式（包括基督教世界所提供的模式）更佳的新秩序。但是，以馬克思提倡的共產主義體制來說，至今明顯是失敗的。不但是蘇聯與東歐自承失敗，其實，中國大陸的實驗也是明顯失敗的。除非把政權的維繫與否視為秩序模式的成敗的判準。中國大陸此刻的體制，更多是法西斯的模式，而不是什麼社會主義模式。社會主義體制標榜它的貧富不均程度低，故優於資本主義體制。但是，除去一些規模較小而且落後的國家，現今的中國大陸，貧富不均程度可能居各國之冠。而且，其貧富不均恰是權力不均的結果。也就是說，它的權力也極度不均。從而，權力也就更顯得吸引人，更成為人人爭奪的稀罕資源。

我以為，共產主義式社會主義的失敗反映的是集體理性的難明。為政者可能很希望提升集體理性，並以之提升社會整合秩序。但是，集體理性卻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讓人難以捉摸。事實上，基督教倫理卻已經就提供了一套範例，也可以說是典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共產主義其實已經部分參考了基督教的組織模式，包括運用“意識形態”以輔助組織運作的這一點。如果北歐的幾個國家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他們的體制可能被認為是舉世最優越的，那麼，那是什麼樣的社會主義體制呢？除了強調福利制度外，他們還有什麼特色？我相信，強調社會福利就是基督教倫理的特色，而他們人民心中的普遍平等主義傾向，也是使他們成功的重要因素，而這其實也源於基督教倫理。也就是說，北歐國家的成功，很可能是現代化和基督教倫理的更佳結合的結果。

說到底，社會道德還是需要由集體意識來支撐；而神則是促使集體意識昇華的重要助力。人類社會就是需要某種超越性的事物。神就好比阿基米德的立足點。缺少這個立足點，集體理性就無法向上拉抬。

“集體理性”可能很虛無縹緲。有些人嘗試追求、實踐集體理性，結果卻可能實踐為集體非理性。於是，我回頭相信，自由民主憲政就是集體理性的最基本要件，而它背後的基督教倫理則是已經存在的典範。拋棄自由民主憲政這個原則、否定基督教倫理的可參考意義，而講究所謂社會主義式的集體理性，從已經發生的歷史來看，結果是令人遺憾的，即使它在某一段時期裡好像也曾意氣飛揚，成就非凡。

孔德曾經試圖提倡的“人類教”，早已經煙消雲散，不復被注意。費爾巴哈的聲音，也早已經連共產主義者都拋棄了。也許費爾巴哈的某些基本觀點其實是對的，但是，後續怎麼走下去，答案還是要由我們後世的人來尋找。

當代人本主義思潮方興未艾，但是，真正的路還不知道在哪裡。已經嘗試的那些路線，幾乎都已經嚐到苦果。是因為神被人拋諸腦後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