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在風靡「光陰的故事」，是一次眷村生活與文化的再現。我在網友藍鳳凰家裡看到的「我也是有娘的孩子」這句話時，感觸特深，沒留言，只能流淚。

印象中，老爹罵我們小孩的時候，常提到我奶奶，都說他多聽奶奶的話。難怪小時候兒歌會唱「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個寶」，老爹有時候自己唱都會流淚，邊笑邊流淚。尤其看國劇「四郎探母」。在那一代外省人的心裡，「有娘的孩子」算是一種溫暖的召喚。

他二十二歲來台，到雲林教過書，差一點娶雲林小姐。但老爹當時依然想回山東，也清楚山東與台灣差異太大，怕到時候台灣老婆不想去山東，到了山東離台灣遠也會想家。愛情～就隨風而逝。

儘管我的「眷村」不是軍人村子，然而，那種緊密、鄰居過度關心的感覺，讓我害怕。岳父岳母家鄉在台南縣歸仁與關廟，感覺一樣，緊密、沒有個人自由。因此，不管是本省掛還是外省掛的老村落，我都不喜歡。

當時看到民進黨友好組織想推眷村保存計畫，我心裡很排斥，因為我認為外省人不宜當作特定「標的」來對待，就像我也反對客家事務委員會、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只要對政府業務「稍有」瞭解的人，都會反對這兩個族群委員會成立的必要，浪費又沒效果，只是更形鞏固目前的權力結構。記得到台東訪問社區，社區頭人很不好意思的說，某些部會看到他們有成績，都會主動提供計畫。

「我們人就這麼一點，給我們那麼多錢幹嘛？但又不好意思說不，因為我們真的怕明年政府計畫有沒有延續。實在是兩難。」

無言。

聯合報提到台灣當初政權轉移時，一群講日文的菁英，一夕之間變成邊緣人的感慨故事。想起八年前在倫敦念碩士其間，每天都在講英文，宿舍與其他非華人學生住，有西班牙、賽普勒斯、希臘、BBC（英國生的華人）、還有兩個英國本地女生。當時覺得很好，強化英語。但可能沒轉換好，有一天早上醒來坐在床上發呆，突然不清楚，

我該說什麼語言？

當我思考或自言自語時，該說「中文」或「英文」？

瞬間，我體會到當初國民政府治理台灣時，這一批社會菁英突然變成語言邊緣人的處境。我說中文可以頭頭是道，但英文再好也不會像本地人那麼到地。記得有人說自己在英國像斷手斷腳的，儘管「會說英文」，但不代表英文說得快狠準！

今天，台灣的官方語言就是國語，我不必經歷「語言轉換」過程。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還需要有一個語言轉換的過程哩，在語言使用上，我認為他們是弱勢，我是主流強勢。儘管在生活上，許多地方會用到閩南語，但又不是天天被強迫講閩南語，我有權選擇那些不逼著顧客說台語的商店。

不過，可悲的是，外省人除了「國語」，絕大多數已經沒有母語記憶。對照於原住民、客家、閩南族群還有豐富的母語而言，是一種悲哀。說國語是外省人的專利，也不盡公平。最起碼，跟我爹那一輩來台灣的老外省人，彼此溝通也很痛苦。老爹常笑其他外省叔叔伯伯的口音，上海腔、四川腔、浙江腔。

國語不是第一代外省人的專利，他們也受盡「國語」的折磨，只是沒有被論述。

我認為，國語是第二代外省人（所謂「本省第一代」）的「專利」，因為我們認為國語是正常的、應該的、必然的。而且，我們在家也不會學著說各種外省方言，都認為應該要講國語，而閩南或客家、原住民朋友在家還會說自己母語，因此練國語的機會少了一半，自然不可能字正腔圓。但有趣的是，我小學中學班上的第一名、演講冠軍，是個「閩客混」的同學，沒人打敗得了他，獎狀已經可以成好多冊，我的只有兩張貼在牆上，實在是無法相比。

至於外省文化，我認為，當年鄭成功帶來第一批正式統治的「外省人」已經是本省人了，今天的「外省人」也成為台灣社會的一部分，不需要再強調「外省」，只要別拿統獨信仰當作批判族群的依據就好。

一天到晚將「意見矛盾」轉為「敵我矛盾」，很難對話。

於是，民視拍出許多閩南生活，如「愛」、「鳥來伯與十三姨」等，可作代表。吳念真、侯孝賢當初也拿自己家鄉歷史為基礎拍出「悲情城市」，電影中應該很多閩南村落場景。王偉忠則盡情打造眷村故事王國。我相信，這些文化工業的力量遠比政府政策有力。

與其透過政策保護各族群傳統，不如讓有理想的藝文工作者們將各種族群與生活文化轉為可以吸引大眾閱讀與欣賞的小說、電視、電影作品。

早期台灣的新浪潮電影，小畢的故事、國四英雄傳等，就是有理想、有個性的劇作家將生活故事變成視聽節目，反而比政府補助影響更大。而且，這類故事還能凝聚出新世代的共同記憶與價值觀，如同電視連續劇「星星知我心」。

談到此，不禁讓我想起英國的三大肥皂劇，「East Ender」、「Emmerdale」、「Coronation Street」，分別在倫敦、西約克郡、曼徹斯特三個地方拍攝。藉由分地區的拍攝，無形中分散倫敦為中心的圖騰，讓其他地區的人與故事都能得到媒體重視。英國這三大肥皂劇，不斷地重複拍攝，藉此凝聚各世代的「共識」，創造集體記憶。不過，好像都是在英格蘭，沒看到蘇格蘭、威爾斯、愛爾蘭的故事，難怪常有各地想獨立的新聞（一笑）。

台灣早期三台若也以台北、台中、台南作為節目的發想，或許也不會造成「重北輕南」的後遺症。

英國連續劇節奏快、轉折快、說話怪，讓我這個從小看好萊塢影集長大的人很不習慣。他們喜歡「再現」（好萊塢也是如此，每到固定時間就會重拍以前的經典電影），不斷地將經典影集重新製作，找新人演出。

這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利用媒體創造集體記憶，降低地理上的中央與邊陲概念。

至於台灣的電視電影與各族群文化，由各文人自由地、盡興地書寫創作吧，政府還是別插手亂補助，免得補出四不像文化。

就像現在客家花布，很多閩南伙伴說「誰說花布是客家人的專利？怎麼小時候我家賣的東西變成客家啦？」「我家變客家」這句話很經典，因為閩南籍設計師們為了搶計畫，大概也沒多做什麼徹底的研究，計畫時間緊迫。

通常「一年期」計畫，只有半年左右的操作時間，行政流程就跑了一半。這是不分藍綠的政府通病。

國劇「四郎探母」開場白的「四比」：「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南來雁失群飛散，我好比淺水龍困在沙灘。」

從一月底到現在兩個多月，我對「四比」的感受很深刻，不在學校宿舍自己出來找地方住，遇到各種挑戰，又遇到語言與文化的差異，無奈與挫折感特重。父母當年來台灣時，生活上也遇到許多語言不通、文化隔閡的無奈吧。

朋友說「珍惜所擁有的，不要想沒有的」這句話很受用。環顧四周，我跟太太擁有彼此，有小火爐、大房間，陽台、大鏡子、安靜的室友，還有義大利女生這個「氣」頗合的室友，已經很好了。

當年楊四郎也在敵國適應生活差異，尤其心裡的折磨。有時候想，活著的人反而是被詛咒的。弔詭的是，四郎探完老母之後，依然回到「敵國」當駙馬爺；如同老爹，回到青島，最後還是選擇跟他的南京老婆（我母親是南京人）在台北長住。

敵國焉？同國焉？東方焉？西方焉？

光陰自己會安排故事的發展。

圖片說明

在皇冠大飯店的一樓酒吧。四月一日，我以為G20高峰會第一天就開始，跑到會場附近湊熱鬧。現場警備森嚴，但沒有抗議民眾。因為當天大家都在市中心抗議，我們跑錯地方。離「Excel」會場五百公尺左右，馬路兩邊是新住宅高樓與大飯店。我們有點害怕被警察盤問，所以看到這家飯店就鑽進去，順便看清楚路上的情況。這一「小餐」總共四鎊，兩杯咖啡、兩塊可頌，在英國相當划算，這還是大飯店哩。確定狀況後，我們繼續往會場前進，但終究不敢太靠近，後來轉到河邊散步，順便看房子，這些房一週要價兩百二十、三十鎊，一房一廳，包含健身房設施與停車位，只是離市中心有點遠，位於三區。

要是住在這裡，可能每天賴在家享受河景風光曬太陽吧！等老了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