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進學校沒幾個月，就聽學長說畢業前得攀上三個地方：鐘塔頂、教堂屋頂和藝術中心屋頂。也不知他是以訛傳訛、還是純嚇唬人；總之，我們還當真了好一陣子。

        藝術中心的屋頂最好爬，找把椅子一攀就上了後方的放映室平頂，從那兒再上主屋頂就不怎麼費事。由於屋頂都是倒傘形，每一把「傘」上面就形成一個四面略微向內傾的小空間；選一個夏夜在上面聊天看星星，是既愜意又風涼。在畢業前的一晚，我、重平、曦、齡和時為助教的永洪兄帶著淡酒和些許食物在傘頂上渡過前半夜，就算是一場不正式的告別聚會吧。那時我們剛甩開投入數月而痛苦不堪的畢業設計，心理上難免是空虛、失落外加淡淡輕愁。

        要上教堂的屋頂，似乎是最不可能。許多年後我遊到義大利，發現愈大的教堂愈容易上屋頂。米蘭大教堂和聖彼得大教堂都專門設有迴旋梯，遊客只要有體力又不怕擠，總還能上得去（那些教堂屋頂都有著許多雕像，這些雕像的正面固然是或莊嚴或聖潔，但其背面卻只粗具形體；大藝術家如米開蘭基羅也還得要找機會省點力）。我們這小教堂要想攀上去，再笨的人也知道不可能從那又陡又滑的曲面牆下手。原來教堂內部有一維修用的直爬梯，可以直通屋頂窄小的平台。有一次屋頂十字架正在更換，有位同學就稱機爬了上去；回來得意自誇，說在上面的景緻如何精彩，弄得眾人羨慕不已。我們其餘人的大夢，也就只能打消了事。

        終於有一晚我約了重平和岱文，去試爬鐘塔。當時的鐘塔位居文理大道之端點，白天雖是眾目睽睽，到晚上則杳無人跡。我們選晚上去，多少有點犯罪心態。那鐘塔是本系某學長競圖得獎之作，是以一系列黃金比的框架形成約四層樓的高塔；其構想雖簡單，卻成就了優美如雕塑般的造型。那晚我們費盡辦法後，終於爬上它的第二層板。由於混凝土版其厚度既不利人手握持，而要上攀時人身體有部份懸空，難度很高。第一層板與第二層板之間距離最小，人要彎腰蹲低才能擠入；二、三層板之間稍高，人可屈膝直立；再上去一層比一層高，我們就沒敢再試。

        雖然那攀上三個高點的傳言已不可信，在校園一帶攀高總還是可為之事。因為樹木漸多而密，人在地面上總不容易望到遠處。而「遠處」常常意味著陌生的土地，有待探索。其實鐘塔一帶地勢已高，早先確能望到市區完整的天際線；當年夜間那一帶多麼清靜，如今卻成了教學區六、七個學院之間千百師生日夜經過的所在。

         有一陣子夜間，西北側的圓形水塔上曾經擠滿了一對對約會的學生，沿著邊緣而坐；那顯然並不是理想的約會地點，但至少風涼又有點景觀。晚上極熱鬧的所在到早上卻大不相同：我和岱文偶爾會在清晨攀上水塔去背英文，既安靜又不受打擾。後來新建築館完工後，那三樓朝東的陽台又成了最佳的瞭望台；但我猜想，今天本系的學弟妹們大概少有人會注意那個小陽台吧。

         約十年前，有緣設計了社會科學學院的大樓，位於校園最西也是最高的位置。在完工時我站上四樓的前陽台，再一次望到了更新、更高的城市輪廓。我希望，這裡的學生能夠志氣宏偉，而教師們能夠心胸寬闊。必竟，這種壯麗的視野已經愈來愈稀有了。

        在坪頂上的那些碉堡，當年必定是極佳的展望點吧。可惜那些以鋼筋製成的爬梯早已鏽蝕，我們沒人能上得去。今天，那些碉堡已被密集的房屋所區隔，而幾近消失無形。

        登高而望遠，原是人類的本性；藉著望遠，而知自身之所在，而知鄰里之大略。我一直覺得年輕人的志氣與大環境有一種微妙的關係。早期校園一帶地廣人稀，於是往高處眺望、往郊野探索自然成為我們這些年輕人熟悉環境的必然做法。那時除讀書外別無它事，週末在田埂和黃土地上四處游蕩，也自然成為一大樂事。三十多年後，校園裡外已經相當程度的都市化了，人們透過地圖和各種導航工具，地球上已少有角落可以遁形。於是所謂登高望遠，也愈來愈無所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