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臺灣民眾黨，目前臺灣民眾所認識的是柯文哲、蔡璧如等人在2019年發起創立的，而臺灣在日治時期，也曾經短暫出現過另一個臺灣民眾黨，那是蔣渭水發起成立的。

這個臺灣民眾黨創立的背景，可追溯至臺灣日治時期興起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自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進行時，臺灣有識之士即開始籌組政治結社。他們意識到如果沒有合法的政治結社，無法動員民眾的力量去和統治者階級抗爭，只憑個人陳情的效果卻微乎其微；其次，對於民眾的政治意識的啟發與政治教育的普及，最好的方法仍莫過於透過政治運動的實踐，加以訓練與提高。

1922年，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石煥長發起結成「新臺灣聯盟」作為臺灣第一個政治結社，最後即因治警法實施等原因無法展開活動；1923年1月8日，臺灣實施【治安警察法】，對臺灣文化協會涉及政治運動的取締，已有法律明文可作依據，此後對於文化協會的政治性活動，取締更趨嚴厲，這也促進組織政治結社的動機。

1927年2日10日，蔣渭水、林呈祿等人集合於霧峰林獻堂家，蔣渭水提出組織臺灣自治會，回臺北後積極籌備，時當局偵知後，同年2月17日以禁止自治主義將印刷品沒收，而該會簡要綱領甫一披露，當局即以該案「明示殖民地自治主義，違反本島統治的根本精神」為由禁止其活動。

為此，蔣渭水把會名改為臺灣同盟會，仍因綱領、政策與臺灣自治會相同，被當局偵知後由臺北州警務部長對蔣氏警告，禁止其活動；1927年3月23日，東京帝國大學矢內原忠雄來臺考察，4月10日起由蔡培火導遊全島，在屏東、臺南、嘉義、彰化、臺中、新竹、宜蘭演講，受到熱烈歡迎。

原本一度意志消沉的臺灣文化協會舊成員，因為矢內原忠雄教授的訪問，使他們對於政治結社的問題起了鼓舞作用；同年5月3日，蔣渭水、謝春木、蔡培火集合於林宅，對結社問題予以具體化。

同年5月29日下午三時，於臺中市新富町聚英樓宣佈組成臺灣民黨，出席者68人。發出宣言決議，選出蔡式穀、蔡培火、蔣渭水及邱德金為臨時中央常務委員；然而在蔡培火向當局提交申請後，臺灣總督府當局仍以【治安警察法】命令禁止結社，即在6月3日以妨害治安為由依【治安警察法】第8條第2項發出正式禁令。

臺灣民黨被禁止後，其舊幹部計畫重新籌組政治結社，之後預定名為臺灣民眾黨，並推謝春木與政府交涉；1927年6月16日，日本政府當局提出禁止奉民族主義及不能由蔣渭水支配為條件；謝氏表示組織為合議制，並且不表明民族主義。

最後，這些人在1927年7月10日臺中市聚英樓原址舉行「臺灣民眾黨」結黨式，出席黨員62人，推洪元煌為議長。通過黨則，選舉彭華英、黃周、謝春木、陳逢源、陳旺成為委員，發表綱領政策，臺灣民眾黨正式成立。

蔣渭水、林獻堂等人領導的臺灣民眾黨設有地方支部，之後為尋求農工階級的支持，1928年2月在蔣渭水的領導下還成立了臺灣工友總聯盟，但後來該聯盟組成擴大，反而決定臺灣民眾黨的行動和思想，臺灣民眾黨的政策被視為遷就階級鬥爭的傾向，與建黨時所標榜的全民運動頗有偏差。

1929年1月10日，臺灣民眾黨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增選陳其昌、謝春木、黃周、黃旺成、邱明山、邱德金、廖進平為常務委員，事實上民眾黨的領導權已掌握在蔣渭水一派手中。

至此，林獻堂、蔡培火、蔡式穀、陳逢源等民族主義有力者，已和臺灣民眾黨貌合神離，在實際活動上並不發生直接關係了，蔣渭水對工農運動的支持，使得蔡培火認定蔣為第二個連溫卿，於是雙方又開始分裂，直至1930年8月，林獻堂等創黨元老再度出走，成立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1930年代，隨著日本國內軍國主義高漲，終於在1931年2月18日臺灣民眾黨第四次全體黨員大會進行中，臺北警察署長出現會場並出示「結社禁止命令」，當場聲明臺灣民眾黨業已被取締，解散了臺灣民眾黨，蔣渭水等人遭到逮捕，蔣渭水本人並於1931年8月病逝。

蔣渭水創立的臺灣民眾黨，其政治意識形態包含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三民主義、民族自由主義、公民民族主義，屬於中間偏左的政黨，至於柯文哲、蔡璧如等人創立的臺灣民眾黨，其政治意識形態為自由主義、一五新觀點、九六共識，我想一些藍營支持者會對柯文哲有所期待和認同，大概就是他的這一五新觀點，也就是2015年提出的兩岸一家親論述，再加上他之前常抨擊民進黨。

但我始終認為，兩岸一家親是柯文哲騙選票的說詞，柯文哲政治立場的本質，在我看來始終都是綠營，還是深綠，但卻演得讓很多民眾相信他是中立的，然後鼓吹投票給他(但臺灣的綠營人士，很多喜歡偽裝中立來騙選票)，反之以前同樣成立臺灣民眾黨的蔣渭水，他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感就比柯文哲強得多。