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蚊子並不是社會學研究、分析的客體，因為社會學是一門研究工業革命後之「現代社會」（在這之前的「古代社會」則主要是人類學在研究）的學科，不過，在目前的台灣社會中，蚊子跟我們的日常生活倒還有蠻密切的關係。

最基本的一點，就是功能論的角度。台灣社會因為有蚊子的存在，以及蚊子被媒體、學校、家庭等「社會化機構」塑造出來的侵犯危害人類的社會形象，使得社會成員會想要透過一些方式防治牠們，電蚊拍、防蚊液、電蚊香等產品也因此有了市場，另外一方面，有關蚊子的「專家知識」也就因而有了論述權力。

也就是說，蚊子在台灣社會的結構中，主要是發揮了使一些行業、領域得以在社會中佔有一個位置的「正功能」，但這樣的功能，有時候也是以蚊子的這項「反功能」為基礎：造成日本腦炎、瘧疾、登革熱等至今仍在人類社會中散播的傳染病，加上其叮咬常使人們的皮膚紅腫、發癢，使得人們認為驅除蚊子有必要。

另外一個也很普遍的，則是符號互動論的角度。由此，像是台灣每年到了夏天，社會的日常生活領域裡，就會出現許多跟「蚊子」有關的社會互動情境，像是：「晚上要記得把紗窗關好。」或者出外旅遊的時候，也可能聽到這種提醒：「要噴些防蚊液。」或者，就是將沒有用的建築，賦予跟「蚊子」有關的意義。

公共衛生、醫療領域的學者專家們，在跟日常生活領域的庶民作互動時，常會指出，髒亂、積水的環境當中，容易滋生蚊蟲，而當我們聽說某地蚊子很多時，也會把那個地方跟髒亂、長久不整理打掃等意象連結在一起。在這方面，蚊子被賦予的符號意義，主要就是「髒亂或長久欠打理之環境的象徵」。

此外，蚊子也跟咱們傳統社會規範對子女「孝順」的角色期待有關，有個孝親的故事就寫說，兒子到晚上光著身子去給蚊子咬，使得牠們吸飽了血之後不會去叮咬其父母。雖說社會中的情境事例不止一個，不過這些例子都反映出，社會成員對蚊子賦予的一個普遍的符號意義：一種必須對抗、防治、規避的敵手。

不過，之前我對蚊子的「生命權」表意見後，有朋友舉了沈復〈兒時記趣〉的段落：「夏蚊成雷，私擬作群鶴舞空，心之所向，則或千或百，果然鶴也。昂首觀之，項為之強。」很明顯，沈復這段跟讀者作社會互動的話，是把眾多的蚊子賦予一種截然不同的符號意義，也就是「舞空而吸引人的群鶴」。

如此，蚊子在人類社會中，除了主流的「必須驅逐的禍害」這個符號意義外，可能還多了「像鶴一般」這個非主流的符號意義。從後現代符號學的觀點看，這便是蚊子這個「能指」，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所指」，從這個觀點看，如果「愛人及蚊」地將蚊子比作人，而去討論蚊子要不要死，則這裡就有三個「所指」了。

綜合而言，如果要認真地對「蚊子跟人的社會關係」做個簡單的注解，則它可能跟這樣的關係模式接近：「越軌者」與「正常人」之間的關係。蚊子就跟越軌者一樣，都常常被跟不良的環境聯想在一起，他者也對其皆有驅逐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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