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過世，令人深深遺憾。恐怕他的過世，會帶來一陣對中共的批判聲浪。大家都知道，劉曉波之所以入獄，主要是因為他積極參與產生的08憲章草案，其中強力提倡自由、人權、民主與平等等原則，乃至關於聯邦共和制（註一）的構想，顯然犯了中共的忌諱。

中共的確還是個不夠重視人權、法治的國度。晚近又漸漸有走向牘武、放棄和平崛起路線的傾向。異議人士劉曉波的入獄與早逝，也標誌著中共政權的這些問題面。

對我而言，我的遺憾是很難完全化為言詞的。如果我是簡單的中共政權擁護者，或者，我是完全反對中共政權的人，也許我的遺憾都比較容易表白，但我不是。

我認為中國社會確實有許多的結構性問題。要解決這些結構問題，不太可能光是直接套用西方所建議的那套民主、自由制度，就有好的結果。一百多年前，中國試過走向民主化。而實際的結果大家都知道。只是很少人承認那就足以反映直接套用西方民主制度不可行。而我堅持認為，要民主化，要有結構條件，也要訂定適合既有結構特質的政治制度。當然，可以漸進修訂制度，朝向更多人道與自由。但是，期望一蹴可幾，是非常危險的想法。

我很相信，歷任中共領導者的諸多做法，儘管常讓西方不放心，但是很可能都是出於主觀上對中國的國家大愛，而不只是對中共政黨之愛。當然，長遠來說，他們的具體作為究竟是利中國，還是害中國，很難說。坦白說，我傾向認為中共的改革路線是過激而不夠理性，從而長遠不利於中國的。它需要被改革，特別是在政治層面。

但是，對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者，我也有比較複雜的想法。一方面，我當然同情他們，但是我也常對某些改革行動感覺遺憾。一個主要遺憾是：激情、感性往往成為改革運動的主要推力，卻常嚴重欠缺溝通理性。結果，不僅是改革與被改革者間無從平和相處、理性對話，即使是同為改革者，也常彼此互斥、衝突。譬如，像曹長青這種六四異議人士，卻與同為六四異議人士的劉曉波變成對立、鬥爭的不同派別。我並不欣賞曹長青，但是，以他為例，可看到一種情形：改革者彼此間互存異見，而且不能相容；凡有異見，就要致力把對方鬥臭、鬥垮。如果我們跳開來，從長遠來看、從總體效果來看，這種對立、鬥爭誠屬悲劇！國共之間、台灣藍綠之間，其實都是不同鬥爭故事的相同形式結構的悲劇。

如何讓改革努力成為真正引導社會通向幸福之路的過程，而不是激情引爆衝突，卻不知道最後結果為何的任性。這是我們大家必須共同思考的重點。改革進步可以緩慢些，但是要有累積性，而不總是互斥性。

撇開對改革運動的遺憾，我對近代中國各不同的改革主張與實踐其實都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不只是像六四異議人士，也包括更早期的改革者，像是國共雙方，乃至梁啟超等。基於此，我並不打算從一種極端反共的立場出發，從而形成我對相關人士的臧否。換言之，我不會因為反共，所以無條件支持批判中共的劉曉波；同樣地，我也不會因為極端反共，所以因為認為劉不夠反共而批判他。我佩服劉曉波的才華，也肯定他的努力，更衿惜他的犧牲。

不過，我其實並不完全贊成劉曉波的一些主張。譬如他在「選擇的批判」一書中，他強調與哲學家李澤厚不同的理念。他不贊成李的「理性」原則，而強調「感性」抒發。依照劉的說法，李澤厚是強調集體主體性，以社會、理性、本質為本位，目光由「積澱」轉向過去；並將中國傳統文化分精華與糟粕，認為民本思想與孔顏人格為中國文化中最有價值的事物之一。劉曉波則強調個人主體性，以個人、感性、現象為本位，目光由「突破」指向未來；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認為民本思想與孔顏人格為中國文化中最無價值的事物之一。

我以為，雖然理性也有許多問題，我們固然應該檢討理性，卻仍不宜因此背離理性，以感性為師。而在個人與社會之間，我也認為，社會最終應該重於個人，只是，我們未必要強調壓抑個人。本於壓抑個人的原則，未必真有利於社會。另外，他說要讓西方殖民中國三百年，也顯然是過激言論。

總之，對於劉的主張，我覺得未盡妥善。我隱然覺得劉還保留著一些文革造反派的氣息。

當然，無論如何，更重要的應該是：不論劉的主張是什麼，司法都應該有更鮮明的程序正義，而言論自由原則也應該受到基本的尊重。顯然，在政權維穩的前提下，程序正義與言論自由原則也就不那麼重要了。就此而言，無論如何，我們仍然應該在此時表示哀悼劉曉波，並批判中共對待異議人士的作為。

這裡，我還想稍作進一步的討論。中共作為一政權，為維護政權而做出些不人道的事，固然讓人失望，但我並不認為這只是這個惡劣政權的錯誤。這背後其實有部分是一群人（未必都是這個黨的成員）的典型思考、反應模式。我認為這種思考、反應模式才是悲劇故事背後真正的主導力量。

這種會造成悲劇的思考模式有可能是由這個政權所灌輸。但是，會造成悲劇就等於是一種反噬的效果（註二）。而且，我認為這種思考模式並不完全是這個政權所能掌控。嚴格說來，實情很可能是：這個政權之所以會有這種思考模式是先前結構的結果；政權是「再製」一種扭曲的思考模式。這是我們要能透視的環節，否則恐怕就無法找到真正的問題解藥。

批判特定政權，不能說沒有意義。但是，將批判聚焦於特定政權的惡意或私心，卻未必公平，更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檢討並調整結構、改變某些思考模式，應該才是更根本的做法。近代的中國，已經經歷了太多我指責你、你指責我的紛亂爭吵，而深刻的、結構性的檢討卻相對不足。如果劉曉波的死，也只是讓這種互相指責又再度上演，跳開來看，只有覺得遺憾。如何超越改革陷阱，避免改革形成零和遊戲，需要大家超越主觀的智慧與理性。

註一：
據說劉曉波本人的國家體制構想，比聯邦共和制更為激進（也就是更偏向允許西藏等地享有高度自主性），但他為與其他參與研擬憲草者達成共識，所以並沒有堅持己見。

註二：
悲劇也許乍看只是少數當事人的災難。但是，長期來看，仍然會反噬那個製造悲劇的體制或執政政權。執政政權也許一時並不被悲劇所反噬，但是，債終究需要清償。只有過於急切要看到惡報的發生，才會以為沒有反噬。而更重要的是，執政者會要以帶給個人傷害的方式來壓制某些個人行動，本身就反映出結構性問題的存在。把悲劇簡單歸咎於執政者個人的惡意，就看不到更深層的結構問題，也就無從消除問題的真正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